钱学森的英雄事迹（优秀7篇）

钱学森是中国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享誉海内外的杰出科学家和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之一。差异网为您精心收集了7篇《钱学森的英雄事迹》，希望能为您的思路提供一些参考。

钱学森事迹 篇一

本文从诗的构思、画的表达和诗与画的关系诠释了纪录片《仰望星空》的美学意义。指出在诗的构思方面，实现了整体与部分、正面与反面和场面与细节的结合；在画的表达方面，则体现在对特写镜头的处理，突出主题的表达和情景再现的运用上。“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通过诗与画的交互利用，呈现出具有表现力的构思和具有情节性的画面，实现了诗与画相结合的美学效果。

【关键词】

电影纪录片；《仰望星空》；诗；画；构思；表达

为纪念我国著名科学家、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钱学森百年诞辰，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联合中国教育电视台、杭州文化广播影视集团出品的大型电影纪录片《仰望星空》于2012年3月13日上映。该片以钱学森经历的百年中国历史为主线，全面展现了钱学森的一生，反映了以钱学森为代表的一代仁人志士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所作出的无私奉献。影片还首次大量呈现了钱学森夫人蒋英和其子钱永刚对钱学森生活情景的回忆，文献资料弥足珍贵。

作为主旋律纪录片，以表现杰出人物为题材似乎已司空见惯。然而，正如莱辛所言，凡是乍看起来象是限制艺术和削弱的东西，也许是一种明智的而且对我们有益的节制。[1]事实上，本片的核心魅力即在于钱学森的个人魅力，而对于这样一位观众既熟悉又热爱的科学家的诠释，则需要纪录片通过大量细节的纪实还原，在自律和他律的基础上实现形式的创新，该片的创新即体现在诗与画的结合。诗与画，两者皆是集理性因素与感性因素为一体的，通过外在形式表现现实之美的艺术。不同的是，前者是时间维度的表达，后者则更倾向于空间上的并列，在纪录片中，诗与画的表达即体现在对情节的构思和对画面的表现上。本文就从诗的构思、画的表达和诗与画的关系来诠释该纪录片的美学意义。

一、诗的构思

诗是一种动态的表达，借助言语方式，擅长时间轴的情节架构，在鉴赏过程中需要受众主观介入以填补节点的空白，因此常给人以通感的感官体验。该纪录片在诗的构思方面，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

1、整体与部分

诗的整体不仅仅是部分在逻辑上的演变和物理上的总和，意象的表达使其具有大于整体的意义空间，通过调动主观能动性来看见溢于整体之外的“看不见的东西”，更具美学价值。该片以钱学森一生的经历及其所处的时代作为素材库，去粗取精，实现了整体上的简练和部分上的丰富。在以钱学森为主线的基础上，穿插了包括郭永怀遇难、发射前解决触点不灵问题等情节，在纵向上显示出一个“中华民族的钱学森”；在横向上则表现出不同时期包括钱学森在内的一批仁人志士的革命情结，这种纵深感不仅丰富了钱学森的人格内涵，同时也升华了主题，表现出中国人民为国家繁荣所付出的不懈努力。而莱辛在《拉奥孔》中对于诗中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则有这样一段描述：“如果对整体的理解也应该是生动的，那就不能让个别的部分显得太突出，就应有一种较高的光线平均地普照全体。”[2]在《仰望星空》中，对于不同时期的钱学森和不同角色的钱学森的刻画，即体现了“平均受力”。该片并未因其在某个时期或某个领域的卓越贡献而浓墨重彩，于是我们才有机会看到求学时的钱学森、生活中的钱学森和退休后的钱学森等。

2、正面和反面

冲突之于情节的意义，恰如情节之于纪录片，它能够予之以活力。而冲突之于诗，具有其特殊的表现方式，即“只有诗人才有一种艺术技巧，去描绘反面的特点，并且把反面的和正面的特点结合起来，使二者融成一体。”[3]通过正反面冲突的碰撞和角力所实现的平衡，才更加稳定和深刻。在《仰望星空》中，有一段讲述了钱学森因脾气急躁而不被理解，甚至因“不接触工农群众”而无法入党的情节，通过认真反思和修正，最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冲突的张力中，通过对钱学森英雄形象的解构和重构，人物不再是“非黑即白”的扁平形象，大大拉近了与受众的距离。同时，表现的主动权也由摄像机转移到了拍摄主体，真实性和客观性借此得以体现。

3、场面与细节

该片既有发射“两弹一星”的宏大场面，亦有若干细腻的情节，两者相互补充，丰富了影片的表现手段。细节是纪录片中的最小元素，其以小见大的作用却不容小觑。钟大年在《纪录片创作论纲》中将细节分为事实的细节和形象的细节，两者皆可进行情感表达和形象塑造，而其表现的方式则是多种多样，本片主要借助的是口述和画面。通过钱学森夫人蒋英的口述，呈现了大量钱学森生活的细节：如新婚之后在波士顿第一天团聚的情景；钱学森在被拘禁13天后得“失语症”的状态；钱学森夫妇如何给陈叔通寄信的情节等。在钱学森自己口述的宝贵资料中，亦清晰地再现了他被陈赓大将接见的细节，党中央在“”时期对其保护和关怀的细节等。而在镜头语言表现画面方面，亦有大量细节。例如，在蒋英七十三岁生日当天的家庭录像中，蒋英拉着钱学森，笑称蛋糕上唯独没有钱学森的名字，钱学森笑而不语；其后，钱学森笑称幸好自己有一位小他几岁的夫人，并借此拥抱夫人以表感激，这些场景，均描绘了钱学森夫妇举案齐眉、与子偕老的爱情。

二、画的表现

画是静态的表达，主要借助线条和色彩，擅长精确描绘，受制于二维平面空间，其鉴赏方式主要通过视觉体验来实现。在画的表现方面，该纪录片具有以下特点：

1、特写镜头

纪录片单从视觉效果来说，是由无数个画面组成的，每一帧就是一个画面，虽然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做到每一个画面都像一幅画，但特写镜头却有足够的表现力来以静态抒情。一个特写画面定格在钱学森夫人蒋英的面部表情上，这个镜头的背后是她在讲述钱学森被囚禁在特米罗岛时，她第一次去看望他的情景，片中没有具体的形容词来描述回忆时以及当时的心情，但这个表情却诠释了她回忆时的心有余悸，重现了当时她的焦虑、心疼、恐惧、愤怒等一组复杂的心情。而此时面部肌肉的细微活动所赋予画面的张力，正如巴拉兹所言：可以看到即使是目光最敏锐的谈话对方也难以洞察的心灵最深处的东西。[4]

2、突出主题

作为空间上的并列，画所遵从的人的阅读习惯决定了其必须聚焦，即一幅画需要一个主题，而纪录片所借用的画的表达方式，即是通过突出的主题来增强叙事的冲击力和说服力。在刻画钱学森作为父亲的形象时，该片并没有从多个角度切入表现其或严肃或宽广的父爱，而是主要通过两件事，着力表现了钱学森深沉的父爱。其一是通过其子钱永刚关于周末出题这件事的回忆；其二则是用“不回家要请假”这件事表现了钱学森晚年时期深沉的父爱，寥寥数笔即勾勒出具有典型性的父亲形象。在主题突出方面，以短镜头、快切镜头为主的剪辑方式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使得画面简洁有力。

3、情景再现

画面所具有的语言，不是主体所能单方面表达的，它需要用背景来补充叙事。由于历史的不可逆性，该纪录片采用了大量的情景再现，以还原历史情境和社会情境，宏观上将人置于前景，微观上对物进行再现，重构出一个虚拟的可感的历史空间。作为一种意向性的表达，实现了对历史空间的再现，对历史氛围的再营造和对历史心理的再感知，通过移情的作用，使人在观看过程中产生了设身处地的同情和共鸣。当辛亥革命、“七七”事变的影像资料相继出现之后，钱学森被重现于一个战火纷飞的画面之中，这不仅唤醒了观众对于当时社会情境的想象，加深了对钱学森人生轨迹的逻辑认同，从情感上，也激发了对救亡图存的仁人志士的钦佩和感激之情。

三、诗与画的结合

从诗与画的关系来看，诗是由一幅幅动态的画组成的，而画本身也可以用诗来诠释，张舜民《画墁集》卷一《跋白之诗画》里所言颇具总结性：“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该纪录片在诗与画的结合方面，运用了具有表现力的构思和具有情节性的画面，在拓展故事情节纵深效果的基础上，实现了画所具备的造型美。

然而，不无遗憾的是，该纪录片仍具有为宣传而宣传的表现痕迹，如部分解说词与情节配合得差强人意。事实上，呈现国家主导的文化形态本无可厚非，在这个经济、文化巨变的年代，我们需要英雄式的人物和温暖人心的故事来鼓舞民族斗志、增强民族信心，但是，“填鸭式”的灌输已无法适应精神文化水平日益提高的民众审美需求。我们认为，一种好的寓教化于潜移默化的方式，恰恰是借助诗与画的表达。通过诗的含蓄牵出深远的意象，借助画的张力塑造逼真的形象，将二者结合，实现构建。但是，正如《中国画论与中国美学》中所言：“诗歌中之活泼的画意，或画中的新奇的诗意，都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东西，绝不是生吞活剥所能达到的。”[5]对于诠释钱学森这样具有人格魅力的人物，纪录片在技巧之外的自然情感则更显珍贵，通过情感的自然流露，即可激发观众的感情，最终实现如黑格尔所说的“在对象里寻回自我”[6]的教化效果。

【参考文献】

[1][2][3]莱辛 著。朱光潜译。拉奥孔[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68，93，56.

