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论文（最新4篇）

在平时的学习、工作中，大家都写过论文，肯定对各类论文都很熟悉吧，论文是指进行各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文章。相信很多朋友都对写论文感到非常苦恼吧，差异网的小编精心为您带来了4篇《美学论文》，希望能够对困扰您的问题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美学缩影设计论文 篇一

美学缩影设计论文

摘要：审美的最高意境是悦志悦神，只有将设计作品的内涵提升到一个精神文化层次。从人的文化心理出发，才能真正的打动人。设计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设计，只有以人为本，从人性化的理念出发，才能以情而动人，以意而感人。

关键词：传统文化；设计；审美心理

当形形色色的艺术作品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我们是如何从形式的外表下发现感受到作品的美。从无生命的作品中感受到生命的流淌，从没有语言的作品中聆听到设计者内心的思考……欣赏一件艺术作品的过程是一个复杂的心理感知过程。从最初欣赏作品的形式美到进一步读懂设计作品的内涵，这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把审美的三个心理过程用自己的话来理解。我认为最初我们在看到一件设计作品的时候我们对它仅仅是感官上的认识，通过它的造型，颜色在头脑中形成一个最初的印象，这里面有两种可能：一是，我们在看到这件设计作品之前对此是毫无所知的。我们对这件作品的认识是客观的。第二种可能是我们在看到这件作品之前就已经对这件作品或者是对设计师有了一个了解。这样我们在欣赏这件作品的时候就带着个人的感情，这将对审美的下一阶段产生影响。审美的实现阶段是欣赏主体综合能力整体作用的阶段，人的文化修养，艺术修养，情感，想象，理解，各方面能力的共同作用于人的大脑，这时主体与对象已经超越的感官上的认识，人通过形式的外表能够发现蕴含在作品里面更深层次的精神意境。正因为欣赏主体的不同所产生的审美效应也就不同，每个人的审美观念，审美理想，审美经验都因人而异。主体不同产生的效果也就不一样，这样就形成了审美差异。

一个设计师在设计一件作品的时候如果能更多的了解设计作品所要面向的人群他们的文化，心理，地域．民族以及信仰等特征。结合这些人的审美心理来设计，这样的作品才能，面向市场，被大众所接受。

符合人们的审美心理的设计作品，必定是有着很强的生命力，能都打动人的作品。不仅仅是有形式上的美，它必定还蕴含着更深的'“人文之美”。结合美感的三个特点来分析审美心理：美感的特点之一是直觉与理性的统一，也就是形象的知觉与想象创造性。二是非功利性的统一，也就是个人无功利性和社会功利性。美感的第三个特点是精神愉悦性。它包括感官层次上的悦耳悦目。心意层次上的悦心悦意。还有精神人格层次上的悦志悦神。

中国是个传统理念非常浓厚的民族，正因为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中国人所带有的民族文化特征也根深蒂固。中国人的审美情趣在有意识或无意识中都流淌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所以，我觉得中国的设计大师一定同样要是文化大师是中国文化的传播者。善于抓住文化脉络的设计师才能真正抓住设计的灵魂。我很喜欢华人设计师陈幼坚。他被称为是“东情西韵”的奇才设计师。他的作品结合了许多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又利用西方的形式特征。折射出现代人对传统文化的更新的审美品位。他柔和中国艺术与工艺元素与现代设计中，以明快直接而优雅的手法，为中国传统视觉注入现代生命力。下面我将结合他的几件设计作品来浅谈审美心理与文化的相互关系。

看到这两件作品的时候，我想每个人的第一感觉都能想到中国。古朴典雅的格调，庄重而不失优雅。用中国很有代表性的颜色和图案构成整个包装的基本元素，奠定了中国文化格调。通过这个作品能折射出中国的古风，古韵。没有照搬中国传统元素，而是用一种新的形式来表现“中国味”。设计师将传统的文化元素融合与现代设计理念之中，将二者巧妙地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包罗万象。如果只是照搬元素，只能是一种“形似”而非“神似”。设计师没有在他的作品里融会百川，而是用“窥一斑而见全豹”的手法，将传统文化里很小的一个缩影，作为文化的载体。简洁，大方，这也许这就是他的作品看上去既有中国味，又不乏现代感的原因所在。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西方文化已经越来越多的融入到生活中，中国人的审美理念里既有根深蒂固的传统审美意识，但又对西方的文化怀着窥探的心情。与其说现代的中国人崇尚传统文化。我觉得应该说现代的中国人更崇尚西方文化。但是，中国传统的意识形态又让他们希望在现代的形式里面找到传统的东西。于是，改装后的“唐装”能够风靡一时。这便是透过西洋镜看中国文化的结果。陈幼坚的设计契合了现代人的审美观念。能够在传统上创新，这便是成功所在。在回到上面的几件设计作品。我们不难发现，作品本身所用的传统文化符号很少。而更多的是对文化“神韵”的把握和传达。也就是把握中国人对传统的内在感觉。作品中融入了许多西方的造型手法，简洁的形式美。颜色都是中国的古典色调，显得高贵典雅。

我想每个中国人在看到这样的作品时都会有一种对母体文化油然而生的亲近感与崇敬之情。

民族的东西也就是世界的东西。具有中国浓厚文化气质的东西，也是最能让外国人刮目相看的。外国人很喜欢纯粹的中国人，外国人也喜欢研究纯粹的中国的文化。就像中国人对西方文化和古埃及文化也同样具有浓厚的兴趣一样。外国人希望在中国的设计作品里看到中国文化，或者说是能够折射中国传统意蕴的东西。所以，设计作品要能走向世界被认同就必须把握住文化脉络，抓住本土文化里最本质的东西。审美的最高意境是悦志悦神，只有将设计作品的内涵提升到一个精神文化层次。从人的文化心理出发，才能真正的打动人。设计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设计，只有以人为本，从人性化的理念出发，才能以情而动人，以意而感人。

