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先进事迹精选9篇

钱学森是中国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享誉海内外的杰出科学家和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之一。下面是差异网整理的9篇《钱学森先进事迹》，希望能够给您提供一些帮助。

钱学森事迹 篇一

钱学森，出生于中国浙江省杭州市人。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出生，是我国着名的核物理学家，是我国航天事业和两弹一星的奠基人之一。

钱学森曾留学美国，并获得博士学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不顾美国的阻挠，怀着一颗爱国之心，历尽艰辛，回到祖国。

回国后，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带领科技人员研究出了：原子弹、氢弹和火箭，是我们的卫星上天，为我国航天事业做出巨大贡献。

我要学习钱学森爷爷的爱国的热情。他当初不顾国外的高薪挽留和阻挠，义然回国；我要学习钱学森爷爷勇于克服困难的精神，他回国后的生活环境和工作环境极其恶劣，但是钱爷爷克服一个有一个的困难，突破了层层阻力，使“两弹一星”的研究工作顺利开展；我要学习钱学森爷爷艰苦奋斗，持有远大抱复的决心和信心，当初由于国庆和工作条件不完全的具备“两弹一星”研究工作，他带领相关技术人员进行技术攻关和设备改造，突破一个有一个的节点，他怀着一定要研究出“两党一星”的决心和为祖国的争光的理想，创造了许多让世人惊叹的奇迹，是原子弹，氢弹成功试爆卫星顺利升天。

钱学森事迹 篇二

我国当代杰出的科学家中，有三位姓钱的人物：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人称“三钱”。他们都是出国留学后，怀着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回来的。其中钱学森的经历最为惊险。

钱学森在美国度过了20年，在航空科学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成为有名的火箭专家，为美国的军事科学做出了贡献。1949年，他得知新中国成立了，非常兴奋，决定回国参加建设。可是美国方面敌视中国，怕钱学森回国对他们不利，就千方百计地阻挠。美国海军次长还恶狠狠地说：“我宁肯把他枪毙了，也不让他离开美国。他知道的太多了，一个人可顶五个师的兵力！”于是，美方无中生有，说钱学森是中国间谍，把他逮捕关押，后来虽然释放了，可又严密监视。

钱学森没有屈服，向美方提出严正抗议，回国的决心更大了。他在家里放好三只小箱子，准备随时启程。后来在中国政府的过问下，被美方扣留了5年的钱学森，终于在1955年搭乘轮船回国了。他来到**广场，兴奋地说：“我相信我一定能回来，现在终于回来了！”

钱学森回国后，为我国导弹和航天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是最有声望的科学家之一。

钱学森事迹 篇三

钱学森小时候立志效法早期留美学人詹天佑，准备对中国的铁路工程做出贡献。一九二九年中学毕业，由于受到孙中山先生【建国方略】的启发，钱学森考入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立志要实践孙中山先生所勾画出的宏伟的铁路蓝图。但是他的大学时代历经了「九一八事变」与「一二八战争」，钱学森看到日本对中国的种种侵略和残暴行为，使他转变志趣到军事科学。尤其是亲眼目睹了蔡廷锴将军率领十九路军在上海慷慨悲壮抗击日寇的战争场面，钱学森认为中国要战胜日本单靠军人的英勇是不够的，还要有现代化的武器，特别是强大的空军。于是他到图书馆里钻研航空工程的书籍，钱学森的志趣开始从设计火车头逐渐转向为发展航空事业。

交大毕业后，钱学森考取清华大学留美研究生（也就是庚子赔款奖学金），赴美攻读飞机设计。一九三五年８月，钱学森赴美，进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钱学森这才发现，他的母校上海交大完全是按照当时麻省理工学院的模式办的，连教学和实验大纲都一样。所以钱学森对这里的学习环境一点也不感到生疏，学习起来游刃有余。一年后取得麻省理工学院的硕士。由于外国学生在美国航空工厂实习不受欢迎，迫使钱学森的研究方向从航空工程转为航空理论。钱学森的父亲有位挚友叫蒋百里，是民国时期的军事理论家。蒋百里在欧洲考察后认为德国空军之所以能够得到迅速的发展是得益于航空飞行理论扎实的基础研究，因此他也鼓励钱学森钻研航空理论。于是钱学森转往加州理工学院师从著名的空气动力学教授冯卡门攻读博士。

冯卡门（Theodore von Karman）是出生于匈牙利的犹太人（记得杨振宁的老师，氢弹之父，泰勒博士也是匈牙利籍的犹太人），１９０６年进入德国哥丁根大学机械研究所，跟随现代流体力学的创始人普朗特教授攻读博士学位。普朗特（L.Prandtl, 1875-1953,德国）是空气动力学的先驱。１９０４年，普朗特在边界层和机翼理论上取得决定性的进展，解决了困惑航空界多年的飞行阻力来源以及机翼设计的问题。１９２２年，普朗特让贤，推荐冯卡门接替他在哥丁根大学「应用机械研究中心主任」的职务。一九三０年，德国反犹太人的风声日紧，冯卡门预感不祥，便答应加州理工学院的邀请移居美国，把哥丁根的自由学风和德国先进的航空理论带到美国，成为应用力学最受尊敬的教授。

１９３６年，钱学森从东海岸的波士顿来到西海岸的加州理工学院，拜见了这位力学大师，并对大师提出的问题作出精确、简明的回答。于是冯卡门欣然接纳钱学森为自己的博士研究生。

上世纪的三０年代，世界各国飞机的飞行速度和飞行高度是空军实力强弱和空战胜负的关键。当时的航空工程面临两大难题：

1.当飞机的速度接近音速时，空气的压缩对飞行器的性能有什么影响？

寻求超音速飞行器的理论指导与技术设计。

美国当时的航空工业对比欧洲是处于落后阶段的，为了赢得战争，美国解决这两大难题迫在眉睫。这两个全新的课题就是钱学森博士论文的研究方向。

一九三九年钱学森以四篇博士论文获得加州理工学院航空和数学的双博士学位。这四篇论文解决了上面所述的两大难题。钱学森论文的第一部份提出并解决了飞机在高速飞行时会产生“热障”问题。那时候没有计算器，钱学森对热的传导提出了复杂的数学计算，用一种新的近似值连续算法精确计算出飞机在高速飞行时受到空气阻力所产生的热效应。

钱学森论文的第二部份是飞机在高速飞行时，如何计算器翼表面压力的分布状况。当时航空界已知的计算方法只适用于机翼较薄、飞行速度较慢（低于零点五马赫）的飞机。冯卡门提出命题，钱学森找到了答案，师徒二人共同解决了这个航空动力学的基础问题，发表了著名的「卡门—钱学森公式」，又称「卡门—钱学森方法」。这是航空科学史上闪闪发光的一页。

“热障”理论和「卡门—钱学森公式」是所有航空飞行器的指导理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二战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都被世界各国广泛应用于超音速飞机的设计与制造，直到电子计算器被广泛应用。