[4]巴拉兹。电影美学[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79.55.

[5]刘墨。中国画论与中国美学[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272.

[6]朱光潜。西方美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587.

钱学森事迹 篇二

《钱学森书信》是一位“人民科学家”和谐精神世界的真实写照，为中华民族智慧宝库增添异彩。钱学森院士从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的人生历程，是今天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辉典范和学习楷模。冯国瑞先生在《为人治学皆闪光――〈钱学森书信〉读后感》中，对钱学森院士始终坚持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有两点十分精辟的概括：“一是结合现代科学发展的实际。不仅涉及到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数学科学、系统科学、思维科学、军事科学、地理科学、建筑科学和文艺理论等多个大的科学部门，而且提出了从这些科学通向人类智慧最高层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多座桥梁，即自然辩证法、唯物史观、数学哲学、系统论、认识论、军事哲学、地理哲学、建筑哲学和美学等。二是应用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和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理论，结合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提出了4个系统和9大领域建设的宏观建议。4大系统即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和地理建设。9大领域是：物质文明建设包括科学经济建设与人民体制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包括思想建设和文化建设，政治文明建设包括民生建设、法制建设和政体建设，地理建设包括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以及基础设施建设。”钱学森作为杰出的战略科学家，能够坚持把科学理论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问题紧密地联系起来，并且提出建议，把9大领域的建设组成为复杂的、动态的、优化的社会系统工程加以研究和实施，这正是他作为人民科学家最完美的体现。

8月初，总理去看望钱学森院士，亲切地对钱老说，“您上次（两年前温总理看望钱老时）说的两条意见，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认同。”这两条意见，即“一是大学要培养杰出人才；二是教育要把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结合起来”。钱老接过温总理的话，高兴地说，“处理好科学和艺术的关系，就能够创新，中国人就一定能赛过外国人。”温总理坦率地说，“您讲的话我都记住了。您这次讲得比上次又要深一些。我们要超过发达国家，就要在科学和艺术的结合上下功夫；就要重视教学的综合性，培养复合型人才和领军人物。只要坚持下去，一年看不出效果，几年后总会有效果。”

《钱学森书信》奉献给读者的是“仁山智水”的墨迹，更是知识和智慧的宝库，开卷有益，启迪思想，终身受用，是我们走进科学殿堂的金钥匙，窃以为可作为“案头书”。

“天高可问”：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

1980年5月18日，我国继10年前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后，又向太平洋预定海域发射第一枚运载火箭获得圆满成功！一位外国记者在题为《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的文章中写道：“这个名字的背后，有一段任何科幻小说家都无法想象出来的不同寻常的经历。上个世纪50年代，美国海军金布尔将军得知钱学森毅然回国的消息后恼怒地说，我宁可将这个家伙毙了，也不愿让他离开美国。那些对我们来说至为宝贵的资料，他知道的太多了。无论在哪里，他都值5个师！”

这位美国人的恼怒可以理解，但他对钱学森“值5个师”的评价，事实证明实在是“低估”了。

世界科学界对钱学森的评价是：世界著名的航空、火箭、航天专家，工程控制论、系统科学奠基者，是美国导弹、航天奠基人之一，是中国导弹、航天、系统工程的奠基人，还是科学哲学思想家。早在1943年，钱学森与美国科学家合作完成的《远程火箭的评论与初步分析》，为美国研制地对地导弹和探空火箭奠定了理论基础。其后研制的“女兵下士”探空火箭、“二等兵A”导弹，是这一理论的“初生儿”；而这一成果，又被称为“北极星”、“民兵”、“海神”等导弹和反弹道导弹的先驱。美国政府在总结“二战”军事科技工作时，称钱学森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无法估量的贡献”。美国的舆论界则评价“钱学森是帮助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流军事强国的科学家银河中的一颗明亮的星”！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1956年，已过“不惑之年”的钱学森，冲破重重阻力毅然回到祖国，从此更加焕发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激情，“知天命”，“顺国情”，“不逾矩”，过了“米寿”奔“茶寿”，让自己的生命为祖国、为人民创造一个又一个的奇迹。钱学森组建了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主持完成我国“喷气和火箭技术建立”的规划，参与“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直接领导导弹运载原子弹“两弹结合”的实验，参与制定我国星际航天发展规划……钱学森院士还奉献出价值连城的科学巨著，诸如《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讲义》、《星际航行概论》、《论系统工程》、《论宏观建筑与微观建筑》、《论第六次产业革命通信集》以及《论人体科学与现代技术》等，这都是为中国和世界创造的宝贵知识财富。

钱老如今已过耄耋，“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冲向“茶寿”。他把一生“献身科学、报效祖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获得过许许多多的荣誉。最近，曾作过钱老秘书、现已是总装备部研究员的涂元季将军，著文透露钱老在“荣誉背后”的感人故事。1991年，钱老年满80岁，获得“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的荣誉称号。钱老担心宣传“过度”，便对涂元季说，“适可而止。我看现在应该画个句号了，到此为止吧。”于是，连已经发排就绪的稿子，也在钱老的要求下，撤版了。2003年，“钱学森请辞院士称号”的故事，至今让人难以忘怀。钱老亲笔给科委主席周光召写信，信的结末写道，“以上请您批办。”“批办”不是“酌办”，而是“必办”的意思。1989年，美国国际工程权威机构授予钱学森“小罗克韦尔奖章”，并授予他“世界级科学与工程名人”、“国际理工研究所名誉成员”等令人羡慕的荣誉称号。当有人写信祝贺时，钱老淡定一笑，写回信说，“美国佬给我发奖章，我觉得没什么。因为对一个中国科学工作者作评价，最有权威的是中国人民，而不是一个美国的什么评审委员会！”这就是“人民”在“人民科学家”心中的位置。

钱学森对科学的杰出贡献，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但他永远的“中国心”，流淌的却是永远不可更换的中华民族的血液。

“科学哲学”：探索辩证唯物主义发展观

钱学森的青年时代在美国度过，主要从事应用力学研究，是一位自然科学家。应用力学的研究特点，强调理论研究与实践结合，理论课题要从工程实践中提炼出来，又要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并能指导工程设计。《书信》中有钱学森从事工程设计的文字记载，经常去工厂和实验室，察看实验情况，了解工程中的关键问题。因为钱学森具有在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掌握的扎实的理论基础，又有数学博士的计算功底，所以解决工程上的难题才能得心应手，对当时航空界存在的“音障”、“热障”等难题予以合理的解决，使之成为著名的应用力学专家，即后人所说的技术科学家。

最为难能可贵的是钱学森归国后，阅读了许多马列主义原著，特别是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使他在思维方法上有了升华，感悟到自己在美国学得的那些心得体会，其实在“辩证法”中早就指出来了。正如涂元季研究员所说，“钱学森的学习是勤奋的，他的理解力尤为惊人。1957年，他应《自然辩证法通讯》约稿，写出不足千字的短文《技术科学中的方法论问题》，已经明白无误地指出，“在技术科学的研究中，我们把理论和实际要灵活地结合，不能刻板行事。我想这个灵活地结合理论与实际也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精髓了。”由此可见，钱老坚信，科学研究一定要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做指导。

我们在《钱学森书信》中可以看到，正是“”使钱老明白：仅仅懂得自然科学知识是不够的，必须扩大视野，学习社会科学。《书信》中清晰地记载，他不仅学习马列原著，还读黑格尔、普列汉诺夫、布哈林和波普的作品。钱老还从“儒、墨、道、法、佛和易经”等国学文化中汲取精华，在比较中印证“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性。正是由于钱老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他分析复杂的社会问题才能够条分缕析，透过现象看到本质。钱老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说，“一个中国共产党员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这种‘执着’是正确的。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也要求我们，在具体问题上一旦发现自己有错误，必须立即、坚决纠正，决不能‘执着’不改。”