美学论文 篇二

对于《流淌在时间中“即现”的舞蹈》这一实验性质的舞蹈作品而言，单纯的技艺呈现、叙事再现、情感表现都已经远远不能餍足其探索的野心，对于舞蹈本体的智性叩问才是关切所在。叩问的钥匙与津梁就在于“即现”这一概念，全场舞蹈水银泄地般由这一中心播散开去；而在自由跃动的舞台表现最终汇聚浮现的，却又是“即现”这一理念。

严格来说，“即现”并非是既有的理论术语，依照编导万素所提示的创作理念，其中蕴含着中与西、传统与现代两套思想资源，一是中国古典的“气韵生动”的美学思想，与生生不息、连绵不绝的天地之气俯仰相依，如云出岫，流转无定，如雁过寒塘、物来即现，打破本质与现象、潜在与呈现的分隔，物我不隔、理事合一；二是力图通过舞蹈的自发呈现来展开对于潜意识的探索，而这一理论则可以归之于柏格森-弗洛伊德-德勒兹一路，对于在时间绵延之中展开的意识的直觉观审，而这一观审将直接即现于身体，在这一直接呈现之中摈除分析性的理性省察，从而打开人之内面的幽暗大陆。而整场舞蹈作品也多头进发，从不同的维度较为饱满地展开与呈现了对于舞蹈“即现”的探索。

一、古典与现代:“即现”舞蹈的文本细读

作品第一部分《春江花月夜》展开了舞蹈“即现”的古典维度与时间向量。随着中国古典名曲《春江花月夜》的优美而富丽的乐声，各位舞者展开“类古典”的舞蹈呈现。在此称为“类古典”，是因为在舞蹈编创之中打破了现代古典舞编排所要求的格套与程式，而以内设结构点的方法来赋予舞者更大自由，在结构点之外的舞蹈部分将由舞者自由发挥，从而在一种古典舞的姿态中展开着现代舞的理念。而在这一部分的舞蹈之中，由于结构点的内设，形塑了区别于后两场相对节制的古典风格。这首先体现在这场舞蹈存在着明确的中心，当台上的舞者翩翩起舞时，在某一个时间点上，全场的焦点也是落于某个单个舞者的舞蹈表现之上的，就如同乐曲的一个个单独的音符，通过舞者与舞者之间的相互呼应、承相接递呈现出了绵延的时间感。单个舞者的舞蹈呈现强调了古典的舞蹈训练所要求的翩跹顾影、似身有坠物等要求，而在群舞时又能如传统行草一般呼应勾带、依势而动，从而舞蹈整体呈现出气韵生动的传统美学风貌。通过舞者或单独、或成对、或结队，在舞台的左右两侧自此向彼、如云出岫般翩跹流转，营造出夜月春江“滟滟随波千万里”的婉转畅快。如果说第一部分的《春江花月夜》试图探索舞蹈“即现”的古典维度与时间向量，而第二部分的舞蹈《多重艺术的融合》则更多征用了西方思想资源，探索“即现”舞蹈的空间维度。首先在第一小节的舞蹈中，在舞台左侧安置着即兴的吉他伴奏，而舞台右侧则是沙画艺术家在进行即兴的沙画创作，沙画被投影在幕布背景上。前景上是昆曲表演者抑扬婉转地唱起《牡丹亭》中“游园惊梦”的著名选段，随着曲词，背景幕布的沙画上呈现出曲院风荷、亭台楼阁，转眼之间又化为美人笑靥。同时，随着昆曲声音暂歇，在舞台的后景上年轻的舞者穿着各色纯色的小丑服登台，每位舞者不仅被分配了一种色彩，同时仿佛也被指定了一个音符，各位舞者唱起属于自己的那个音符，但组成的却不是一首和谐乐曲，而更像是对原先的昆曲的反讽，众位舞者唱毕，由此展开舞蹈。

在舞台空间之上，左侧的吉他弹奏，右侧的沙画表演，前景的昆曲演唱，后景的即兴舞蹈，以及背景幕布的沙画投影，都承载着观众的目光焦点，都可以作为舞台的中心。原来第一部分《春江花月夜》所构筑的线性的、历时的、绵延的舞台结构被打破，呈现出后现代的多中心、平面化、反讽性、拼贴化的整体风貌。这些舞台中心无法用一个单一的逻辑结构贯通起来，后景的即兴舞蹈会上前围绕在昆曲表演者与沙画艺术家周围，仿佛在询问、仿佛在观看又仿佛在展示，共同演出一场意义未明的默剧。这一幕意义未明的默剧，包括倏忽而逝的沙画、古典韵味的昆曲与前卫而晦涩的即兴表演，以及疏落随性的伴奏，这一切都从日常生活之中，从既往的舞蹈程式中抽离出来，通过凝缩、象征、润饰与移置，展现了一场弗洛伊德式的梦境。如编导万素所言，这场实验舞蹈作品的探索目的之一是“运用心理意识的潜在性，从而唤起身心言说的条件”，在潜意识的挖掘中呈现“即现”舞蹈。而《多重艺术的融合》的第二小节，将这种对于潜意识的挖掘引向深入。

当这一幕舞蹈开始时，昆曲声歇，沙画艺术家也停止了作画，在幕布上投影了一幅彩色画作，仿佛稚童随手所作的蜡笔画。随即舞者上台，或手持箱子，或扫把、或皮球、或长棍，甚或推上了下面装了滑轮的白色的塑料牛像。每位舞者都各行其是，这些日常器具被摒除了日常的功用，桌子不用于摆放，而是被竖立起来，扫把拍打着皮球，不明所以的塑料白牛穿插在即兴表演的舞者当中。虽然舞台上的其他即兴艺术创作暂歇，但是舞台上的每个自行其是的舞者都成为了中心，这些共时的中心无法被编织到历时的连贯叙事中去，观众们目瞪口呆。舞者多彩的服装，各色的器具，无意义亦无目的的行动遍布了舞台，一切看上去是如此疯狂谵妄，却又如此缤纷多彩、稚趣盎然，难以言喻的迷人，仿佛是希罗尼穆斯·博斯(HieronymusBosch)的绘画《尘世乐园》的舞蹈复现。而福柯对于这位画出了《圣安东尼的诱惑》与《愚人船》的画家独寄心香，认为其展示了人之意识底层中的疯癫谵妄，这样一种晦暗而无序的状态，固然是明晰精神的对立面，但同时它也催化出一种表象之下的真实，让人们对于自身和周遭的世界有更深入的了解。而这一幕舞蹈对于“潜意识”的开掘，也恰与之相似。而第三部分《青春不羁》则从另一个角度打开舞蹈“即现”的可能，在这一幕中，舞者呈现的不再是《春江花月夜》中那个承载着传统美学观念的文化意义上的自我，也不是《多重艺术的融合》中开掘着潜意识的精神分析意义上的自我，而就是作为北京舞蹈学院编导系2013级中国舞班成员在青春进行时中的自我，表达着某种个体在粗暴轻浮的社会规训之下晦涩难言的青春体验。