钱学森获得博士学位后并未立即返国，而是和他的老师冯卡门一起从事一项新武器的研究，那就是飞弹。这是一个革命性的武器，我想任何伟大的科学家都无法抵抗这么大的诱惑。由于世界大战的爆发，美国科学界那时候从事三种最重要的军事研究，那就是飞弹、雷达、与原子弹。钱学森他们师徒二人是美国，也是同盟国，研究飞弹科技的创始人。

钱学森学成后有没有回国呢？有的。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几乎已经散掉，钱学森已是著名的科学家了。他在一九四七年的夏天回国探亲，拜访了他的母校——上海交通大学，并且在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和清华大学作学术演讲。

在一九四七年钱学森回国探亲期间，国民政府通过胡适出面，邀请钱学森回国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和上海交通大学校长等职，但是被钱学森拒绝。钱学森后来说，在当时那种情形下，他不愿回来为国民党“装点门面”。如果这是真的，那么钱学森的确是有负「庚子赔款奖学金」所应尽的义务。

但是我有印象，那时候上海交通大学虽然有意聘请钱学森为校长，但最终被高层否决，原因是他太年轻（钱学森当时三十六岁）。YST 如果记错，请众网友指正。如果这是事实，有这样一段小插曲不知是否就算对得起「庚子赔款奖学金」了。

这段探亲期间，钱学森在上海与父亲挚友蒋百里的女儿蒋英女士（声乐家）结婚，然后回到美国。从１９４６年到１９４９年，钱学森都在麻省理工学院执教，并且从副教授晋升为教授。

用一张钱学森与蒋英的新婚照片来结束第一段对钱学森生平的叙述。

一九四七年，在上海完婚后的钱学森将返回美国，妻子蒋英去机场送行。

上面这张照片太模糊了，看不清新娘子蒋英的真面目。我在下面贴一张她的大照片，叫你们看看每个成功的男人后面果真有一个了不起的漂亮女人。蒋英生于一九一九年，是蒋百里第三个女儿，也是武侠小说大师金庸的表姐。

蒋英自幼喜爱音乐，一九三七年进入德国柏林音乐学院进修，成为女高音声乐家。１９４６年蒋英学成归国，在上海举办首次演唱会，引起轰动。

蒋百里与钱学森之父是同窗好友，蒋英与钱学森青梅竹马，为了钻研科学，他们推迟了婚期，钱学森到三十六岁才结婚。蒋英不但是钱学森生活上的好伴侣，也是他事业上的好帮手。钱学森在美国的成长与巅峰时。中国人会读书的太多了，中国留学生在国外表现杰出的也非常多，拿瑞典炸药奖的就有六、七个，但是他们的影响力都很有限。钱学森一九三五年来美国作研究生，一九四五年就成为五角大厦导弹技术核心顾问组的成员，为美国未来的军事发展规划蓝图，成长速度之快、影响之深远令人瞠目结舌。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中国留学生的成就和影响力能够跟钱学森相比，也没有一个外国科学家能相提并论，譬如费米博士来美国以前就已经是世界知名的伟大物理学家了。钱学森在美国的事业成长是传奇性的。

这篇文章我们就来谈谈钱学森在美国非常灿烂的事业与学术生涯。

（１）宽广的学术背景

科学的领域太广了，通常的学者只能在很窄的范围内做很深的研究。一般说来，研究越是深入的学者，知识范围越是狭窄，因为人的学习总量通常只有这么大。理论大师进入实验室不是打翻瓶子，就是被地上的电线绊倒；会动手的工程师通常数学不怎么样，理论走不深。钱学森学习的领域广阔，因此比别人更能做出革命性的突破，也比别人有前瞻性，更能做出开创性的规划。

尤其要做一个好的领导者，知识的博大比精深更重要。这方面负面的例子很多，现成的例子就是李远哲。李远哲的知识太窄，深而不博，导致他领导的「教改」工作彻底失败，连中小学的教育改革这种并不算复杂的工作都一败涂地，更不用说领导什么开创性与前瞻性的科技规划了，完全超出他的能力范围。离开化学里他专精的那一小部份，李远哲什么都不懂。李远哲若是为中华民国未来二十年的科技发展作规划，一定是灾难性的。

钱学森则是一个典型正面的例子。他在一九四五年为顶尖富强的美国规划未来的军事科技，又在一九五五年为一穷二白的中国规划未来的军事科技。这两个国情完全不同的国家，他的长期规划工作都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如此艰巨的任务能够成功绝不是偶然，也绝不是运气，而是凭借渊博的知识与务实的经验。这种既广且深的领导工作就连伟大的全能物理学家杨振宁都做不了。

军事科技涵盖面之广、牵涉知识之深不是一般人能想象的。举一个例子，二战时期为了发展雷达美国国防部在麻省理工学院成立了「放射实验室」（Radiation Lab）。从零开始，「放射实验室」在高峰期有超过一千名科学家在里面全时间工作。战争结束后，大部分的科学家回到学术界，其中有六位拿了诺贝尔奖，两位成为美国总统的科学顾问，发展军事科技所需要的天赋与知识由此可见。军事科技处处是学问，雷达不过是军事科技很小的一环而已。钱学森的影响力之所以超出绝大多数的科学家就是因为他能够跨越「科学」与「工程」这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做到了既博大又精深，这是非常困难与罕见的。

钱学森１９３６年转入加州理工学院就读。这所学校强调理工结合，培养的学生既是科学家，也是工程师，博大精深就是在这种环境成长的。所以钱学森虽是航空系的学生，但是经常去数学系和物理系修课。譬如当时数学的前沿复变函数论、物理的前沿量子力学与相对论等，他都进修了。化学、生物学有些课程钱学森也去听讲，因此跟教授量子化学的鲍林（Linus Pauling，1901-1994，获得1954年诺贝尔化学奖和1962年诺贝尔和平奖）大师成了好朋友，并且一同探讨未来化学的发展。就是这样，钱学森打下了坚实而又广阔的数理化基础。在火箭的研制工作中，钱学森负责设计并建造了加州理工学院的小型高速风洞，累积了工程经验。这是导致他日后能够为五角大厦规划长远发展计划的重要原因。

（２）“自杀小组”（the suicide squad）

美国在上个世纪的三０年代没有什么科学家愿意从事火箭的研究，他们把火箭跟星际旅行连在一起，看成是科幻式的旁门左道。因此当时的美国没有科学家会正经八百的看待火箭。但是加州理工学院出了一个研究生名叫马林纳（Frank Malina）要挑战传统，他倡议成立一个火箭研究小组。根据张纯如（Iris Chang）的书，加州理工学院的火箭研究小组初始成员只有四个人：马林纳（Frank Malina），派生斯（Jack Parsons），福曼（Edward Forman），和钱学森。这就是后来著名的“自杀小组”（the suicide squad）成员。

钱学森在晚年回忆说：“马林纳这个人很聪明，小组的其它几个人动手能力也强，但他们理论上不怎么样，于是找到我，要我帮助他们解决一些理论计算的问题，就这样我参加了火箭小组的工作。”

火箭小组成立了，但没有经费。同事把他们看成一帮怪人，他们就打工购买二手材料制作火箭。后来有一位研究生阿诺德（Weld Arnold）愿意给小组捐献一千美元，条件是允许他进行拍照，于是这一千美元就成为美国火箭研究小组的第一笔资金。