钱学森的“科学哲学”观，让他往往有超出常规的见解，即超前思维。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钱老就指出计算机、通讯，将会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其意义就像当年瓦特发明蒸气机，必将引起一场新的产业革命。一部《人体科学与现代科技》将“人体科学”这一概念引发为一门新的“学科”，透露出“见微知著”的超前思维能力。对人体科学中一些暂时无法理解的现象，钱老认为，“有的人试图解释它，我看不行，因为它远远超出了现代科学的范围”。钱老对“唯象理论”有简洁明了的解释，就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他曾打过一个比方：开普勒的行星说是“唯象理论”，而牛顿力学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理论”。人类科学的发展就是对事物的由浅至深、由表及里、由复杂到简单，即由“唯象”到“科学理论”这样的认识过程。

钱学森在“科学哲学”的思想指导下，关于系统科学的论述和系统工程的运用，今天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钱学森关于系统科学的思想是“智慧的钥匙”，如果说他早期的《工程控制论》是对自然科学的认知，那末，后来的《论系统工程》、《创建系统学》等著作，则是对科学哲学的运用和实践。据涂元季研究院的记录：“钱老认为，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完全符合系统科学的原理，一定要在实践中真正按这个科学的方针去办。贯彻科学发展观也要求我们逐步学会运用系统科学的方法，即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手段就是计算机和现代计算技术。”

钱学森的“科学哲学”思想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实践和发展。

“天马行空”：科学与艺术的完美结合

前年，总理看望钱学森同志的时候，钱老在听完温总理的谈话后，诚恳地说，“一个有科学创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学知识，还要有文化修养。小时候，我父亲就是这样对我进行教育和培养的，他让我学理科，同时又送我去学绘画和音乐。就是把科学和文化艺术结合起来。我觉得艺术上的修养对我后来的科学工作很重要，它开拓科学创新思维。现在我要宣传这个观点。”

在《书信》中，钱老用许多生动的事例和自己的生活感受，宣传“科学与艺术结合”的观点，让许多人十分信服。钱老举例说，爱因斯坦喜欢艺术，小提琴拉得出色。我国核专家汪德熙教授，是一位钢琴家。著名建筑家陈从周教授的诗集《帘青集》，钱老爱不释手，反复吟诵。钱老多次提起诺贝尔奖得主、著名的物理学家杨振宁和李政道对科学和艺术都有很深刻的见解。“文理相通”――往往是科学家和艺术家“天马行空”的动力源泉。

我们在读《书信》时可以了解到，钱老自幼喜欢文学艺术。他在北京师大附中念高中时读的是理科，但他学过水彩画，拉过小提琴，写过小品。读大学时，是交通大学管乐队的小号手；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学习和工作时，参加过美国艺术与科学学会。钱老24岁时曾发表题为《音乐和音乐的内容》的文章，讲的就是如何欣赏贝多芬和莫扎特的音乐作品。

钱老80多岁时，在杂志上看到讲述著名画家天津大学王学仲教授“三怪”的故事，立即写信王教授求“墨宝”。信中说，“我连您‘润笔只要纸’的纸也没有，实感唐突，请恕我无礼。”王学仲教授接到钱老信后，立即挥毫作长卷《狂草赋》，并赠《夜泊画集》。钱老在回信中说，“读先生《狂草赋》，使我神思飞扬，如火箭升空，‘巡天遥看一千河’矣……”钱老对艺术的执着由此可见一斑。

钱老对古典诗词歌赋乃至对联，都十分喜欢，并且很有见地，提出“将文学艺术与科学结合起来，探索思维科学新路”。“既然文学创作中要运用抽象（逻辑）思维、形象（直感）思维和灵感（顿悟）思维，那我国几千年古老的文学作品不就是三种思维的结晶吗？我们为什么不从中国的赋、诗、词、曲及杂文小品中学习探讨思维科学呢？”“钱老80多岁还能‘顺背如流’昆明大观楼长联，并有独到的见解。认为其下联不是简单的感情抒发，而是作者的人生观、世界观的表达。”

我们都知道钱学森是伟大的人民科学家，据涂元季将军的介绍，钱老也是感情丰富的性情中人。他看电影《城南旧事》，听到主题歌――“长城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一觚浊酒尽来欢，今宵别梦寒”――情不自禁地落泪了。钱老道出了个中原因：“这首歌，结合剧情，道出中国人民的伟大，我为此泪如泉涌。还有一个原因是剧中的小学，即我曾经就读的北京师大附小。我的老师有级主任于士俭先生和在校任教但未教我们班的邓颖超同志，我想念他们。”

记钱学森事迹 篇三

记钱学森事迹

什么是爱国，什么是奉献，每当我想到这些问题，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便映入我脑海：钱学森。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享誉海内外的杰出科学家和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这样一个人是怎样变得让中国人民所熟知？过分的言语反而会让这几个字更显得陌生，因为他始终活在我们心中，成为我们走在为理想而奋斗的路上的指引者。

我想钱学森之所以能成为非常有影响力的人，不仅是因为他在学术上的成就，更是因为运用他所学到的东西，为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提供强有力的国防保障。细数钱学森事迹，表面上看是一个科学天才的成功之路，可是这个科学天才所经历的苦难，所做出的异于常人的决定，却是我们更应该值得去关注的东西。

当钱学森获得公费去美国留学机会时，就暗暗下定决心必将学成归来，为祖国建设贡献一己之力。在美国的留学期间，尽管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但是还是经常受到当地的种族歧视。在学成准备回国时，却受到了美国政府的强力阻挠，这无疑说明了钱学森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的重要性。回到国家后，在一个科学技术相对落后的坏境下开展火箭导弹研究，原材料和人才的缺乏使得工作的开展显得尤为困难，特别是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所有的在中苏联专家和提供的火箭导弹制造的原材料之后，可是钱学森顶住了来自全世界的压力，他知道自己身上的责任和义务，在没有任何外国势力的帮助下，成功的完成了原子弹的研究，并结合了核弹和导弹，成为中国导弹之父。

“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成就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 正确的结果，是从大量错误中得出来的；没有大量错误作台阶，也就登不上最后正确结果的高座”，“我是一名科技人员，不是什么大官，那些官的待遇，我一样也不想要”，这是钱老的自我评价，从这些朴实的言语中，我能读出他是一个不为功名利禄，默默奉献的人。很多不明白为什么钱学森要从发达的美国回到落后中国的人，总是抱以不肯定的态度，钱学森的成功足以让这些人哑口无言，他的成功足以撼动整个世界，他的成功足以让每一个中国人永远记住他的名字和他一生所奉献的东西。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走什么路，怎么走这条路值得我们当代大学生深思，我们能不能成为像钱学森一样对社会有突出贡献的人，关键不是在于我们拥有的智商，更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坚守自己的信念，并为之奋斗终身。很多人有很高的学识，但是他们总习惯为自己谋利益，把祖国和人民的利益置于一边，忘记了祖国和人民为培养他所付出的代价，不懂感恩。钱学森老年曾提出过“钱学森之问”，为何中国的大学不能培养出拔尖的人才？很大程度上并不是教育体制的问题，反而在于我们未能清楚自己存在对这个社会的意义，没有把建设国家，实现国家民族的伟大复兴放在人生目标的首位。当然我们也不能好高骛远，却要踏踏实实走好每一步，只有扎实的知识基础，坚定不移的信念，才有可能成为成功之士。

钱学森的英雄事迹 篇四

“亲爱的祖国，我要为您的复兴而效劳”

钱学森，浙江杭州人，1911年12月出生。1934年，钱学森考取了清华大学的公费留学生，并于1935年8月，从上海乘船前往美国深造。黄浦江浪涛滚滚，望着渐行渐远的祖国，钱学森暗暗发誓：“亲爱的祖国，今天我去美国学习，他日归来后我要为您的复兴而效劳。”

到达美国后，钱学森进入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勤奋好学再加上天资聪颖，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但是即便如此，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依然倍受歧视。当时美国的航空工厂非常歧视中国人，无论多么优秀的学生都会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所以一年后，钱学森开始转向航空工程理论，即应用力学的学习。1936年10月，钱学森转学到了加州理工学院。在加州理工学院，钱学森遇到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导师――力学大师冯・卡门教授。