这一场舞蹈在仿佛上级对于下级的严厉粗鲁的训斥声中拉开了帷幕，随后训斥声歇，舞台漆黑一片，顶上悬挂有散发着淡蓝色光芒的灯笼，仿佛一排幽暗的星辰，星辰缓缓落下。灯光渐起但舞台依旧幽暗，这时《春之祭》阴郁而神秘的乐曲声奏响，舞者身着稚趣的纯色小丑服，却带着象征成人世界的领带，开始翩翩起舞。在幽暗之中，这一切就似乎是在森林之中的原始祭仪，遍布了隐晦的秘密。突然《春之祭》乐声停止，换为刘欢的《重头再来》，同时灯光大亮，而舞者的舞蹈表现也由阴沉节制化为热烈开朗。但随即这样的励志歌曲也止歇，《春之祭》复又响起，灯光复又幽暗。在《春之祭》的片段与中国流行歌曲之间（如《重头再来》《时间都去哪儿了》等励志青春题材）的切换之中，舞蹈鲜明地呈现出充满张力的两种样态，表现着青春的“暗面”与“明面”，前者或许隐喻着青春的本己体验，它是私人性质，是隐没在黑暗之中的，是残酷的，而后者则是一种青春之歌式的昂扬明朗、励志奋斗。就舞台呈现来看，这幕舞蹈无疑侧重于前者，“暗面”的舞蹈与音乐极其富于质感，使得夹杂其间的“明面”舞蹈如同偶尔略过幽暗池塘的天光云影，显得虚幻而轻浮，反衬得这些流行歌曲的励志话语如同廉价的成功学套话。如果用拉康的术语来说，青春的“暗面”是一种实在界(theReal)体验，而“明面”则属于象征界(theSymbolic)，象征界试图以语言、以大词（如大写的“青春”、励志、奋斗、重头再来等）来将实在界残酷的青春体验叙述为励志故事，但却永远无法穿透与包裹这一实在界体验。而这帮年轻舞者或许通过这一舞蹈呈现告诉我们，青春不是初夏，而是一场春寒，是在冬末春初冰冷冻雨中的抽枝发芽。最后，象征成人世界的规训与权力的训斥声再次从天而降，舞者们纷纷倒下、相与枕藉，青春散场，幽暗的大星复又返回天际。

二、艺术与智性:“即现”舞蹈的历史自觉

总体来说，万素编导的《流淌在时间中“即现”的舞蹈》无疑是一次成功的舞蹈探索与实验。在层累了“技巧的舞蹈”、“再现的舞蹈”、“表现的舞蹈”诸层面的同时，又以“智性的舞蹈”来将之加以统和。也即这场舞蹈中无疑有着技巧的层面（无论是训练、编排或是演出的技巧），有再现的层面（无论是以叙事、象征或是讽寓的方式来再现），有表现的层面（无论是对显意识感受或是潜意识图景的表现），但又与这些层面都拉开距离，以断裂的姿态来对舞蹈本身展开反思，自觉地以舞蹈呈现来思考与探索属于舞蹈本体层面的问题，从而使得整场舞蹈呈现出一种智性质感。

这些层累于这场舞蹈作品中的共时层面，其实也是历时的艺术史与舞蹈史发展的诸阶段，而回向自身、对于本体展开智性反思正是艺术的一种现代自觉。对此，不妨从黑格尔、丹托对于艺术发展阶段的论述开始。在黑格尔唯心哲学体系的宏大叙事，其主线即是精神(Geist)由“自为”走向“自觉”，当精神发现自身即是世界，世界复又是自身的时候，历史便走向了终结。而艺术、宗教、哲学则是这一历程的最高阶段，也即绝对精神的阶段。随着精神内容的逐渐扩充、明晰与自觉，客观物质形式逐渐褪去，精神经历了原始型艺术、古典型艺术，并在浪漫型艺术中，走向无限的绝对精神已经不再满足于艺术有限的感性形象，从而转入以宗教的情绪与观念来呈现与表达，最终走向哲学的自由思考，并在哲学的自由思考之中，精神实现了最终的自觉。

丹托将黑格尔精神发展历程，缩放到艺术发展阶段的叙事中，故事的主角不再是黑格尔式的精神，艺术也不再是精神的自觉之旅中的一段路程，而是艺术成为故事的主角，展开这一由自为向着自觉的过程。当艺术不再以摹仿再现外在事物，或是表现传达情绪感受来作为自己的目标，甚至也不再只关注于自身的形式层面，而是直接对观念层面的艺术本体、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直接发出探问时，艺术便真正具有了自我意识，实现了自觉。当杜尚为小便壶签名并且命名为《泉》时，当安迪·沃霍尔将日常的布里洛盒子放进艺术馆的陈列厅中时，这些艺术品无疑无法以传统表现性艺术或再现性艺术的评价__标准来衡量，它们甚至也超越了盛期现代主义对于艺术形式层面的关注，而是开始探索何为艺术、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究竟在哪里等理论问题。正如丹托所言，“一旦艺术自身提出了真正形式的哲学问题——即艺术品与真实物之间的差异问题——历史就结束了”。而在舞蹈史之中也有着相似的脉络，如彭锋就依照舞蹈美学思想与艺术实践的范式转换，将之分为以原始乐舞为代表的娱乐性舞蹈、以动作芭蕾为代表的再现性舞蹈、以古典与新古典芭蕾为代表的形式性舞蹈、以现代舞为代表的表现性舞蹈，以及以后现代的观念性舞蹈。其中值得指出的是，这样的划分中，“舞蹈艺术中的形式主义更接近视觉艺术中的唯美主义而非形式主义，而视觉艺术中的形式主义更接近舞蹈艺术中的表现主义”，现代舞在舞蹈史发展阶段上的位置，对应于以形式主义为特征的现代艺术在艺术发展全幅上的位置。