有了这一千元，大家立即着手展开工作。钱学森首先对火箭研究进行分析计算，于１９３７年５月２９日向小组提供了一份研究报告，解决了火箭设计中遇到的几个理论问题。报告的内容包括：燃烧室中的温度、火箭的理想效率、燃烧产生气体膨胀不足和过度膨胀对火箭效率的影响、燃烧喷嘴的设计、发动机推力的计算等等。这份报告被收进他们的火箭研究课题选集，该选集被小组成员称为他们的“圣经”（美式幽默）。

到了６月份，小组的工作得到冯卡门的支持。于是小组可以利用学校的实验室设备进行试验。但是随后的试验有多次失败，并且给校园造成许多灾难性的损失。火箭试验时产生的腐蚀性气体使许多仪器的金属表面氧化，有一次爆炸差一点使马林纳丧命，污染性气体弥漫着办公楼的许多房间，呛得人喘不过气来。

冯卡门不得不把他们赶出校园，全校师生从此戏称他们是一个“自杀俱乐部”，这个火箭小组就成了日后大大有名的“自杀小组”（the suicide squad）。

“自杀小组”并不因此而灰心丧气，他们把设备搬到市郊一个名叫阿洛约．塞科（Arroyo Seco）的干枯河床上进行试验。于是这个地方就成了美国火箭的摇篮，后来发展成为全球著名的「喷气推进实验室」（Jet Propulsion Laboratory，简称 JPL）。

（３）助飞火箭（JATO）与喷气推进实验室（JPL）

１９３８年的秋天，冯卡门和加州理工学院的校长参加一个美国科学院所属的军事航空委员会召开的会议。军方在会议中建议发明一种火箭能够助推重型轰炸机，使它能在很短的跑道上或是航空母舰上迅速起飞。当时传言纳粹德国正在发展火箭，所以美国国防部感到压力，特别是时间上的紧迫。冯卡门回到学校后立即找马林纳、钱学森等人商议，决定接受这个名为“JATO”的任务。JATO 就是 Jet-Aisted Take Off（喷气助飞）的缩写。春秋中文社区

钱学森原本对火箭就很有兴趣，也意识到火箭技术的军事用途，他的博士论文最后一部分就是探讨和论证连续脉冲的火箭推进方法，题目是「探空火箭的飞行分析」。有了“JATO”的任务，在冯卡门的支持下，火箭小组做了一只八英吋长的小火箭吊在实验室的屋顶上作理论实验，然后再到山谷里作规模较大的试验。如此理论与试验反复进行，终于在一九四一年８月的火箭试飞取得成功。“JATO”诞生了。“JATO”这种火箭助飞器很快就在二战时的美国空军得到战场应用。

１９４４年德国的V1和V2飞弹发展成功，希特勒开始大量使用飞弹攻击英国，伦敦不断遭受飞弹袭击。美国国防部急如星火，希望加州理工学院的火箭小组能制造出新式飞弹来对付纳粹德国。冯卡门和钱学森等研究后认为美国的技术水平和实验条件比德国差太多，必须耗费巨资建立一个全新的、大型的喷气推进实验室，才能设计出射程超过一百英里以上的飞弹。于是美国军方投入三百万美圆正式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实验室，这就是加州巴沙迪那「喷气推进实验室」（Jet Propulsion Laboratory，简称 JPL）的诞生。

V1 又称“飞翔的炸弹”（the flying bomb），身长7.9公尺，翼展5.37公尺，是人类战争历史中第一种导弹，也是最早的巡弋飞弹。V1 最大飞行速度656公里/小时，最大飞行距离240公里，飞行高度3,050公尺，全重2,150公斤，弹头重830公斤。从１９４４年６月到１９４５年３月，德国使用大量V1飞弹攻击英国南部。德国总共制造了三万枚V1飞弹，用了大约一万枚攻击英国，其中 2,419 枚击中伦敦市区，造成伦敦 6,184人死亡，17,981人受伤。

V1 是一种非常恐怖的飞弹，因为它飞行的时候发出「嘶----嘶----」的恐怖声音，然后突然停止，死一般的沈寂，飞弹开始向下俯冲，接着就是轰然巨响的爆炸。这种恐怖的声音对人心和士气造成非常大的冲击。

JPL 成立后，美国国防部要求 JPL 不仅进行火箭的研究，而且负责制造出可以控制的导弹（台湾称作「飞弹」，其实「导弹」更为恰当，因为导引是飞弹飞行的重点，火箭一般说来是没有导引系统的）。JPL 成立时冯卡门是当然的主任（Director），钱学森是研究分析组的组长，林家翘（1962年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钱伟长（1955年返回大陆）、郭永怀（1956年返回大陆）等华人科学家都在这段时间为 JPL 效力。

有了「喷气推进实验室」，加州理工学院自然成为美国研发导弹的核心，冯卡门从一九四四年１０月起担任美国空军科学顾问团的团长，钱学森作为团里唯一的外国人，配戴可以参与最高军事机密的金色证章出入五角大厦。

1945年春，盟军胜利在望，罗斯福总统要求迅速派遣专家前往德国的军事工业重地探索所有可能的隐密。四月底，冯卡门组建了一个由三十六位专家组成的「科学咨询团」前往德国。冯卡门受聘担任这个科学咨询团的团长，被授与少将军阶；钱学森受聘担任火箭组的主任，被授予上校军阶。一群美国科学家浩浩荡荡前往欧洲讯问德国军事科学家，收缴德国掌握的军事科技和最新装备，并且争取优秀的德国军事人才来美国效力。

钱学森参与讯问的第一位德国火箭专家就是冯．布劳恩（Wernher von Braun），他是德国 V1 与 V2 飞弹的总设计师。钱学森让布劳恩写出【德国液态燃料火箭发展及未来展望概论】，受到美国军方的重视。美国将布劳恩和他的设计小组都带到美国。移居美国的布劳恩后来担任美国「国家航空暨太空总署」（NASA）的空间研究设计师，主持设计了「阿波罗４号」太空计划。

冯卡门与钱学森在德国布隆施维市郊外一片茂密的松林中，意外发现纳粹空军元帅戈林直接领导的、高度秘密的「气体动力学研究所」。他们不但查验了研究所，而且还检验了高速风洞、实验室、和所属工厂等等总共五十几个伪装良好的建筑物，并且用仪器探测到埋藏在密林深处的数千件机密文件。这些发现使钱学森对德国火箭与炸药的研制有了深刻的了解。

钱学森事迹 篇四

钱学森爷爷是我国着名科学家，为祖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创建与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是我国系统工程理论与应用研究的倡导人。他1911年生于上海，1934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为了更好地报效祖国，他1935年考取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进行深造学习，并于1936年转入加州理工学院继续学习，并拜着名的航空科学家冯·卡门为师，学习航空工程理论。钱学森爷爷学习十分努力，三年后便获得了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在老师的指导下，他对火箭技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久，钱学森爷爷成了加州理工学院最年轻的终身教授。