第一次见面时，钱学森就非常准确地回答了卡门教授的所有提问，他敏捷的思维和过人的智慧，给冯・卡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卡门教授讲了一个新的学术思想。有学生问：“卡门教授，你把这么好的思想都讲出来了，就不怕别人超过你？”卡门说：“我不怕，等他赶上来，我又跑到前面老远去了。”所以，钱学森后来称，在这里的学习使他“一下子脑子就开了窍”，以前从来没想到的事在这里全讲到了，讲的内容都是科学发展最前沿的知识，让人大开眼界。在这里，学校给学者、教授，也给年轻的学生提供充分的学术权力和民主氛围。不同学术观点可以充分发表。学生可以向权威挑战，师生辩论是很平常的事。

有一次，读博士的钱学森做工作报告。有位闻名世界航空界的权威专家认为钱学森讲错了。于是对着钱学森又拍桌子又瞪眼睛，斥责他胡闹。钱学森耐着性子让老师发完脾气后，告辞离开。这位科学家虽然脾气不好，但却是崇尚真理、治学严谨的，他把钱学森轰走后冷静下来仔细思考，发现的确是自己不对。于是第二天一早就跑到钱学森工作的房间，立正、还稍微带点鞠躬的样子，诚恳地对钱学森说：“昨天的事，你是正确的，我是错误的。”

还有一次，钱学森参加了一个学术讨论会。当他讲完工作后，一个老头立即提出了意见。钱学森听完后仅用一句话就让那个老头哑口无言。会后，导师对钱学森哈哈大笑说：“你知道那老头是谁吗？”钱学森说不知道。导师告诉他，那个老头其实就是这个领域鼎鼎有名的大教授。导师还夸奖钱学森说，你那句回答真是好极了。

这就是加州理工学院优秀的学风。这让钱学森感到无比的自由与畅快。老师和学生之间有着亲密的关系，相互讨论和平等交流代替了居高临下和毕恭毕敬。学术间的碰撞可以发生在任何一个人身上，即使是鼎鼎有名的权威科学家也必须谦虚地接受领域内一个无名小卒的质询和挑战。这种轻松的学术氛围让钱学森如沐春风。

那时，整个加州理工学院校园都弥漫着创新的学风，学术气氛非常浓厚，学术讨论会也十分活跃。据钱学森回忆，“在这里，拔尖的人才很多，我得和他们竞赛，才能跑到前沿。这里的创新还不能是一般的，迈小步，那不行，你很快就会被别人超过。你所想的、做的要比别人高出一大截才行。你必须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

到加州理工学院的第二年，即1937年秋，钱学森和其他同学组成了研究火箭的技术小组，他担当起了理论设计师的角色。“火箭”这个词在当时还属于幻想中的东西，而且火箭和火箭燃料的研究，实在充满了危险性和不确定性。所以大家都把技术小组称为“自杀俱乐部”。然而，恰恰是钱学森领导的这个小组，完成了美国首个军用远程火箭的设计。从此，钱学森在美国科学界暂露头角。此后，他的学术成果不断，引起了美国当局的关注。

“人民中国才是我永远的家”

从1935年到1955年，钱学森在美国整整居住了20年。然而他始终眷恋着生他、养他的祖国。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让客居他乡的钱学森心潮澎湃。他对夫人蒋英说：“祖国已经解放，我们该回去。人民中国才是我永远的家。”然而此时，美国国内的政治形势发生了突变，一位名叫麦卡锡的参议员在美国掀起了一股浪潮。1950年，正准备启程回国的钱学森在旧金山遭到阻拦，他所有的行李都被海关扣押。

此事过后不久的一天下午，两个联邦调查局的官员突然闯进了钱学森的住所，向他宣读了逮捕令。随后钱学森被关进了特米那岛上的一个拘留所。在那里，他被关了整整15天。钱学森被美国政府无理拘禁的消息一经传出，世界各国，包括美国国内的许多爱好和平的人士都纷纷为钱学森发出了声援的呐喊。中国政府也公开发表声明，谴责美国政府的这一做法。

1954年4月，美国国务院公告，宣布取消扣留中国留学生的法令。可钱学森夫妇的行动仍然受到监视，没有真正获得自由。时间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了。钱学森一家的回国希望越来越渺茫。

突然有一天，夫人蒋英想出了一条妙计。时值1955年6月的一天，蒋英带着两个孩子跟随钱学森佯装上街闲逛。他们巧妙地避开了特工的跟踪，溜进了一家咖啡馆。蒋英一边喝咖啡，一边逗着孩子玩耍。钱学森则以香烟盒代替纸，用中文写了一封信。信中道：“……阻碍归国的禁令已于4日被取消，然我仍身陷囹圄，还乡报国之梦难圆，省亲探友之愿难偿，戚戚然久之……恳请祖国助我还乡……”这封信随后被寄往比利时蒋英妹妹家，钱学森请她转交给父亲的世交陈叔通先生。

钱学森的这封求助信几经辗转，终于送到了陈叔通老人的手中。陈叔通，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在读完了这封写在香烟纸上的信后，深感责任的重大，这关系到一个怀揣报国之志的科学家的一片赤诚之心。陈叔通于是将这封信转呈给了总理。看了这封信后，激动地用手拍着桌案说：“好，有了这封信，我们就可以向他们要人了！”

立刻把即将赴日内瓦参加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王炳南叫来，将钱学森的信递给他看。然后严肃地对王炳南说：“炳南同志，这封信很有价值。这是一个铁证。它说明美国当局至今仍在阻挠旅美华人和留学生回国。你要用这封信揭穿他们的谎言，争取使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家能早日回国。”

1955年8月1日下午4时，中美两国大使级会谈再次复会。王炳南大使将钱学森的这封信及翻译件摆到了谈判桌上。美方代表顿时哑口无言。最后，美国方面只得同意钱学森回国。

在美国的20年里，钱学森一直保留着中国的国籍。他回忆说：“我在美国那么长时间，从来没想过这一辈子要在那里呆下去。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因为在美国，一个人参加工作，总要把他的一部分收入存入保险公司，以备晚年退休用。而我一美元也不存，因为我是中国人，根本不打算在美国住一辈子。”

1955年10月8日，钱学森一家通过了罗湖口岸，历尽艰辛，终于踏上了他魂牵梦绕的祖国的土地。

“我现在是劳动人民的一分子，而且与劳动人民中最先进的分子连在了一起。”

回到祖国不久，钱学森就带领全家来到北京天安门广场。他仰望着雄伟的天安门和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激动无比也骄傲无比。组织上还安排钱学森去东北参观。一路上，他参观了新建的工厂、水电站、大学和研究所。从新中国成立6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中，钱学森真切地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的力量，进一步增强了立志报国的信念。

参观期间，钱学森来到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陈赓大将特意从北京赶来接待他。陈赓热情地对钱学森说：“哈军工打开大门欢迎钱学森先生。”在参观一个小火箭试验台时，陈赓问他：“我们能不能造出火箭、导弹来？”钱学森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有什么不能的，外国人能造，中国人同样能造！”陈赓听后哈哈大笑，激动地握着钱学森的手说：“要的就是你这句话！”事后，钱学森才知道，陈赓是带着国防部长的指示，专程就此事来请教他的。

参观结束后，钱学森回到北京。经过深思熟虑，他郑重地向中国科学院提出了组建力学研究所的建议。一个月后，力学研究所即宣告成立，钱学森任所长。在总理的鼓励下，钱学森起草了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提出了我国火箭、导弹事业的组织方案、发展计划和具体措施。钱学森的意见书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总理亲自主持中央军委会议，研究决定成立国家航空工业委员会，同时授命钱学森组建我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

1956年10月8日，在钱学森归国一周年时，国防部五院宣告成立。钱学森亲自给刚分配来的156名大学生讲授“导弹概论”课程，开始培养新中国第一批火箭、导弹技术人才。1957年2月，签署国务院命令，正式任命钱学森为国防部五院第一任院长。这期间，钱学森还参加了《1956年至1967年科技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的制定，担任了由12名科学家组成的综合组组长。《纲要》制定了57项重大研究任务，其别把发展原子能、导弹、电子计算机、半导体、无线电电子学和自动化技术作为重中之重的项目。这为新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作为新中国国防科技事业的主要创建者之一，钱学森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1960年，在他的具体领导下，我国研制成功了第一枚导弹。之后，他又亲自主持了我国“两弹结合”的技术攻关和实验工作，并于1966年成功地发射了我国第一枚导弹。1965年，他向中央建议，研制发射人造卫星的时机已经成熟，并于1968年兼任空间技术研究院首任院长。1970年，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新中国终于迎来了航天时代的黎明。