舞蹈艺术中表现主义的代表性理论家苏珊·朗格，从其符号论美学的视角，将舞蹈视为表现虚拟情感的虚幻的力与虚构的姿势，由于舞蹈中的情感与姿势是虚幻的，舞蹈的表现领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解放，舞蹈艺术逐渐获得走向独立的自我意识。但同时由于舞蹈被规定为对于情感的表现（即使这一情感是与现实情感有别的虚幻的情感），从而使得这种自我意识并不完全，而舞蹈艺术的发展还保有冲破这一范式的历史冲力。而在现代舞蹈艺术实践中，这一关节点或许可以定位在编舞家默斯·坎宁汉(MerceCunningham)与其后的舞蹈家崔莎·布朗(TrishaBrown)、伊芙·瑞娜(YvonneRainer)、史蒂夫·帕克斯顿(StevePaxton)之间。坎宁汉提出“纯舞蹈”的艺术观念，将纯粹的动作当作舞蹈的唯一内容，不仅摒弃了舞蹈的叙事功能，而且否定了舞蹈的情感表达，不将任何情感和情节作为舞蹈的线索和依托，坚持身体动作本身便是舞蹈的意义所在。可以说坎宁汉的舞蹈观念将舞蹈艺术的自律与独立推向了高峰，而后的帕克斯顿等则接过了对于舞蹈本体的关注，进一步展开对于舞蹈与非舞蹈界限的探索，如帕克斯顿的舞蹈作品《满足爱人》(Satisfyin’Lover)就展示了一群舞者在舞台上来回走动，与他们在大街上走路的样子一模一样。这些现代舞致力于以舞蹈艺术的形式思考理论观念的问题，而不再以表现或者再现作为评判标准，塑造着舞蹈艺术的自反(reflective)品格与智性向度。通过与西方艺术史、舞蹈史脉络的比较，万素的《流淌在时间中“即现”的舞蹈》以敏锐的思考力贯穿了舞蹈的技巧（形式）、再现、表现等层面，以舞蹈呈现来探索观念与理论问题，无疑是一场充分意义上的现代舞作品，体现着现代艺术的历史自觉。

三、本体与表意:“即现”舞蹈的观念探索

万素的《流淌在时间中“即现”的舞蹈》以舞蹈呈现来探索观念与理论问题，触及了舞蹈本体与表意的三个层面上的问题，一是呈现并思考了舞蹈艺术形式的规定与偶发的两极；二是探讨了现代语境中舞蹈表意的象征(symbol)与讽寓(allegory)两种模式；三是以“即现”来含纳中国美学传统，开创有别于西方现代舞“即兴”表达的中国现代舞形态。

首先，万素的《流淌在时间中“即现”的舞蹈》呈现而且思考了舞蹈艺术形式的规定与偶发两极之间的关系。任何艺术都有其“形式”，而依照阿多诺(TheodorW.Adorno)的定义，“审美形式应当是艺术作品中所有显现成分的客观组织”，将所有这些成分连贯和结合起来。在这一意义上，形式作为“所有逻辑性契机，或者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是艺术作品中的连贯性”的显现，是将艺术品的构成要素——无论是音乐中的声音、绘画中的笔触、文学中的文字——连贯在一起的中介。如果说审美形式作为艺术作品的统一连贯的一面，那么艺术的另一面相就在于其美学偶发性，即艺术作品中事前并未被加以计算，不可预测亦不可控制的方面。任何艺术作品都包含有一定的随机与偶发的要素，即使是古典与保守风格的绘画，其中的笔触亦可以做这样或那样的呈现，在一定范围内选择与变动，而即使是精心编排的舞蹈作品，每场演出也不可能是完全的重现与复刻，其中都有着偶发性发生与嬉戏的空间。而在现代艺术之中，无论是超写实主义的“自动写作”、抽象表现主义的行动绘画或是先锋音乐的诸种实践等等，都将目光聚焦于经典艺术所轻视甚至加以摒弃的美学偶发性。而在舞蹈艺术中对于美学偶发性的探索，还鲜明地指向这样一个问题:舞蹈艺术究竟能容纳多少这样的美学偶发性？而这样的探索又有怎样的思想诉求？__就万素这场舞蹈而言，这一件舞蹈作品有着两场表演，由于对美学偶发性的主动寻求，两场之间呈现了明显的差异与面貌，如在第二部分第一小节中，由于设定了吉他演奏、即兴舞蹈、昆曲演唱、沙画表演及其屏幕呈现等多个中心，加入多种艺术种类与媒介的互动，使得其中的变量陡然加大，在确定的艺术框架下相当充分地展现偶发与随机的魅力，这是中国现代舞蹈的可贵探索。而在这件舞蹈作品的第二、三部分的，采取去中心与平面化的编舞策略，整个舞台如同被打开的六面透镜，观众的目光并未被集中引导，而是可以在其中自由徘徊与逡巡，而这种多元化的观看方式也在形成着不同的艺术作品，不仅从舞蹈作品的角度，同时也从观众接受的角度探寻着偶发性的可能。