从1935年到1950年的15年间，钱学森爷爷在学术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生活上享有丰厚的待遇，但是他始终想念着自己的祖国。1949年当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上徐徐升起时，钱学森爷爷深为祖国的新生而高兴。他打算回国，用自己的专长为新中国服务。但那时候在美国的中国科学家归国很不容易，而钱学森爷爷的专长又直接与国防有关，所以他历尽种种艰辛，最后在周恩来总理的帮助下，才终于回到了阔别20年的祖国。他这一曲折的斗争过程，表现了钱学森爷爷对祖国的深爱之情，是多么的感人啊！

1955年初冬，刚刚回到祖国的钱学森爷爷，来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参观。院长陈赓大将问他：“中国人能不能搞导弹？”他说：“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干？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这是多么强的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呀！”就这一句话，决定了他从事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生涯。1956年我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成立，钱学森爷爷被任命为第一任院长。

在酒泉发射场钱学森爷爷和普通科技人员一样，睡帐篷、吃粗粮，组织导弹试验的测试、计算、分析、研究。在他的指导下，中国科学家们攻克了一道道难关，于1960年11月5日，成功进行了我国第一枚导弹飞行试验。”1966年10月27日，钱学森爷爷又参与组织了我国第一枚装有核弹头的中近程地地导弹飞行爆炸试验，即原子弹、导弹“两弹结合”试验。核弹头在预定地点上空成功实现了核爆炸，此举震惊了世界。一位美国将军说，钱学森爷爷无论在哪里，都抵得上五个师的战斗力。

钱学森事迹材料 篇五

那一天是1980年6月5日，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钱学森登上中国航天远洋测量船，看望慰问刚刚从南太平洋执行中国首枚洲际导弹发射测量任务凯旋的船员们。迄今为止，这是钱学森戎马生涯中留下的惟一一张敬军礼的照片。这张照片，也向人们展露了这位伟大科学家的另一个本色身份——共和国军人。军人使命：无论什么时候，他都把国家利益举过头顶一个军礼，一个瞬间，转眼过去31年。就在钱学森敬这个军礼的那年，美国合众国际社这样写道：“正是因为有了钱学森……他研究的火箭，正在使中国成为同苏联、美国一样能把核弹头发射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国家”。其实，对于钱学森的价值，早在1950年，美国时任海军部副部长金贝尔就曾说过这样一句“名言”：无论在哪里，一个钱学森都抵得上5个海军陆战师！那个时候，在整个朝鲜战场，美军的地面兵力是7个师。这名美国军人用职业眼光的换算，正应了中国那句话：三军易得，一将难求！在美国人眼中，钱学森是“最优秀的火箭专家”。现代火箭，对于中国意味着什么？他们不难想象。因此，美国千方百计阻扰他回到祖国，将他软禁整整5年……事实证明，金贝尔是有远见的，但他还是远远低估了钱学森的价值，他那笔账算得并不精明——新华社对外公布的《钱学森同志生平》中，概括总结了钱学森对我国国防科技事业贡献卓越的11项“第一”——中国第一枚近程地地导弹发射试验，中国首次导弹与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发射，中国第一艘核动力潜艇，中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第一次潜艇水下发射导弹……这些“第一”，划时代地改变了中国，也划时代地改变了世界！这，几乎是一段不可复制的传奇！传奇的起点，可以追溯至1955年钱学森回国不久与陈赓大将在哈军工的那次深夜促膝长谈。陈赓大将问：“钱先生，你看我们中国人能不能搞导弹？”钱学森果断地回答：“有什么不能的？外国人能造出来，我们中国人同样能造出来。”陈赓大将说：“好，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在历史的回音壁里，这段经典对话至今在我们耳畔轰鸣作响。从此，钱学森这个名字与新中国的国防大业紧密相连。第二炮兵原司令员李旭阁将军至今难忘，1956年元旦，他第一次听钱学森介绍导弹武器。会场座无虚席，满堂高级将领，惟有李旭阁年纪最轻，职务最低，佩戴少校军衔。讲台上，钱学森饶有意味地说：“中国人完全有能力，自力更生制造出自己的火箭。我建议中央军委，成立一个新的军种，名字可以叫‘火军’，就是装备火箭的部队。”钱学森预言了这支部队的诞生和成长。但他没有料到的是，当年聆听他讲课的那位年轻少校，几十年后会成长为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司令员。1991年10月16日，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隆重颁奖仪式。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联合授予钱学森“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这两种荣誉同时授予一个人，在共和国的历史上前所未有。引人瞩目的是，在此之前，“一级英雄模范奖章”授予的都是战斗英雄。作为一名军人，这是最高规格的荣誉。钱学森当之无愧。毫无疑问，他是英雄，他是战斗英雄，他是战斗在为中华民族砺剑铸盾特殊战场上的大英雄！2009年10月1日，国庆60周年大阅兵上，中国战略导弹方阵气势磅礴驶过**广场。车辚辚，长剑行。这一刻，你是否想到，54年前的中国，除了钱学森几乎没有人见过导弹？可是，这一刻，他已垂垂老矣，只能躺在床上看着电视上的大国长剑。30天后，98岁的钱学森走了。他走得没有遗憾——作为一名共和国军人，他兑现了自己对祖国做出的承诺，他亲手打造的大国长剑，在忠实地守护着这片他深爱的土地！钱学森是何军衔？流传过这样一个说法——1957年，钱学森作为科技顾问随聂荣臻元帅访问苏联。苏联方面以他不是军人为由，不准他参观导弹。为此，中央军委紧急决定，授予钱学森中将军衔。关于这个故事，钱学森晚年曾亲口对秘书涂元季说：“这是误传。”不过，他的履历中明确记载：1970年6月，中央军委任命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当时，国防科委是统管国家和军队尖端武器装备建设的领导机关，第一任主任由聂荣臻元帅兼任。钱学森尽管没有军衔，却是指挥国防科技战线千军万马的将星北斗！1957年，时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的钱学森还没穿军装，一介布衣的他麾下少将、大校、上校比比皆是。然而，这些在枪林弹雨中闯过的将士，无不敬佩他的品德和学问，无不惊叹他率领那支科技大军在极其艰苦岁月中的“长征”。为了那声“东方巨响”，钱学森的脊梁和共和国军人一样，傲雪挺立。原东风试验基地工作人员周迺文至今难忘——“无论什么场合，钱学森腰杆都是挺得笔直的，风纪扣从来都是扣得严严的。”“那时，基地条件特别艰苦，他和普通官兵一样喝又黄又涩的水，蘸着咸盐，吃掺着沙枣叶的窝窝头。”“有一次导弹发射试验时间推迟，他在临时指挥所将两个木板凳拼在一起当床睡在上面，那天还特别冷……”“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当今天的孩子们吟诵这首描写古代将军行军打仗的诗歌，他们不会想到，在那个朔风呼啸的寒夜，一名世界级的大科学家睡在军帐里，别说狐裘和锦衾，连张行军床也没有！1980年6月5日，钱学森登上中国航天远洋测量船看望船员一张黑白老照片，定格了一个弥足珍贵的历史瞬间。照片上，一位慈祥的老人，身着戎装，面带笑容地向周围的人们致以军礼。他，就是钱学森。