1958年年初，钱学森郑重地提出了入党要求。1958年10月，在钱学森回国后的第三年，力学所党支部同意了他的入党申请。1959年1月，经中国科学院党委批准，钱学森成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同年11月12日转正。三十年后，钱学森回忆道：“在建国十周年的时候，我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这个时候我心情非常激动，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员了。我简直激动得睡不着觉。”从此钱学森严格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规范自己的一言一行。他说，“我在美国是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的，一心想用自己学到的科学技术救国，不懂得政治。回到祖国后，通过学习才慢慢懂得了马克思主义，感到科学与政治一定要结合。即便是从事纯技术工作也是有明确的政治方向”。钱学森一生获得过无数荣誉，但他最看重的荣誉就是自己能够成为一名共产党员。1991年10月16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在人们大会堂召开授予钱学森“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大会。、杨尚昆同志亲自为他颁奖。但钱学森在讲话中却说：“今天我不是很激动，”他说：“就在今年，我看了王任重同志写的《史来贺传》的序言。在这个序言里他说中央组织部把“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来贺”和“钱学森”这五个人作为建国后40年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我心情激动极了。我现在是劳动人民的一分子，而且与劳动人民中最先进的分子连在了一起。”

“让科学与艺术联姻吧，那将会创造奇迹！”

人们常常把钱学森与导弹、火箭、航空等词汇联系在一起。其实，对钱学森而言，音乐、绘画、摄影、文学同样是他日常生活中不能或缺的元素。他在艺术方面的造诣只不过是鲜为人知罢了。

钱学森年轻时就特别喜欢贝多芬的音乐，曾经潜心学习过钢琴和管弦乐。他对中国古代诗词等文学作品也怀有极大的兴趣。“我觉得艺术上的修养对我后来的科学工作很重要，它开拓了科学创新思维。现在，我要宣传这个观点。”钱学森经常对他的学生这么说。钱学森也用亲身经历完美诠释了科学和艺术结合的“理论”。

因为两家的父辈为世交，钱学森和蒋英自幼青梅竹马，都受到了很好的传统文化熏陶和家庭教育。他们在上海喜结良缘的结婚“信物”就是一架黑色的三角钢琴。这架钢琴也一直伴随他们身边，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蒋英女士是中国“欧洲古典艺术歌曲的权威”，每当她登台演出时，总要请丈夫钱学森去欣赏、去评论。钱学森也把熟识的科技同行邀去一同欣赏。一个献身科学，一个从事艺术，双方并没有因各自领域的不同而“隔江相望”、“各行其是”，反而是互相促进、共同启发，堪称完美的结合。

谈到文艺对科学思维的启示和开拓时，钱学森说：“在我对一件工作遇到困难而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往往是蒋英的歌声使我豁然开朗，得到启示。”每当听到蒋英的歌声，钱学森总是自豪地说：“我是多么有福气啊！”1991年10月16日，钱学森在人民大会堂授奖仪式上即兴演讲说：“44年来，蒋英给我介绍了音乐艺术，这些艺术里所包含的诗情画意和对人生的深刻理解，使我丰富了对世界的认识，学会了艺术的广阔思维方法。或者说，正因为我受到这些艺术方面的熏陶，所以我才能够避免死心眼，避免机械唯物论，想问题能够更宽一点、活一点。”

2005年“八一”建军节前夕，总理看望钱学森时，向他简单介绍了中长期科技规划的制定情况。“您说的我都同意，但还缺一个。”钱学森说。“好哇，我就是想听听您的意见。”温总理高兴地回答。钱老说：“我要补充一个教育问题，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问题。一个有科学创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学知识，还要有文化艺术修养。没有这些是不行的……”“您讲的很重要。”频频点头，说：“像您这样的老一代科学家不仅科学知识渊博，而且文艺修养也很高。李四光先生前就会谱曲，您也是一样。”“这些艺术上的修养不仅加深了我对艺术作品中那些诗情画意和人生哲理的深刻理解，也让我学会了艺术上大跨度的宏观形象思维。”钱学森深有感触地说。

钱学森从自己的亲身体验中认识到，科学工作往往是从一个猜想开始，然后才是科学论证。而这正是艺术家的思维方法，即形象思维。他一再强调人才培养的基本途径是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结合起来，走“科学与艺术结合”的道路，因为创新才是科学与艺术的共同灵魂。

“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

在钱学森的心目中，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钱学森多次说过：“我作为一名技术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的工作满意的话，那才是最高奖赏。”

在创建力学所期间，他按照技术科学的思想，主持建立了各个专业科组，并积极倡导学术民主，在科学研究面前不论资历深浅，彼此都平等。他在中国科技大学创办了近代力学系并兼任系主任。在给学生讲课时，他发现许多工农子弟因为经济困难，买不起计算尺等学习用具，就把刚出版的中文版《工程控制论》一书的稿酬，毫不迟疑的捐给了系里，资助贫困学生购买学习用具。

许多了解钱学森的人都知道，他是大科学家，但心里始终装着人民。20世纪60年代，是我国国防科技事业发展的关键时期，而这时也是我国遭受三年自然灾害、全国人民生活十分困难的时期。为了保证科技专家的正常工作，党和国家想尽办法在生活上给予照顾。聂荣秦元帅曾特意给钱学森送去一点猪肉，并交代说给钱学森补充营养。有一天，炊事员看见钱学森太劳累了，就为他做了一碗红烧肉。平时和颜悦色的钱学森看到后，一下子把脸沉了下来，厉声问工作人员：“你们不是不知道，现在全国人民都很困难，连、都不吃肉了，你们居然给我做红烧肉，党性到那里去了！”他说，我不能搞特殊，要和全国人民共度难关。

钱学森归国后被定为一级教授，一个月的工资有300多元。除了工资之外，他还有稿费，晚年还得到过几笔较大的科学奖金。但他把这几笔较大的收入全部都捐了出去。1962年前后，他所著的《物理力学讲义》和《星际航行概论》先后出版。获得稿酬有好几千元，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目。那时正值国家经济最困难时期，钱学森一家和全国人民一样，也是勒紧裤带过日子。即便这样，这么一大笔钱也没有让钱学森动心。他拿到钱后，连钱袋口都没有打开，直接就作为党费上交了。1978年，钱学森又将为他父亲钱均夫落实政策补发的3000多元钱作为自己的党费全部上交。1982年，钱学森等著《论系统工程》一书，他本人将所获稿费捐给了系统工程研究小组；1994年，他又荣获何梁何利基金优秀奖100万港元。支票没碰一下，他就写了一封信，委托秘书代他将支票转交给了西部促进沙产业发展奖励基金。

钱学森曾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副院长、院长，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国防科委副主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直到中国科协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要职，其职位甚高。但一般人可能还不知道，他对这些“官位”一点也不在意，要不是因为工作的需要，他宁可什么“官”也不当。他常常说：“我是一名科技人员，不是什么大官，那些官的待遇，我一样也不想要。”

和“地位”相关的就是“待遇”，几十年来，钱学森从不向组织谈及待遇。比如住房，从上世纪60年代初至今，他与老伴一直住在一套老式的公寓房里。组织上曾想给他按标准盖一座小楼，再修一个小院，改善一下他的居住条件。可是每次钱学森都说：“我现在的住房条件比和我同期归国的那些人都好，这已经脱离群众了，我常常为此感到不安。”秘书也劝他说：“钱老，现在一般科技人员的住房都有了很大改善，您说的那是老皇历了。”钱学森摇摇头说：“今后别再提这个问题了，把我折腾到新房子里，我于心不安，心情也不会好，能有利于健康吗？”

看淡名誉也是钱学森的一贯追求。

1992年，新华社曾发过这样一条消息，钱学森在1988年和1992年曾两次给时任中科院院长的周光召写信，请求免去他学部委员的称号。

1991年，钱学森已是80岁高龄。为了表彰他对我国科技事业的贡献，中共中央决定授予他“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对于这一荣誉，钱学森本人十分冷静。授奖仪式后，在新闻媒体的宣传下，全国掀起了一个“钱学森高潮”。航天部、中国科协、国防科工委等单位纷纷做出了向钱学森学习的决议。

钱学森的英雄事迹 篇五

关键词：中学历史；班级管理；教学方法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深入，中学历史学科承担了德育教育的新任务，与新课程标准相适应的历史教材改革中，减少了历史理论知识所占比例，加入更多与学生实际生活相关的内容，这些都是丰富的班级管理教育素材，学生通过学习中华民族美德，激发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与自信心，自觉提升自身的道德修养，规范自身行为，有助于落实班级管理中的育人目标。