在阿多诺看来，现代艺术对于偶发性的这种追求，可以视为“对于现代社会无处不在的相似性的绝望回应”。现代社会是一个经过“合理化”(rationalization)的社会形态，一切独特、模糊、暧昧又包含着生命力汁液的事物，都必须变得同一，因而显得相似，好纳入到工具理性的功利计算之中，这一方面呈现为以货币为媒介的市场商业结构，而另一方面则呈现为以权力为媒介的科层化官僚系统。这种“合理化”及其“同一性”(oneness)既是现代社会的逻辑，也是现代社会为成熟社会个体所预设的秩序，或者说成人世界的秩序。所以第三部分《青春不羁》中，社会权力一方面呈现为赤裸直接的形态，如舞蹈开端与结束时上级对下级的严厉斥责，另一方面则展现为柔软间接的形态，如流行音乐工业中的《重头再来》《时间都去哪儿了》等励志歌曲与相关的青春语汇，这些或显或隐的权力力图将个体纳入这“同一性”的逻辑之中。但伴随着《春之祭》的青春“暗面”的舞蹈，各舞者遵从即兴与偶发的原则翩翩起舞，其舞蹈意象的幽暗隐秘与晦涩难明本身就代表了对于“明面”的“同一性”社会秩序的拒斥。在这一点上，作为艺术形式的“偶发”，不仅在形式层面上拒斥着“同一性”逻辑（这体现对舞蹈艺术编排规定性的拒斥），同时也在思想表意上对抗着“同一性”社会秩序的收编，脱离了单纯的形式实验，更深地进入到社会与历史层面。

其次，万素的《流淌在时间中“即现”的舞蹈》探讨了现代语境之中舞蹈表意的象征与讽寓两种模式。相较于有语言文字凭借的文学艺术、电影艺术与戏剧艺术等，舞蹈艺术的叙事性无疑是比较弱的。以至于在现实主义再现范式内的中国现代经典舞蹈如《丝路花雨》等，在尽力追摹戏剧、文学的叙事功能时，不得不以屏幕提词的方式来展现情节。而舞蹈艺术的优长更在于其抒情特性，在于打破叙事的单纯线性时间流，而在时间的节点之中，以身体呈现来建构和谐圆融的“意象”，“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也正如西方经典诗学所推崇的“象征”，通过形象的构建来“在个别中显出特殊，特殊中显出一般，一般中显出普遍。在此之上，还有永恒通过时间，在时间中显现。象征总是参与现实，并使其变得可以理解；尽管它放弃了整体，但继续使自己成为整体性的一个生动的部分，而它正是整体性的代表”。无论是中国古典诗学中的“意象”还是西方经典诗学中的“象征”，它们都力图通过形象的棱镜来映射出一幅有机的、和谐的整体性世界图景。而万素这场舞蹈的第一部分《春江花月夜》，就遵循着气韵生动的中国传统美学理想，在舞步的翩跹流转之中呈现出一幅和谐生动而富于古典美的世界图景。但之后的《多重艺术的融合》《青春不羁》两部分，无论是多种艺术门类与媒介的触兴与互动，还是难以索解的狂欢化的身体呈现，还是伴随着《春之祭》的神秘青春祭仪，都不再以呈现统一而连贯的整体意义为指向。舞台上散乱着形象的碎片，而这些碎片并不力图构成一个整体，而是在时间之流中生成、飘零、飞散、延宕。而这种舞蹈表意实际上已经由经典的“象征”范式转向了现代的“讽寓”范式，虽然“象征”与“讽寓”都是言在此而意在彼的表意模式，但“象征”由形象的片段映射出“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的整体，由“讽寓”而固守形象的碎片，直到碎片堆积成残缺的废墟。正如本雅明所言，“在讽寓的直观领域里，形象是个碎片，是个咒语，当神圣的知识之光降临其上时，它的作为象征的美就散发掉了。总体性的虚假表象也消失了”。现代社会本身就是一个碎片化、原子化的世界，随着现代分工的深入与工具理性的推行，造成了席勒所言的“享受与劳动、手段与目的、努力与报酬都彼此脱节了。人永远被束缚在整体的一个孤零零的小碎片上，人自己也只好把自己造就成一个碎片”，那么现代社会的救赎究竟是通过席勒的途径——通过美育与美学来构建一个乌托邦式的审__美图景，还是通过本雅明的途径——直面与逼视这一碎片化、原子化的现代社会图景？而万素的舞蹈不仅通过《春江花月夜》来探索前一种可能，更通过主要的篇幅来尝试后一种可能，脱去对于“古典美”的乌托邦建构，以“讽喻”的表意模式、即兴偶发而又晦涩难明的身体呈现来展示现代社会本身，确证着中国现代舞的“现代性”体认。

最后，万素的《流淌在时间中“即现”的舞蹈》以“即现”来涵纳中国美学传统，开创有别于西方现代舞“即兴”表达的中国现代舞形态。可以说，西方舞蹈艺术界对于即兴舞蹈的探索已经十分深入，无论是身体训练方法体系的建构，还是在观念上对于舞蹈与非舞蹈界限的思考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那么，万素的“即现”舞蹈从形式与呈现上看似乎十分容易被归入这一脉络，那么其作品的探索性与原创性似乎就会受到质疑。但值得注意，万素的这部舞蹈作品是一部中国现代舞舞蹈作品，不仅是“现代的”，同时更是“中国的”，需要我们不仅在“现代的”更要在“中国的”艺术语境下加以探讨。与西方的即兴舞蹈一样，万素的“即现”舞蹈是一整套舞蹈身体的训练方法的产物，而这一套训练方法建立在中国的传统的“气论”美学之上。“气”，如《庄子·知北游》中所言“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故曰‘通天下一气尔’”，而法国汉学家于连在《势:中国的效力观》中明晰界定道:“这个与生俱来的生命气息，能赋予万物以生命力；它循环不已，时而凝聚，它就在现实的源头，在一切现实的源头。当它循环流转的时候，便制造出各式各样的存有，当它凝聚时，便给现实以实体”。在万素的“即现”舞蹈课程中，讲求舞者在凝神寂思的训练中追寻、体认、涵泳贯通天地、循环不已的“气”，寻求一种“官知止而神欲行”的身体状态，与这一天地之气俯仰相依，并由此呈现为具体的舞蹈形态。在这场舞蹈特别是后两部分极为先锋的风格面貌之下，有着一种对于中国美学传统的自觉体认与传承。