钱学森事迹 篇六

本文从诗的构思、画的表达和诗与画的关系诠释了纪录片《仰望星空》的美学意义。指出在诗的构思方面，实现了整体与部分、正面与反面和场面与细节的结合；在画的表达方面，则体现在对特写镜头的处理，突出主题的表达和情景再现的运用上。“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通过诗与画的交互利用，呈现出具有表现力的构思和具有情节性的画面，实现了诗与画相结合的美学效果。

【关键词】

电影纪录片；《仰望星空》；诗；画；构思；表达

为纪念我国著名科学家、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钱学森百年诞辰，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联合中国教育电视台、杭州文化广播影视集团出品的大型电影纪录片《仰望星空》于2012年3月13日上映。该片以钱学森经历的百年中国历史为主线，全面展现了钱学森的一生，反映了以钱学森为代表的一代仁人志士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所作出的无私奉献。影片还首次大量呈现了钱学森夫人蒋英和其子钱永刚对钱学森生活情景的回忆，文献资料弥足珍贵。

作为主旋律纪录片，以表现杰出人物为题材似乎已司空见惯。然而，正如莱辛所言，凡是乍看起来象是限制艺术和削弱的东西，也许是一种明智的而且对我们有益的节制。[1]事实上，本片的核心魅力即在于钱学森的个人魅力，而对于这样一位观众既熟悉又热爱的科学家的诠释，则需要纪录片通过大量细节的纪实还原，在自律和他律的基础上实现形式的创新，该片的创新即体现在诗与画的结合。诗与画，两者皆是集理性因素与感性因素为一体的，通过外在形式表现现实之美的艺术。不同的是，前者是时间维度的表达，后者则更倾向于空间上的并列，在纪录片中，诗与画的表达即体现在对情节的构思和对画面的表现上。本文就从诗的构思、画的表达和诗与画的关系来诠释该纪录片的美学意义。

一、诗的构思

诗是一种动态的表达，借助言语方式，擅长时间轴的情节架构，在鉴赏过程中需要受众主观介入以填补节点的空白，因此常给人以通感的感官体验。该纪录片在诗的构思方面，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

1、整体与部分

诗的整体不仅仅是部分在逻辑上的演变和物理上的总和，意象的表达使其具有大于整体的意义空间，通过调动主观能动性来看见溢于整体之外的“看不见的东西”，更具美学价值。该片以钱学森一生的经历及其所处的时代作为素材库，去粗取精，实现了整体上的简练和部分上的丰富。在以钱学森为主线的基础上，穿插了包括郭永怀遇难、发射前解决触点不灵问题等情节，在纵向上显示出一个“中华民族的钱学森”；在横向上则表现出不同时期包括钱学森在内的一批仁人志士的革命情结，这种纵深感不仅丰富了钱学森的人格内涵，同时也升华了主题，表现出中国人民为国家繁荣所付出的不懈努力。而莱辛在《拉奥孔》中对于诗中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则有这样一段描述：“如果对整体的理解也应该是生动的，那就不能让个别的部分显得太突出，就应有一种较高的光线平均地普照全体。”[2]在《仰望星空》中，对于不同时期的钱学森和不同角色的钱学森的刻画，即体现了“平均受力”。该片并未因其在某个时期或某个领域的卓越贡献而浓墨重彩，于是我们才有机会看到求学时的钱学森、生活中的钱学森和退休后的钱学森等。

2、正面和反面

冲突之于情节的意义，恰如情节之于纪录片，它能够予之以活力。而冲突之于诗，具有其特殊的表现方式，即“只有诗人才有一种艺术技巧，去描绘反面的特点，并且把反面的和正面的特点结合起来，使二者融成一体。”[3]通过正反面冲突的碰撞和角力所实现的平衡，才更加稳定和深刻。在《仰望星空》中，有一段讲述了钱学森因脾气急躁而不被理解，甚至因“不接触工农群众”而无法入党的情节，通过认真反思和修正，最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冲突的张力中，通过对钱学森英雄形象的解构和重构，人物不再是“非黑即白”的扁平形象，大大拉近了与受众的距离。同时，表现的主动权也由摄像机转移到了拍摄主体，真实性和客观性借此得以体现。

3、场面与细节

该片既有发射“两弹一星”的宏大场面，亦有若干细腻的情节，两者相互补充，丰富了影片的表现手段。细节是纪录片中的最小元素，其以小见大的作用却不容小觑。钟大年在《纪录片创作论纲》中将细节分为事实的细节和形象的细节，两者皆可进行情感表达和形象塑造，而其表现的方式则是多种多样，本片主要借助的是口述和画面。通过钱学森夫人蒋英的口述，呈现了大量钱学森生活的细节：如新婚之后在波士顿第一天团聚的情景；钱学森在被拘禁13天后得“失语症”的状态；钱学森夫妇如何给陈叔通寄信的情节等。在钱学森自己口述的宝贵资料中，亦清晰地再现了他被陈赓大将接见的细节，党中央在“”时期对其保护和关怀的细节等。而在镜头语言表现画面方面，亦有大量细节。例如，在蒋英七十三岁生日当天的家庭录像中，蒋英拉着钱学森，笑称蛋糕上唯独没有钱学森的名字，钱学森笑而不语；其后，钱学森笑称幸好自己有一位小他几岁的夫人，并借此拥抱夫人以表感激，这些场景，均描绘了钱学森夫妇举案齐眉、与子偕老的爱情。

二、画的表现

画是静态的表达，主要借助线条和色彩，擅长精确描绘，受制于二维平面空间，其鉴赏方式主要通过视觉体验来实现。在画的表现方面，该纪录片具有以下特点：

1、特写镜头

纪录片单从视觉效果来说，是由无数个画面组成的，每一帧就是一个画面，虽然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做到每一个画面都像一幅画，但特写镜头却有足够的表现力来以静态抒情。一个特写画面定格在钱学森夫人蒋英的面部表情上，这个镜头的背后是她在讲述钱学森被囚禁在特米罗岛时，她第一次去看望他的情景，片中没有具体的形容词来描述回忆时以及当时的心情，但这个表情却诠释了她回忆时的心有余悸，重现了当时她的焦虑、心疼、恐惧、愤怒等一组复杂的心情。而此时面部肌肉的细微活动所赋予画面的张力，正如巴拉兹所言：可以看到即使是目光最敏锐的谈话对方也难以洞察的心灵最深处的东西。[4]

2、突出主题

作为空间上的并列，画所遵从的人的阅读习惯决定了其必须聚焦，即一幅画需要一个主题，而纪录片所借用的画的表达方式，即是通过突出的主题来增强叙事的冲击力和说服力。在刻画钱学森作为父亲的形象时，该片并没有从多个角度切入表现其或严肃或宽广的父爱，而是主要通过两件事，着力表现了钱学森深沉的父爱。其一是通过其子钱永刚关于周末出题这件事的回忆；其二则是用“不回家要请假”这件事表现了钱学森晚年时期深沉的父爱，寥寥数笔即勾勒出具有典型性的父亲形象。在主题突出方面，以短镜头、快切镜头为主的剪辑方式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使得画面简洁有力。