一、以历史故事引导学生的良好品德

历史教学的班级管理也可以结合在班主任管理中，最常用的方法就是引入历史故事，这是因为历史故事具有直观、生动的教育功能，针对中学生实施感化教育，可发挥历史故事的示范性与榜样性作用。小的历史故事，能撞击中学生的心灵，引发其积极的情感；大的历史故事则能引领中学生的思想走向，帮助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例如，“大禹治水”的故事，通过“三过家门而不入”体现了大禹的大公无私与责任感；班超的故事“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体现了坚强勇敢的精神，祖逖的“闻鸡起舞”则表达了勤奋好学的良好品德。这些前辈留下的小故事，都是伦理道德观的重要教育素材，通过给学生讲故事，了解故事人物的情感与精神，对学生起到激励作用。再如，谭嗣同在面对变法可能失败时，最终选择以血报国；邓世昌在军舰中弹沉没的情况下，放弃了逃生的机会，成为为国捐躯的烈士。学生通过这些历史故事了解历史人物的高尚道德与英勇行为，当学生在现实中面临道德选择时，能学习历史人物的精神，通过自我教育、自我警醒，养成良好的道德行为习惯，使中学生成为有理想、有文化、有道德的人。

二、以历史事迹培养学生的坚强意志

中学生的健康成长，需要具备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与坚忍不拔的行为品质。但是从现代中学生的情况来看，他们大多数为独生子女，在家中娇生惯养，无论是学习还是生活，都表现出做事缺乏毅力的现象，不能长期坚持就无法收获硕果。在中学历史教材中，有很多历史事迹可以培养学生的坚强意志，教师应把握机会开展相关教育。例如，在学习安迪生发明电器的故事时，教师可让学生在课前自主复习，收集与爱迪生发明相关的资料或故事，让学生了解爱迪生在做发明时遇到了哪些困难，爱迪生又是如何克服困难取得成功的。让学生在自学中感悟到任何一个人的成功背后都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失败并不可怕，而是要树立信心与决心，才能最终突破困境迎来希望的曙光。再有，教师为了培养中学生的坚强意志，还可组织各种各样的课内外活动，对中学生进行心灵洗涤与教育，既能巩固历史知识，也能达到班级管理的目标。例如，班级内组织国情知识大赛、编辑历史小报大赛、故事会、历史报告会等，教师也可组织学生在班级内通过多媒体观看历史电影，让学生在参与各种活动时受到教育，培养自己的品质。

三、以英雄人物感染学生的爱国情感

在中学历史教材中，有很多英雄人物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取得战争胜利而英勇搏斗，这些都是中学生应学习的榜样，以榜样的作用潜移默化地给中学生带来积极影响，教会他们为人处世。首先，抗倭英雄戚继光、民族英雄郑成功以及抗日战争中涌现的诸多英雄人物与英雄事迹等，这些都表达了历史民族英雄的精神与气概，以此启迪心灵、带动情感，激发中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起到德育教育的作用。其次，学生通过学习前人的优秀品质，可继承并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例如，在学习《推动社会进步的科技成就》时，教师可让学生在课前准备相关学习资料，了解钱学森、邓稼先及袁隆平等老一辈科学家的故事，并在课堂上与其他同学一起分享，学生通过了解科学家的事迹，产生敬佩之心，感到作为中国人的骄傲和自豪，从科学家身上学到锲而不舍，以国家利益为己任的精神，课后教师还可让学生根据本节课学习的内容写一篇感想报告，畅谈自己学习这些知识后的感想，通过自我反思、自我剖析，让学生接受深刻的爱国教育。再有，古今中外的名言警句，也教会了中学生做人的道理，培养了爱国主义精神。如霍去病的“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周恩来的“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总之，在班级管理中借助历史教育手段，有助于构建和谐、融洽的师生关系，发挥历史知识的育人价值，挖掘可用于班级管理的历史元素，既能提高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提高历史成绩，也使学生接受一次道德教育与洗礼，培养学生热爱学习、热爱生活、热爱祖国的积极情绪，促进中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王丽娜。浅谈历史教学中如何渗透德育教育[J].赤子：上中旬，2014（22）：283-284.

学习钱学森先进事迹心得 篇六

学习钱学森先进事迹心得

今天山西师范大学体育学院党支部组织了体育学院全体党员在大礼堂里聆听了一堂先进事迹报告会，内容丰富精彩，大家听得十分认真，回来的路上我一直心情滂湃，回想老师讲的钱学森同志的先进事迹，“两弹一星”，还有马兰精神等使我越来越感觉到作为一名党员的荣耀与责任，我们要向前人学习，向优秀党员们学习。

钱学森是我国杰出科学人物，两弹一星元勋，对于这样一位伟大的人，我们对他满怀敬意！伟大的科学家钱学森传奇的一生，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加州理工学院出身的教授钱学森，在美国拥有优越的研究环境和资源，但他却心系祖国，归心似箭，一心想利用自己的毕生所学，为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做出贡献。而意识到钱学森的巨大价值的美方又对其归国设置了重重障碍，甚至以间谍罪逮捕钱学森。最终，回国愿望强烈的钱学森几经辗转回到了当时一穷二白的中国。面对新中国技术、人才、工业等各方面的空白，钱学森带领科研人员从仿制入手，根据现有技术和条件逐步研究、完善，奠定了中国导弹的基础。1964年，第一枚原子弹试验成功，接着，他带领科研人员克服了天气地理等困难，完成两弹对接，并且在罗布泊靶场成功试射新中国第一枚核导弹！

“两弹一星”是指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卫星。“两弹”中的一弹是原子弹，后来演变为原子弹和氢弹的合称；另一弹是指导弹；“一星”则是人造地球卫星。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中国的“两弹一星”，是20世纪下半世纪中华民族创建的辉煌伟业。1999年9月，江泽民同志在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上，将“两弹一星”精神概括为“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两弹一星”精神，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和科学精神的活生生的体现，是中国人民在二十世纪为中华民族创造的新的宝贵精神富。

1989年1989年10月16日，基地纪念组建30周年和原子弹爆炸成功25周年，首次提出“党的领导，思想领先；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内外团结；开拓创新，科学求实；纪律严明，一丝不苟；热爱事业，无私奉献”的光荣传统，即马兰精神。1.马兰精神是传统美德的发扬光大 马兰精神首先体现的是它的爱国主义精神。“党的领导，思想领先”是从政治上总结了基地的历史经验。其次，马兰精神是无私奉献精神的集中体现。一代代马兰人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始终无怨无悔，正是这种热爱祖国，热爱国防，无私奉献的伟大精神，鼓舞着每个人，激励着每个人，这是他们不竭的动力，也是他们世界观、价值观的集中体现。2.马兰精神是顽强意志的充分体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马兰精神的基础，也是基地建设的根本经验和传家宝。3.马兰精神是集体智慧的完美结晶核试验是尖端科技的集中体现。基地涌现出以“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 程开甲为代表的两院院士8名，先后晋升了四十多位将军，有11人获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114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4人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这些荣誉的背后是更多的默默奉献的科技队伍，这些荣誉体现了集体智慧的结晶。（四）马兰精神是科学管理的光辉典范核试验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遵循科学规律。核试验一开始就强调“严格、严肃、严密”的三严作风，从每个项目的调试，到站级联试，全场联试，到最后的爆炸实施，一直都体现科学管理。在核试验中从总体技术方案、核试验程序、系统网络图到各单位各项目的具体计划，包括人员、项目、器材、设备的管理，形成了一整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核试验程序和管理方法，可以说是科学管理的光辉典范。

“马兰精神”不仅仅是马兰人的创造，而且也是参加核武器研制、试验的所有亲历者共同创造的。他们不是几万人，十几万人，而是几十万人乃至上百万人的奋斗结晶。

在十年后的今天，青年大学生是民族的希望，祖国的未来。在大学校园里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对于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精神，加强当代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引导，提高他们的道德素质和政治觉悟，把他们培养成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确保我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确保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现在，全党、全国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正在努力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对于我们肩负使命，科技强军，更具有现实意义。我们必须认真学习和深刻领会“两弹一星”精神的丰富内涵和深远意义，大力弘扬这种伟大的革命精神，脚踏实地，求真务实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业绩，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钱学森事迹 篇七

钱学森小时候立志效法早期留美学人詹天佑，准备对中国的铁路工程做出贡献。一九二九年中学毕业，由于受到孙中山先生【建国方略】的启发，钱学森考入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立志要实践孙中山先生所勾画出的宏伟的铁路蓝图。但是他的大学时代历经了「九一八事变」与「一二八战争」，钱学森看到日本对中国的种种侵略和残暴行为，使他转变志趣到军事科学。尤其是亲眼目睹了蔡廷锴将军率领十九路军在上海慷慨悲壮抗击日寇的战争场面，钱学森认为中国要战胜日本单靠军人的英勇是不够的，还要有现代化的武器，特别是强大的空军。于是他到图书馆里钻研航空工程的书籍，钱学森的志趣开始从设计火车头逐渐转向为发展航空事业。