结语

《流淌在时间中“即现”的舞蹈》是一次成功的舞蹈探索与实验。整场舞蹈远远超越了“技巧的舞蹈”，也不单纯是“表现的舞蹈”或“再现的舞蹈”，而是一场“智性的舞蹈”。富于勇气地以舞蹈呈现来思考与探索属于舞蹈本体层面的问题，探讨了舞蹈艺术本体与表意层面的规定与偶发、象征与讽喻、即兴与即现的一系列问题，形塑着进行时态的现代中国舞的自反性(reflective)品格。

美学论文（3 篇三

对于《流淌在时间中“即现”的舞蹈》这一实验性质的舞蹈作品而言，单纯的技艺呈现、叙事再现、情感表现都已经远远不能餍足其探索的野心，对于舞蹈本体的智性叩问才是关切所在。叩问的钥匙与津梁就在于“即现”这一概念，全场舞蹈水银泄地般由这一中心播散开去；而在自由跃动的舞台表现最终汇聚浮现的，却又是“即现”这一理念。

严格来说，“即现”并非是既有的理论术语，依照编导万素所提示的创作理念，其中蕴含着中与西、传统与现代两套思想资源，一是中国古典的“气韵生动”的美学思想，与生生不息、连绵不绝的天地之气俯仰相依，如云出岫，流转无定，如雁过寒塘、物来即现，打破本质与现象、潜在与呈现的分隔，物我不隔、理事合一；二是力图通过舞蹈的自发呈现来展开对于潜意识的探索，而这一理论则可以归之于柏格森-弗洛伊德-德勒兹一路，对于在时间绵延之中展开的意识的直觉观审，而这一观审将直接即现于身体，在这一直接呈现之中摈除分析性的理性省察，从而打开人之内面的幽暗大陆。而整场舞蹈作品也多头进发，从不同的维度较为饱满地展开与呈现了对于舞蹈“即现”的探索。

一、古典与现代:“即现”舞蹈的文本细读

作品第一部分《春江花月夜》展开了舞蹈“即现”的古典维度与时间向量。随着中国古典名曲《春江花月夜》的优美而富丽的乐声，各位舞者展开“类古典”的舞蹈呈现。在此称为“类古典”，是因为在舞蹈编创之中打破了现代古典舞编排所要求的格套与程式，而以内设结构点的方法来赋予舞者更大自由，在结构点之外的舞蹈部分将由舞者自由发挥，从而在一种古典舞的。姿态中展开着现代舞的理念。而在这一部分的舞蹈之中，由于结构点的内设，形塑了区别于后两场相对节制的古典风格。这首先体现在这场舞蹈存在着明确的中心，当台上的舞者翩翩起舞时，在某一个时间点上，全场的焦点也是落于某个单个舞者的舞蹈表现之上的，就如同乐曲的一个个单独的音符，通过舞者与舞者之间的相互呼应、承相接递呈现出了绵延的时间感。单个舞者的舞蹈呈现强调了古典的舞蹈训练所要求的翩跹顾影、似身有坠物等要求，而在群舞时又能如传统行草一般呼应勾带、依势而动，从而舞蹈整体呈现出气韵生动的传统美学风貌。通过舞者或单独、或成对、或结队，在舞台的左右两侧自此向彼、如云出岫般翩跹流转，营造出夜月春江“滟滟随波千万里”的婉转畅快。如果说第一部分的《春江花月夜》试图探索舞蹈“即现”的古典维度与时间向量，而第二部分的舞蹈《多重艺术的融合》则更多征用了西方思想资源，探索“即现”舞蹈的空间维度。首先在第一小节的舞蹈中，在舞台左侧安置着即兴的吉他伴奏，而舞台右侧则是沙画艺术家在进行即兴的沙画创作，沙画被投影在幕布背景上。前景上是昆曲表演者抑扬婉转地唱起《牡丹亭》中“游园惊梦”的著名选段，随着曲词，背景幕布的沙画上呈现出曲院风荷、亭台楼阁，转眼之间又化为美人笑靥。同时，随着昆曲声音暂歇，在舞台的后景上年轻的舞者穿着各色纯色的小丑服登台，每位舞者不仅被分配了一种色彩，同时仿佛也被指定了一个音符，各位舞者唱起属于自己的那个音符，但组成的却不是一首和谐乐曲，而更像是对原先的昆曲的反讽，众位舞者唱毕，由此展开舞蹈。

在舞台空间之上，左侧的吉他弹奏，右侧的沙画表演，前景的昆曲演唱，后景的即兴舞蹈，以及背景幕布的沙画投影，都承载着观众的目光焦点，都可以作为舞台的中心。原来第一部分《春江花月夜》所构筑的线性的、历时的、绵延的舞台结构被打破，呈现出后现代的多中心、平面化、反讽性、拼贴化的整体风貌。这些舞台中心无法用一个单一的逻辑结构贯通起来，后景的即兴舞蹈会上前围绕在昆曲表演者与沙画艺术家周围，仿佛在询问、仿佛在观看又仿佛在展示，共同演出一场意义未明的默剧。这一幕意义未明的默剧，包括倏忽而逝的沙画、古典韵味的昆曲与前卫而晦涩的即兴表演，以及疏落随性的伴奏，这一切都从日常生活之中，从既往的舞蹈程式中抽离出来，通过凝缩、象征、润饰与移置，展现了一场弗洛伊德式的梦境。如编导万素所言，这场实验舞蹈作品的探索目的之一是“运用心理意识的潜在性，从而唤起身心言说的条件”，在潜意识的挖掘中呈现“即现”舞蹈。而《多重艺术的融合》的第二小节，将这种对于潜意识的挖掘引向深入。