3、情景再现

画面所具有的语言，不是主体所能单方面表达的，它需要用背景来补充叙事。由于历史的不可逆性，该纪录片采用了大量的情景再现，以还原历史情境和社会情境，宏观上将人置于前景，微观上对物进行再现，重构出一个虚拟的可感的历史空间。作为一种意向性的表达，实现了对历史空间的再现，对历史氛围的再营造和对历史心理的再感知，通过移情的作用，使人在观看过程中产生了设身处地的同情和共鸣。当辛亥革命、“七七”事变的影像资料相继出现之后，钱学森被重现于一个战火纷飞的画面之中，这不仅唤醒了观众对于当时社会情境的想象，加深了对钱学森人生轨迹的逻辑认同，从情感上，也激发了对救亡图存的仁人志士的钦佩和感激之情。

三、诗与画的结合

从诗与画的关系来看，诗是由一幅幅动态的画组成的，而画本身也可以用诗来诠释，张舜民《画墁集》卷一《跋白之诗画》里所言颇具总结性：“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该纪录片在诗与画的结合方面，运用了具有表现力的构思和具有情节性的画面，在拓展故事情节纵深效果的基础上，实现了画所具备的造型美。

然而，不无遗憾的是，该纪录片仍具有为宣传而宣传的表现痕迹，如部分解说词与情节配合得差强人意。事实上，呈现国家主导的文化形态本无可厚非，在这个经济、文化巨变的年代，我们需要英雄式的人物和温暖人心的故事来鼓舞民族斗志、增强民族信心，但是，“填鸭式”的灌输已无法适应精神文化水平日益提高的民众审美需求。我们认为，一种好的寓教化于潜移默化的方式，恰恰是借助诗与画的表达。通过诗的含蓄牵出深远的意象，借助画的张力塑造逼真的形象，将二者结合，实现构建。但是，正如《中国画论与中国美学》中所言：“诗歌中之活泼的画意，或画中的新奇的诗意，都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东西，绝不是生吞活剥所能达到的。”[5]对于诠释钱学森这样具有人格魅力的人物，纪录片在技巧之外的自然情感则更显珍贵，通过情感的自然流露，即可激发观众的感情，最终实现如黑格尔所说的“在对象里寻回自我”[6]的教化效果。

【参考文献】

[1][2][3]莱辛 著。朱光潜译。拉奥孔[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68，93，56.

[4]巴拉兹。电影美学[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79.55.

[5]刘墨。中国画论与中国美学[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272.

[6]朱光潜。西方美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587.

学习钱学森先进事迹心得 篇七

学习钱学森先进事迹心得

今天山西师范大学体育学院党支部组织了体育学院全体党员在大礼堂里聆听了一堂先进事迹报告会，内容丰富精彩，大家听得十分认真，回来的路上我一直心情滂湃，回想老师讲的钱学森同志的先进事迹，“两弹一星”，还有马兰精神等使我越来越感觉到作为一名党员的荣耀与责任，我们要向前人学习，向优秀党员们学习。

钱学森是我国杰出科学人物，两弹一星元勋，对于这样一位伟大的人，我们对他满怀敬意！伟大的科学家钱学森传奇的一生，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加州理工学院出身的教授钱学森，在美国拥有优越的研究环境和资源，但他却心系祖国，归心似箭，一心想利用自己的毕生所学，为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做出贡献。而意识到钱学森的巨大价值的美方又对其归国设置了重重障碍，甚至以间谍罪逮捕钱学森。最终，回国愿望强烈的钱学森几经辗转回到了当时一穷二白的中国。面对新中国技术、人才、工业等各方面的空白，钱学森带领科研人员从仿制入手，根据现有技术和条件逐步研究、完善，奠定了中国导弹的基础。1964年，第一枚原子弹试验成功，接着，他带领科研人员克服了天气地理等困难，完成两弹对接，并且在罗布泊靶场成功试射新中国第一枚核导弹！

“两弹一星”是指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卫星。“两弹”中的一弹是原子弹，后来演变为原子弹和氢弹的合称；另一弹是指导弹；“一星”则是人造地球卫星。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中国的“两弹一星”，是20世纪下半世纪中华民族创建的辉煌伟业。1999年9月，江泽民同志在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上，将“两弹一星”精神概括为“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两弹一星”精神，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和科学精神的活生生的体现，是中国人民在二十世纪为中华民族创造的新的宝贵精神富。

1989年1989年10月16日，基地纪念组建30周年和原子弹爆炸成功25周年，首次提出“党的领导，思想领先；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内外团结；开拓创新，科学求实；纪律严明，一丝不苟；热爱事业，无私奉献”的光荣传统，即马兰精神。1.马兰精神是传统美德的发扬光大 马兰精神首先体现的是它的爱国主义精神。“党的领导，思想领先”是从政治上总结了基地的历史经验。其次，马兰精神是无私奉献精神的集中体现。一代代马兰人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始终无怨无悔，正是这种热爱祖国，热爱国防，无私奉献的伟大精神，鼓舞着每个人，激励着每个人，这是他们不竭的动力，也是他们世界观、价值观的集中体现。2.马兰精神是顽强意志的充分体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马兰精神的基础，也是基地建设的根本经验和传家宝。3.马兰精神是集体智慧的完美结晶核试验是尖端科技的集中体现。基地涌现出以“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 程开甲为代表的两院院士8名，先后晋升了四十多位将军，有11人获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114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4人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这些荣誉的背后是更多的默默奉献的科技队伍，这些荣誉体现了集体智慧的结晶。（四）马兰精神是科学管理的光辉典范核试验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遵循科学规律。核试验一开始就强调“严格、严肃、严密”的三严作风，从每个项目的调试，到站级联试，全场联试，到最后的爆炸实施，一直都体现科学管理。在核试验中从总体技术方案、核试验程序、系统网络图到各单位各项目的具体计划，包括人员、项目、器材、设备的管理，形成了一整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核试验程序和管理方法，可以说是科学管理的光辉典范。

“马兰精神”不仅仅是马兰人的创造，而且也是参加核武器研制、试验的所有亲历者共同创造的。他们不是几万人，十几万人，而是几十万人乃至上百万人的奋斗结晶。

在十年后的今天，青年大学生是民族的希望，祖国的未来。在大学校园里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对于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精神，加强当代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引导，提高他们的道德素质和政治觉悟，把他们培养成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确保我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确保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现在，全党、全国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正在努力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对于我们肩负使命，科技强军，更具有现实意义。我们必须认真学习和深刻领会“两弹一星”精神的丰富内涵和深远意义，大力弘扬这种伟大的革命精神，脚踏实地，求真务实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业绩，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钱学森事迹 篇八