交大毕业后，钱学森考取清华大学留美研究生（也就是庚子赔款奖学金），赴美攻读飞机设计。一九三五年８月，钱学森赴美，进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钱学森这才发现，他的母校上海交大完全是按照当时麻省理工学院的模式办的，连教学和实验大纲都一样。所以钱学森对这里的学习环境一点也不感到生疏，学习起来游刃有余。一年后取得麻省理工学院的硕士。由于外国学生在美国航空工厂实习不受欢迎，迫使钱学森的研究方向从航空工程转为航空理论。钱学森的父亲有位挚友叫蒋百里，是民国时期的军事理论家。蒋百里在欧洲考察后认为德国空军之所以能够得到迅速的发展是得益于航空飞行理论扎实的基础研究，因此他也鼓励钱学森钻研航空理论。于是钱学森转往加州理工学院师从著名的空气动力学教授冯卡门攻读博士。

冯卡门（Theodore von Karman）是出生于匈牙利的犹太人（记得杨振宁的老师，氢弹之父，泰勒博士也是匈牙利籍的犹太人），１９０６年进入德国哥丁根大学机械研究所，跟随现代流体力学的创始人普朗特教授攻读博士学位。普朗特（L.Prandtl, 1875-1953,德国）是空气动力学的先驱。１９０４年，普朗特在边界层和机翼理论上取得决定性的进展，解决了困惑航空界多年的飞行阻力来源以及机翼设计的问题。１９２２年，普朗特让贤，推荐冯卡门接替他在哥丁根大学「应用机械研究中心主任」的职务。一九三０年，德国反犹太人的风声日紧，冯卡门预感不祥，便答应加州理工学院的邀请移居美国，把哥丁根的自由学风和德国先进的航空理论带到美国，成为应用力学最受尊敬的教授。

１９３６年，钱学森从东海岸的波士顿来到西海岸的加州理工学院，拜见了这位力学大师，并对大师提出的问题作出精确、简明的回答。于是冯卡门欣然接纳钱学森为自己的博士研究生。

上世纪的三０年代，世界各国飞机的飞行速度和飞行高度是空军实力强弱和空战胜负的关键。当时的航空工程面临两大难题：

1.当飞机的速度接近音速时，空气的压缩对飞行器的性能有什么影响？

寻求超音速飞行器的理论指导与技术设计。

美国当时的航空工业对比欧洲是处于落后阶段的，为了赢得战争，美国解决这两大难题迫在眉睫。这两个全新的课题就是钱学森博士论文的研究方向。

一九三九年钱学森以四篇博士论文获得加州理工学院航空和数学的双博士学位。这四篇论文解决了上面所述的两大难题。钱学森论文的第一部份提出并解决了飞机在高速飞行时会产生“热障”问题。那时候没有计算器，钱学森对热的传导提出了复杂的数学计算，用一种新的近似值连续算法精确计算出飞机在高速飞行时受到空气阻力所产生的热效应。

钱学森论文的第二部份是飞机在高速飞行时，如何计算器翼表面压力的分布状况。当时航空界已知的计算方法只适用于机翼较薄、飞行速度较慢（低于零点五马赫）的飞机。冯卡门提出命题，钱学森找到了答案，师徒二人共同解决了这个航空动力学的基础问题，发表了著名的「卡门—钱学森公式」，又称「卡门—钱学森方法」。这是航空科学史上闪闪发光的一页。

“热障”理论和「卡门—钱学森公式」是所有航空飞行器的指导理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二战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都被世界各国广泛应用于超音速飞机的设计与制造，直到电子计算器被广泛应用。

钱学森获得博士学位后并未立即返国，而是和他的老师冯卡门一起从事一项新武器的研究，那就是飞弹。这是一个革命性的武器，我想任何伟大的科学家都无法抵抗这么大的诱惑。由于世界大战的爆发，美国科学界那时候从事三种最重要的军事研究，那就是飞弹、雷达、与原子弹。钱学森他们师徒二人是美国，也是同盟国，研究飞弹科技的创始人。

钱学森学成后有没有回国呢？有的。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几乎已经散掉，钱学森已是著名的科学家了。他在一九四七年的夏天回国探亲，拜访了他的母校——上海交通大学，并且在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和清华大学作学术演讲。

在一九四七年钱学森回国探亲期间，国民政府通过胡适出面，邀请钱学森回国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和上海交通大学校长等职，但是被钱学森拒绝。钱学森后来说，在当时那种情形下，他不愿回来为国民党“装点门面”。如果这是真的，那么钱学森的确是有负「庚子赔款奖学金」所应尽的义务。

但是我有印象，那时候上海交通大学虽然有意聘请钱学森为校长，但最终被高层否决，原因是他太年轻（钱学森当时三十六岁）。YST 如果记错，请众网友指正。如果这是事实，有这样一段小插曲不知是否就算对得起「庚子赔款奖学金」了。

这段探亲期间，钱学森在上海与父亲挚友蒋百里的女儿蒋英女士（声乐家）结婚，然后回到美国。从１９４６年到１９４９年，钱学森都在麻省理工学院执教，并且从副教授晋升为教授。

用一张钱学森与蒋英的新婚照片来结束第一段对钱学森生平的叙述。

一九四七年，在上海完婚后的钱学森将返回美国，妻子蒋英去机场送行。

上面这张照片太模糊了，看不清新娘子蒋英的真面目。我在下面贴一张她的大照片，叫你们看看每个成功的男人后面果真有一个了不起的漂亮女人。蒋英生于一九一九年，是蒋百里第三个女儿，也是武侠小说大师金庸的表姐。

蒋英自幼喜爱音乐，一九三七年进入德国柏林音乐学院进修，成为女高音声乐家。１９４６年蒋英学成归国，在上海举办首次演唱会，引起轰动。

蒋百里与钱学森之父是同窗好友，蒋英与钱学森青梅竹马，为了钻研科学，他们推迟了婚期，钱学森到三十六岁才结婚。蒋英不但是钱学森生活上的好伴侣，也是他事业上的好帮手。钱学森在美国的成长与巅峰时。中国人会读书的太多了，中国留学生在国外表现杰出的也非常多，拿瑞典炸药奖的就有六、七个，但是他们的影响力都很有限。钱学森一九三五年来美国作研究生，一九四五年就成为五角大厦导弹技术核心顾问组的成员，为美国未来的军事发展规划蓝图，成长速度之快、影响之深远令人瞠目结舌。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中国留学生的成就和影响力能够跟钱学森相比，也没有一个外国科学家能相提并论，譬如费米博士来美国以前就已经是世界知名的伟大物理学家了。钱学森在美国的事业成长是传奇性的。

这篇文章我们就来谈谈钱学森在美国非常灿烂的事业与学术生涯。

（１）宽广的学术背景

科学的领域太广了，通常的学者只能在很窄的范围内做很深的研究。一般说来，研究越是深入的学者，知识范围越是狭窄，因为人的学习总量通常只有这么大。理论大师进入实验室不是打翻瓶子，就是被地上的电线绊倒；会动手的工程师通常数学不怎么样，理论走不深。钱学森学习的领域广阔，因此比别人更能做出革命性的突破，也比别人有前瞻性，更能做出开创性的规划。

尤其要做一个好的领导者，知识的博大比精深更重要。这方面负面的例子很多，现成的例子就是李远哲。李远哲的知识太窄，深而不博，导致他领导的「教改」工作彻底失败，连中小学的教育改革这种并不算复杂的工作都一败涂地，更不用说领导什么开创性与前瞻性的科技规划了，完全超出他的能力范围。离开化学里他专精的那一小部份，李远哲什么都不懂。李远哲若是为中华民国未来二十年的科技发展作规划，一定是灾难性的。

钱学森则是一个典型正面的例子。他在一九四五年为顶尖富强的美国规划未来的军事科技，又在一九五五年为一穷二白的中国规划未来的军事科技。这两个国情完全不同的国家，他的长期规划工作都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如此艰巨的任务能够成功绝不是偶然，也绝不是运气，而是凭借渊博的知识与务实的经验。这种既广且深的领导工作就连伟大的全能物理学家杨振宁都做不了。

军事科技涵盖面之广、牵涉知识之深不是一般人能想象的。举一个例子，二战时期为了发展雷达美国国防部在麻省理工学院成立了「放射实验室」（Radiation Lab）。从零开始，「放射实验室」在高峰期有超过一千名科学家在里面全时间工作。战争结束后，大部分的科学家回到学术界，其中有六位拿了诺贝尔奖，两位成为美国总统的科学顾问，发展军事科技所需要的天赋与知识由此可见。军事科技处处是学问，雷达不过是军事科技很小的一环而已。钱学森的影响力之所以超出绝大多数的科学家就是因为他能够跨越「科学」与「工程」这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做到了既博大又精深，这是非常困难与罕见的。