当这一幕舞蹈开始时，昆曲声歇，沙画艺术家也停止了作画，在幕布上投影了一幅彩色画作，仿佛稚童随手所作的蜡笔画。随即舞者上台，或手持箱子，或扫把、或皮球、或长棍，甚或推上了下面装了滑轮的白色的塑料牛像。每位舞者都各行其是，这些日常器具被摒除了日常的功用，桌子不用于摆放，而是被竖立起来，扫把拍打着皮球，不明所以的塑料白牛穿插在即兴表演的舞者当中。虽然舞台上的其他即兴艺术创作暂歇，但是舞台上的每个自行其是的舞者都成为了中心，这些共时的中心无法被编织到历时的连贯叙事中去，观众们目瞪口呆。舞者多彩的服装，各色的器具，无意义亦无目的的行动遍布了舞台，一切看上去是如此疯狂谵妄，却又如此缤纷多彩、稚趣盎然，难以言喻的迷人，仿佛是希罗尼穆斯·博斯(HieronymusBosch)的绘画《尘世乐园》的舞蹈复现。而福柯对于这位画出了《圣安东尼的诱惑》与《愚人船》的画家独寄心香，认为其展示了人之意识底层中的疯癫谵妄，这样一种晦暗而无序的状态，固然是明晰精神的对立面，但同时它也催化出一种表象之下的真实，让人们对于自身和周遭的世界有更深入的了解。而这一幕舞蹈对于“潜意识”的开掘，也恰与之相似。而第三部分《青春不羁》则从另一个角度打开舞蹈“即现”的可能，在这一幕中，舞者呈现的不再是《春江花月夜》中那个承载着传统美学观念的文化意义上的自我，也不是《多重艺术的融合》中开掘着潜意识的精神分析意义上的自我，而就是作为北京舞蹈学院编导系2013级中国舞班成员在青春进行时中的自我，表达着某种个体在粗暴轻浮的社会规训之下晦涩难言的青春体验。

这一场舞蹈在仿佛上级对于下级的严厉粗鲁的训斥声中拉开了帷幕，随后训斥声歇，舞台漆黑一片，顶上悬挂有散发着淡蓝色光芒的灯笼，仿佛一排幽暗的星辰，星辰缓缓落下。灯光渐起但舞台依旧幽暗，这时《春之祭》阴郁而神秘的乐曲声奏响，舞者身着稚趣的纯色小丑服，却带着象征成人世界的领带，开始翩翩起舞。在幽暗之中，这一切就似乎是在森林之中的原始祭仪，遍布了隐晦的秘密。突然《春之祭》乐声停止，换为刘欢的《重头再来》，同时灯光大亮，而舞者的舞蹈表现也由阴沉节制化为热烈开朗。但随即这样的励志歌曲也止歇，《春之祭》复又响起，灯光复又幽暗。在《春之祭》的片段与中国流行歌曲之间（如《重头再来》《时间都去哪儿了》等励志青春题材）的切换之中，舞蹈鲜明地呈现出充满张力的两种样态，表现着青春的“暗面”与“明面”，前者或许隐喻着青春的本己体验，它是私人性质，是隐没在黑暗之中的，是残酷的，而后者则是一种青春之歌式的昂扬明朗、励志奋斗。就舞台呈现来看，这幕舞蹈无疑侧重于前者，“暗面”的舞蹈与音乐极其富于质感，使得夹杂其间的“明面”舞蹈如同偶尔略过幽暗池塘的天光云影，显得虚幻而轻浮，反衬得这些流行歌曲的励志话语如同廉价的成功学套话。如果用拉康的术语来说，青春的“暗面”是一种实在界(theReal)体验，而“明面”则属于象征界(theSymbolic)，象征界试图以语言、以大词（如大写的“青春”、励志、奋斗、重头再来等）来将实在界残酷的青春体验叙述为励志故事，但却永远无法穿透与包裹这一实在界体验。而这帮年轻舞者或许通过这一舞蹈呈现告诉我们，青春不是初夏，而是一场春寒，是在冬末春初冰冷冻雨中的抽枝发芽。最后，象征成人世界的规训与权力的训斥声再次从天而降，舞者们纷纷倒下、相与枕藉，青春散场，幽暗的大星复又返回天际。

二、艺术与智性:“即现”舞蹈的历史自觉

总体来说，万素编导的《流淌在时间中“即现”的舞蹈》无疑是一次成功的舞蹈探索与实验。在层累了“技巧的舞蹈”、“再现的舞蹈”、“表现的舞蹈”诸层面的同时，又以“智性的舞蹈”来将之加以统和。也即这场舞蹈中无疑有着技巧的层面（无论是训练、编排或是演出的技巧），有再现的层面（无论是以叙事、象征或是讽寓的方式来再现），有表现的层面（无论是对显意识感受或是潜意识图景的表现），但又与这些层面都拉开距离，以断裂的姿态来对舞蹈本身展开反思，自觉地以舞蹈呈现来思考与探索属于舞蹈本体层面的问题，从而使得整场舞蹈呈现出一种智性质感。

这些层累于这场舞蹈作品中的共时层面，其实也是历时的艺术史与舞蹈史发展的诸阶段，而回向自身、对于本体展开智性反思正是艺术的一种现代自觉。对此，不妨从黑格尔、丹托对于艺术发展阶段的论述开始。在黑格尔唯心哲学体系的宏大叙事，其主线即是精神(Geist)由“自为”走向“自觉”，当精神发现自身即是世界，世界复又是自身的时候，历史便走向了终结。而艺术、宗教、哲学则是这一历程的最高阶段，也即绝对精神的阶段。随着精神内容的逐渐扩充、明晰与自觉，客观物质形式逐渐褪去，精神经历了原始型艺术、古典型艺术，并在浪漫型艺术中，走向无限的绝对精神已经不再满足于艺术有限的感性形象，从而转入以宗教的情绪与观念来呈现与表达，最终走向哲学的自由思考，并在哲学的自由思考之中，精神实现了最终的自觉。