《钱学森书信》是一位“人民科学家”和谐精神世界的真实写照，为中华民族智慧宝库增添异彩。钱学森院士从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的人生历程，是今天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辉典范和学习楷模。冯国瑞先生在《为人治学皆闪光――〈钱学森书信〉读后感》中，对钱学森院士始终坚持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有两点十分精辟的概括：“一是结合现代科学发展的实际。不仅涉及到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数学科学、系统科学、思维科学、军事科学、地理科学、建筑科学和文艺理论等多个大的科学部门，而且提出了从这些科学通向人类智慧最高层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多座桥梁，即自然辩证法、唯物史观、数学哲学、系统论、认识论、军事哲学、地理哲学、建筑哲学和美学等。二是应用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和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理论，结合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提出了4个系统和9大领域建设的宏观建议。4大系统即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和地理建设。9大领域是：物质文明建设包括科学经济建设与人民体制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包括思想建设和文化建设，政治文明建设包括民生建设、法制建设和政体建设，地理建设包括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以及基础设施建设。”钱学森作为杰出的战略科学家，能够坚持把科学理论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问题紧密地联系起来，并且提出建议，把9大领域的建设组成为复杂的、动态的、优化的社会系统工程加以研究和实施，这正是他作为人民科学家最完美的体现。

8月初，总理去看望钱学森院士，亲切地对钱老说，“您上次（两年前温总理看望钱老时）说的两条意见，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认同。”这两条意见，即“一是大学要培养杰出人才；二是教育要把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结合起来”。钱老接过温总理的话，高兴地说，“处理好科学和艺术的关系，就能够创新，中国人就一定能赛过外国人。”温总理坦率地说，“您讲的话我都记住了。您这次讲得比上次又要深一些。我们要超过发达国家，就要在科学和艺术的结合上下功夫；就要重视教学的综合性，培养复合型人才和领军人物。只要坚持下去，一年看不出效果，几年后总会有效果。”

《钱学森书信》奉献给读者的是“仁山智水”的墨迹，更是知识和智慧的宝库，开卷有益，启迪思想，终身受用，是我们走进科学殿堂的金钥匙，窃以为可作为“案头书”。

“天高可问”：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

1980年5月18日，我国继10年前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后，又向太平洋预定海域发射第一枚运载火箭获得圆满成功！一位外国记者在题为《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的文章中写道：“这个名字的背后，有一段任何科幻小说家都无法想象出来的不同寻常的经历。上个世纪50年代，美国海军金布尔将军得知钱学森毅然回国的消息后恼怒地说，我宁可将这个家伙毙了，也不愿让他离开美国。那些对我们来说至为宝贵的资料，他知道的太多了。无论在哪里，他都值5个师！”

这位美国人的恼怒可以理解，但他对钱学森“值5个师”的评价，事实证明实在是“低估”了。

世界科学界对钱学森的评价是：世界著名的航空、火箭、航天专家，工程控制论、系统科学奠基者，是美国导弹、航天奠基人之一，是中国导弹、航天、系统工程的奠基人，还是科学哲学思想家。早在1943年，钱学森与美国科学家合作完成的《远程火箭的评论与初步分析》，为美国研制地对地导弹和探空火箭奠定了理论基础。其后研制的“女兵下士”探空火箭、“二等兵A”导弹，是这一理论的“初生儿”；而这一成果，又被称为“北极星”、“民兵”、“海神”等导弹和反弹道导弹的先驱。美国政府在总结“二战”军事科技工作时，称钱学森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无法估量的贡献”。美国的舆论界则评价“钱学森是帮助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流军事强国的科学家银河中的一颗明亮的星”！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1956年，已过“不惑之年”的钱学森，冲破重重阻力毅然回到祖国，从此更加焕发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激情，“知天命”，“顺国情”，“不逾矩”，过了“米寿”奔“茶寿”，让自己的生命为祖国、为人民创造一个又一个的奇迹。钱学森组建了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主持完成我国“喷气和火箭技术建立”的规划，参与“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直接领导导弹运载原子弹“两弹结合”的实验，参与制定我国星际航天发展规划……钱学森院士还奉献出价值连城的科学巨著，诸如《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讲义》、《星际航行概论》、《论系统工程》、《论宏观建筑与微观建筑》、《论第六次产业革命通信集》以及《论人体科学与现代技术》等，这都是为中国和世界创造的宝贵知识财富。

钱老如今已过耄耋，“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冲向“茶寿”。他把一生“献身科学、报效祖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获得过许许多多的荣誉。最近，曾作过钱老秘书、现已是总装备部研究员的涂元季将军，著文透露钱老在“荣誉背后”的感人故事。1991年，钱老年满80岁，获得“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的荣誉称号。钱老担心宣传“过度”，便对涂元季说，“适可而止。我看现在应该画个句号了，到此为止吧。”于是，连已经发排就绪的稿子，也在钱老的要求下，撤版了。2003年，“钱学森请辞院士称号”的故事，至今让人难以忘怀。钱老亲笔给科委主席周光召写信，信的结末写道，“以上请您批办。”“批办”不是“酌办”，而是“必办”的意思。1989年，美国国际工程权威机构授予钱学森“小罗克韦尔奖章”，并授予他“世界级科学与工程名人”、“国际理工研究所名誉成员”等令人羡慕的荣誉称号。当有人写信祝贺时，钱老淡定一笑，写回信说，“美国佬给我发奖章，我觉得没什么。因为对一个中国科学工作者作评价，最有权威的是中国人民，而不是一个美国的什么评审委员会！”这就是“人民”在“人民科学家”心中的位置。

钱学森对科学的杰出贡献，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但他永远的“中国心”，流淌的却是永远不可更换的中华民族的血液。

“科学哲学”：探索辩证唯物主义发展观

钱学森的青年时代在美国度过，主要从事应用力学研究，是一位自然科学家。应用力学的研究特点，强调理论研究与实践结合，理论课题要从工程实践中提炼出来，又要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并能指导工程设计。《书信》中有钱学森从事工程设计的文字记载，经常去工厂和实验室，察看实验情况，了解工程中的关键问题。因为钱学森具有在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掌握的扎实的理论基础，又有数学博士的计算功底，所以解决工程上的难题才能得心应手，对当时航空界存在的“音障”、“热障”等难题予以合理的解决，使之成为著名的应用力学专家，即后人所说的技术科学家。

最为难能可贵的是钱学森归国后，阅读了许多马列主义原著，特别是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使他在思维方法上有了升华，感悟到自己在美国学得的那些心得体会，其实在“辩证法”中早就指出来了。正如涂元季研究员所说，“钱学森的学习是勤奋的，他的理解力尤为惊人。1957年，他应《自然辩证法通讯》约稿，写出不足千字的短文《技术科学中的方法论问题》，已经明白无误地指出，“在技术科学的研究中，我们把理论和实际要灵活地结合，不能刻板行事。我想这个灵活地结合理论与实际也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精髓了。”由此可见，钱老坚信，科学研究一定要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做指导。

我们在《钱学森书信》中可以看到，正是“”使钱老明白：仅仅懂得自然科学知识是不够的，必须扩大视野，学习社会科学。《书信》中清晰地记载，他不仅学习马列原著，还读黑格尔、普列汉诺夫、布哈林和波普的作品。钱老还从“儒、墨、道、法、佛和易经”等国学文化中汲取精华，在比较中印证“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性。正是由于钱老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他分析复杂的社会问题才能够条分缕析，透过现象看到本质。钱老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说，“一个中国共产党员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这种‘执着’是正确的。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也要求我们，在具体问题上一旦发现自己有错误，必须立即、坚决纠正，决不能‘执着’不改。”