钱学森１９３６年转入加州理工学院就读。这所学校强调理工结合，培养的学生既是科学家，也是工程师，博大精深就是在这种环境成长的。所以钱学森虽是航空系的学生，但是经常去数学系和物理系修课。譬如当时数学的前沿复变函数论、物理的前沿量子力学与相对论等，他都进修了。化学、生物学有些课程钱学森也去听讲，因此跟教授量子化学的鲍林（Linus Pauling，1901-1994，获得1954年诺贝尔化学奖和1962年诺贝尔和平奖）大师成了好朋友，并且一同探讨未来化学的发展。就是这样，钱学森打下了坚实而又广阔的数理化基础。在火箭的研制工作中，钱学森负责设计并建造了加州理工学院的小型高速风洞，累积了工程经验。这是导致他日后能够为五角大厦规划长远发展计划的重要原因。

（２）“自杀小组”（the suicide squad）

美国在上个世纪的三０年代没有什么科学家愿意从事火箭的研究，他们把火箭跟星际旅行连在一起，看成是科幻式的旁门左道。因此当时的美国没有科学家会正经八百的看待火箭。但是加州理工学院出了一个研究生名叫马林纳（Frank Malina）要挑战传统，他倡议成立一个火箭研究小组。根据张纯如（Iris Chang）的书，加州理工学院的火箭研究小组初始成员只有四个人：马林纳（Frank Malina），派生斯（Jack Parsons），福曼（Edward Forman），和钱学森。这就是后来著名的“自杀小组”（the suicide squad）成员。

钱学森在晚年回忆说：“马林纳这个人很聪明，小组的其它几个人动手能力也强，但他们理论上不怎么样，于是找到我，要我帮助他们解决一些理论计算的问题，就这样我参加了火箭小组的工作。”

火箭小组成立了，但没有经费。同事把他们看成一帮怪人，他们就打工购买二手材料制作火箭。后来有一位研究生阿诺德（Weld Arnold）愿意给小组捐献一千美元，条件是允许他进行拍照，于是这一千美元就成为美国火箭研究小组的第一笔资金。

有了这一千元，大家立即着手展开工作。钱学森首先对火箭研究进行分析计算，于１９３７年５月２９日向小组提供了一份研究报告，解决了火箭设计中遇到的几个理论问题。报告的内容包括：燃烧室中的温度、火箭的理想效率、燃烧产生气体膨胀不足和过度膨胀对火箭效率的影响、燃烧喷嘴的设计、发动机推力的计算等等。这份报告被收进他们的火箭研究课题选集，该选集被小组成员称为他们的“圣经”（美式幽默）。

到了６月份，小组的工作得到冯卡门的支持。于是小组可以利用学校的实验室设备进行试验。但是随后的试验有多次失败，并且给校园造成许多灾难性的损失。火箭试验时产生的腐蚀性气体使许多仪器的金属表面氧化，有一次爆炸差一点使马林纳丧命，污染性气体弥漫着办公楼的许多房间，呛得人喘不过气来。

冯卡门不得不把他们赶出校园，全校师生从此戏称他们是一个“自杀俱乐部”，这个火箭小组就成了日后大大有名的“自杀小组”（the suicide squad）。

“自杀小组”并不因此而灰心丧气，他们把设备搬到市郊一个名叫阿洛约．塞科（Arroyo Seco）的干枯河床上进行试验。于是这个地方就成了美国火箭的摇篮，后来发展成为全球著名的「喷气推进实验室」（Jet Propulsion Laboratory，简称 JPL）。

（３）助飞火箭（JATO）与喷气推进实验室（JPL）

１９３８年的秋天，冯卡门和加州理工学院的校长参加一个美国科学院所属的军事航空委员会召开的会议。军方在会议中建议发明一种火箭能够助推重型轰炸机，使它能在很短的跑道上或是航空母舰上迅速起飞。当时传言纳粹德国正在发展火箭，所以美国国防部感到压力，特别是时间上的紧迫。冯卡门回到学校后立即找马林纳、钱学森等人商议，决定接受这个名为“JATO”的任务。JATO 就是 Jet-Aisted Take Off（喷气助飞）的缩写。春秋中文社区

钱学森原本对火箭就很有兴趣，也意识到火箭技术的军事用途，他的博士论文最后一部分就是探讨和论证连续脉冲的火箭推进方法，题目是「探空火箭的飞行分析」。有了“JATO”的任务，在冯卡门的支持下，火箭小组做了一只八英吋长的小火箭吊在实验室的屋顶上作理论实验，然后再到山谷里作规模较大的试验。如此理论与试验反复进行，终于在一九四一年８月的火箭试飞取得成功。“JATO”诞生了。“JATO”这种火箭助飞器很快就在二战时的美国空军得到战场应用。

１９４４年德国的V1和V2飞弹发展成功，希特勒开始大量使用飞弹攻击英国，伦敦不断遭受飞弹袭击。美国国防部急如星火，希望加州理工学院的火箭小组能制造出新式飞弹来对付纳粹德国。冯卡门和钱学森等研究后认为美国的技术水平和实验条件比德国差太多，必须耗费巨资建立一个全新的、大型的喷气推进实验室，才能设计出射程超过一百英里以上的飞弹。于是美国军方投入三百万美圆正式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实验室，这就是加州巴沙迪那「喷气推进实验室」（Jet Propulsion Laboratory，简称 JPL）的诞生。

V1 又称“飞翔的炸弹”（the flying bomb），身长7.9公尺，翼展5.37公尺，是人类战争历史中第一种导弹，也是最早的巡弋飞弹。V1 最大飞行速度656公里/小时，最大飞行距离240公里，飞行高度3,050公尺，全重2,150公斤，弹头重830公斤。从１９４４年６月到１９４５年３月，德国使用大量V1飞弹攻击英国南部。德国总共制造了三万枚V1飞弹，用了大约一万枚攻击英国，其中 2,419 枚击中伦敦市区，造成伦敦 6,184人死亡，17,981人受伤。

V1 是一种非常恐怖的飞弹，因为它飞行的时候发出「嘶----嘶----」的恐怖声音，然后突然停止，死一般的沈寂，飞弹开始向下俯冲，接着就是轰然巨响的爆炸。这种恐怖的声音对人心和士气造成非常大的冲击。

JPL 成立后，美国国防部要求 JPL 不仅进行火箭的研究，而且负责制造出可以控制的导弹（台湾称作「飞弹」，其实「导弹」更为恰当，因为导引是飞弹飞行的重点，火箭一般说来是没有导引系统的）。JPL 成立时冯卡门是当然的主任（Director），钱学森是研究分析组的组长，林家翘（1962年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钱伟长（1955年返回大陆）、郭永怀（1956年返回大陆）等华人科学家都在这段时间为 JPL 效力。

有了「喷气推进实验室」，加州理工学院自然成为美国研发导弹的核心，冯卡门从一九四四年１０月起担任美国空军科学顾问团的团长，钱学森作为团里唯一的外国人，配戴可以参与最高军事机密的金色证章出入五角大厦。

1945年春，盟军胜利在望，罗斯福总统要求迅速派遣专家前往德国的军事工业重地探索所有可能的隐密。四月底，冯卡门组建了一个由三十六位专家组成的「科学咨询团」前往德国。冯卡门受聘担任这个科学咨询团的团长，被授与少将军阶；钱学森受聘担任火箭组的主任，被授予上校军阶。一群美国科学家浩浩荡荡前往欧洲讯问德国军事科学家，收缴德国掌握的军事科技和最新装备，并且争取优秀的德国军事人才来美国效力。

钱学森参与讯问的第一位德国火箭专家就是冯．布劳恩（Wernher von Braun），他是德国 V1 与 V2 飞弹的总设计师。钱学森让布劳恩写出【德国液态燃料火箭发展及未来展望概论】，受到美国军方的重视。美国将布劳恩和他的设计小组都带到美国。移居美国的布劳恩后来担任美国「国家航空暨太空总署」（NASA）的空间研究设计师，主持设计了「阿波罗４号」太空计划。

冯卡门与钱学森在德国布隆施维市郊外一片茂密的松林中，意外发现纳粹空军元帅戈林直接领导的、高度秘密的「气体动力学研究所」。他们不但查验了研究所，而且还检验了高速风洞、实验室、和所属工厂等等总共五十几个伪装良好的建筑物，并且用仪器探测到埋藏在密林深处的数千件机密文件。这些发现使钱学森对德国火箭与炸药的研制有了深刻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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