钱学森的“科学哲学”观，让他往往有超出常规的见解，即超前思维。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钱老就指出计算机、通讯，将会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其意义就像当年瓦特发明蒸气机，必将引起一场新的产业革命。一部《人体科学与现代科技》将“人体科学”这一概念引发为一门新的“学科”，透露出“见微知著”的超前思维能力。对人体科学中一些暂时无法理解的现象，钱老认为，“有的人试图解释它，我看不行，因为它远远超出了现代科学的范围”。钱老对“唯象理论”有简洁明了的解释，就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他曾打过一个比方：开普勒的行星说是“唯象理论”，而牛顿力学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理论”。人类科学的发展就是对事物的由浅至深、由表及里、由复杂到简单，即由“唯象”到“科学理论”这样的认识过程。

钱学森在“科学哲学”的思想指导下，关于系统科学的论述和系统工程的运用，今天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钱学森关于系统科学的思想是“智慧的钥匙”，如果说他早期的《工程控制论》是对自然科学的认知，那末，后来的《论系统工程》、《创建系统学》等著作，则是对科学哲学的运用和实践。据涂元季研究院的记录：“钱老认为，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完全符合系统科学的原理，一定要在实践中真正按这个科学的方针去办。贯彻科学发展观也要求我们逐步学会运用系统科学的方法，即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手段就是计算机和现代计算技术。”

钱学森的“科学哲学”思想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实践和发展。

“天马行空”：科学与艺术的完美结合

前年，总理看望钱学森同志的时候，钱老在听完温总理的谈话后，诚恳地说，“一个有科学创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学知识，还要有文化修养。小时候，我父亲就是这样对我进行教育和培养的，他让我学理科，同时又送我去学绘画和音乐。就是把科学和文化艺术结合起来。我觉得艺术上的修养对我后来的科学工作很重要，它开拓科学创新思维。现在我要宣传这个观点。”

在《书信》中，钱老用许多生动的事例和自己的生活感受，宣传“科学与艺术结合”的观点，让许多人十分信服。钱老举例说，爱因斯坦喜欢艺术，小提琴拉得出色。我国核专家汪德熙教授，是一位钢琴家。著名建筑家陈从周教授的诗集《帘青集》，钱老爱不释手，反复吟诵。钱老多次提起诺贝尔奖得主、著名的物理学家杨振宁和李政道对科学和艺术都有很深刻的见解。“文理相通”――往往是科学家和艺术家“天马行空”的动力源泉。

我们在读《书信》时可以了解到，钱老自幼喜欢文学艺术。他在北京师大附中念高中时读的是理科，但他学过水彩画，拉过小提琴，写过小品。读大学时，是交通大学管乐队的小号手；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学习和工作时，参加过美国艺术与科学学会。钱老24岁时曾发表题为《音乐和音乐的内容》的文章，讲的就是如何欣赏贝多芬和莫扎特的音乐作品。

钱老80多岁时，在杂志上看到讲述著名画家天津大学王学仲教授“三怪”的故事，立即写信王教授求“墨宝”。信中说，“我连您‘润笔只要纸’的纸也没有，实感唐突，请恕我无礼。”王学仲教授接到钱老信后，立即挥毫作长卷《狂草赋》，并赠《夜泊画集》。钱老在回信中说，“读先生《狂草赋》，使我神思飞扬，如火箭升空，‘巡天遥看一千河’矣……”钱老对艺术的执着由此可见一斑。

钱老对古典诗词歌赋乃至对联，都十分喜欢，并且很有见地，提出“将文学艺术与科学结合起来，探索思维科学新路”。“既然文学创作中要运用抽象（逻辑）思维、形象（直感）思维和灵感（顿悟）思维，那我国几千年古老的文学作品不就是三种思维的结晶吗？我们为什么不从中国的赋、诗、词、曲及杂文小品中学习探讨思维科学呢？”“钱老80多岁还能‘顺背如流’昆明大观楼长联，并有独到的见解。认为其下联不是简单的感情抒发，而是作者的人生观、世界观的表达。”

我们都知道钱学森是伟大的人民科学家，据涂元季将军的介绍，钱老也是感情丰富的性情中人。他看电影《城南旧事》，听到主题歌――“长城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一觚浊酒尽来欢，今宵别梦寒”――情不自禁地落泪了。钱老道出了个中原因：“这首歌，结合剧情，道出中国人民的伟大，我为此泪如泉涌。还有一个原因是剧中的小学，即我曾经就读的北京师大附小。我的老师有级主任于士俭先生和在校任教但未教我们班的邓颖超同志，我想念他们。”

钱学森事迹 篇九

他，我最敬爱的人，也是我们中国的骄傲。他一生的贡献留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他一生的作为在我们的心上划下了一道痕迹。他，我们中国的骄傲，是当之无愧的！他是谁？他就是我们中国的“导弹之父”钱学森。

“我是中国人。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做准备，为的是回到祖国后能为人民多做点事。”这句话就是钱学森在自己功成名就之后所说的，当时的优厚待遇，他放弃了，为的是报答祖国！如果是我，会怎样呢？是和他那样？还是“卖国求荣”？也许是“卖国求荣”吧！

在新中国诞生后的第一个中秋节，他与十几位中国留学生一起欢度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他们倾诉思乡之情，谈论祖国的美好前程，这美好的气氛在他们身边弥漫着。“早日回到祖国去，用自己的专长为祖国建设服务”，此时的他，内心一阵波翻浪涌，愿望不断浮现在脑海中，忍受着这个煎熬不知多长了，只是，现在的他无法忍受了，最终向留学生们袒露了心迹。以为会得到他们的鼓励与赞同，只是降临的却是劝告，有人说：“祖国刚解放，要钱没钱，要设备没设备，仙现在去搞研究，只怕有困难。”这无意地劝告在钱学森心底无非是一个伤痕，但钱学森知道，无论祖国是贫是富，他都应该回到祖国去，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祖国建设服务。面对劝告，应该放弃这个理念的他却坚定地说：“我们日夜盼望着的，就是祖国能够从黑暗走向光明，这一天终于来到了。祖国现在是很穷，但需要我们——祖国的儿女共同去创造。我们是应当回去的。”钱学森爱研究，但他更爱自己的祖国，他一心想回到自己魂牵梦绕的祖国，为祖国建设服务。只是，当他想回国时，却被美国的当事人阻扰了，他们始终不肯让钱学森回国，因为钱学森无论到哪里，都抵得上五个师啊！这么好的人才，他们有怎么会放过？但种种的狂风暴雨并没有让钱学森回国的决心动摇过，他依然同以前那样，坚持着，默默地坚持着！终于，皇天不负有心人，经过五年的漫长岁月，钱学森在总理的关怀下，1995年9月17日，踏上了归国的航程。回到祖国怀抱的他，为我国运载火箭、导弹研制和发射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钱学森的心里，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这一切都是他一生的写照，他永远鼓励着我们、鞭策着我们，一个脚印一个步伐地走向未来，为祖国做出贡献，他是我们中国的骄傲，是当之无愧的！我们都是祖国的儿女，都应该向钱学森那样为祖国建设服务，不是吗？所以，请好好学习，长大为祖国建设服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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