丹托将黑格尔精神发展历程，缩放到艺术发展阶段的叙事中，故事的主角不再是黑格尔式的精神，艺术也不再是精神的自觉之旅中的一段路程，而是艺术成为故事的主角，展开这一由自为向着自觉的过程。当艺术不再以摹仿再现外在事物，或是表现传达情绪感受来作为自己的目标，甚至也不再只关注于自身的形式层面，而是直接对观念层面的艺术本体、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直接发出探问时，艺术便真正具有了自我意识，实现了自觉。当杜尚为小便壶签名并且命名为《泉》时，当安迪·沃霍尔将日常的布里洛盒子放进艺术馆的陈列厅中时，这些艺术品无疑无法以传统表现性艺术或再现性艺术的评价__标准来衡量，它们甚至也超越了盛期现代主义(highlymodernism)对于艺术形式层面的关注，而是开始探索何为艺术、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究竟在哪里等理论问题。正如丹托所言，“一旦艺术自身提出了真正形式的哲学问题——即艺术品与真实物之间的差异问题——历史就结束了”。而在舞蹈史之中也有着相似的脉络，如彭锋就依照舞蹈美学思想与艺术实践的范式转换，将之分为以原始乐舞为代表的娱乐性舞蹈、以动作芭蕾为代表的再现性舞蹈、以古典与新古典芭蕾为代表的形式性舞蹈、以现代舞为代表的表现性舞蹈，以及以后现代的观念性舞蹈。其中值得指出的是，这样的划分中，“舞蹈艺术中的形式主义更接近视觉艺术中的唯美主义而非形式主义，而视觉艺术中的形式主义更接近舞蹈艺术中的表现主义”，现代舞在舞蹈史发展阶段上的位置，对应于以形式主义为特征的现代艺术在艺术发展全幅上的位置。

舞蹈艺术中表现主义的代表性理论家苏珊·朗格，从其符号论美学的视角，将舞蹈视为表现虚拟情感的虚幻的力与虚构的姿势，由于舞蹈中的情感与姿势是虚幻的，舞蹈的表现领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解放，舞蹈艺术逐渐获得走向独立的自我意识。但同时由于舞蹈被规定为对于情感的表现（即使这一情感是与现实情感有别的虚幻的情感），从而使得这种自我意识并不完全，而舞蹈艺术的发展还保有冲破这一范式的历史冲力。而在现代舞蹈艺术实践中，这一关节点或许可以定位在编舞家默斯·坎宁汉(MerceCunningham)与其后的舞蹈家崔莎·布朗(TrishaBrown)、伊芙·瑞娜(YvonneRainer)、史蒂夫·帕克斯顿(StevePaxton)之间。坎宁汉提出“纯舞蹈”的艺术观念，将纯粹的动作当作舞蹈的唯一内容，不仅摒弃了舞蹈的叙事功能，而且否定了舞蹈的情感表达，不将任何情感和情节作为舞蹈的线索和依托，坚持身体动作本身便是舞蹈的意义所在。可以说坎宁汉的舞蹈观念将舞蹈艺术的自律与独立推向了高峰，而后的帕克斯顿等则接过了对于舞蹈本体的关注，进一步展开对于舞蹈与非舞蹈界限的探索，如帕克斯顿的舞蹈作品《满足爱人》(Satisfyin’Lover)就展示了一群舞者在舞台上来回走动，与他们在大街上走路的样子一模一样。这些现代舞致力于以舞蹈艺术的形式思考理论观念的问题，而不再以表现或者再现作为评判标准，塑造着舞蹈艺术的自反(reflective)品格与智性向度。通过与西方艺术史、舞蹈史脉络的比较，万素的《流淌在时间中“即现”的舞蹈》以敏锐的思考力贯穿了舞蹈的技巧（形式）、再现、表现等层面，以舞蹈呈现来探索观念与理论问题，无疑是一场充分意义上的现代舞作品，体现着现代艺术的历史自觉。

三、本体与表意:“即现”舞蹈的观念探索

万素的《流淌在时间中“即现”的舞蹈》以舞蹈呈现来探索观念与理论问题，触及了舞蹈本体与表意的三个层面上的问题，一是呈现并思考了舞蹈艺术形式的规定与偶发的两极；二是探讨了现代语境中舞蹈表意的象征(symbol)与讽寓(allegory)两种模式；三是以“即现”来含纳中国美学传统，开创有别于西方现代舞“即兴”表达的中国现代舞形态。

首先，万素的《流淌在时间中“即现”的舞蹈》呈现而且思考了舞蹈艺术形式的规定与偶发两极之间的关系。任何艺术都有其“形式”，而依照阿多诺(TheodorW.Adorno)的定义，“审美形式应当是艺术作品中所有显现成分的客观组织”，将所有这些成分连贯和结合起来。在这一意义上，形式作为“所有逻辑性契机，或者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是艺术作品中的连贯性”的显现，是将艺术品的构成要素——无论是音乐中的声音、绘画中的笔触、文学中的文字——连贯在一起的中介。如果说审美形式作为艺术作品的统一连贯的一面，那么艺术的另一面相就在于其美学偶发性，即艺术作品中事前并未被加以计算，不可预测亦不可控制的方面。任何艺术作品都包含有一定的随机与偶发的要素，即使是古典与保守风格的绘画，其中的笔触亦可以做这样或那样的呈现，在一定范围内选择与变动，而即使是精心编排的舞蹈作品，每场演出也不可能是完全的重现与复刻，其中都有着偶发性发生与嬉戏的空间。而在现代艺术之中，无论是超写实主义的“自动写作”、抽象表现主义的行动绘画或是先锋音乐的诸种实践等等，都将目光聚焦于经典艺术所轻视甚至加以摒弃的美学偶发性。而在舞蹈艺术中对于美学偶发性的探索，还鲜明地指向这样一个问题:舞蹈艺术究竟能容纳多少这样的美学偶发性？而这样的探索又有怎样的思想诉求？__就万素这场舞蹈而言，这一件舞蹈作品有着两场表演，由于对美学偶发性的主动寻求，两场之间呈现了明显的差异与面貌，如在第二部分第一小节中，由于设定了吉他演奏、即兴舞蹈、昆曲演唱、沙画表演及其屏幕呈现等多个中心，加入多种艺术种类与媒介的互动，使得其中的变量陡然加大，在确定的艺术框架下相当充分地展现偶发与随机的魅力，这是中国现代舞蹈的可贵探索。而在这件舞蹈作品的第二、三部分的，采取去中心与平面化的编舞策略，整个舞台如同被打开的六面透镜，观众的目光并未被集中引导，而是可以在其中自由徘徊与逡巡，而这种多元化的观看方式也在形成着不同的艺术作品，不仅从舞蹈作品的角度，同时也从观众接受的角度探寻着偶发性的可能。

在阿多诺看来，现代艺术对于偶发性的这种追求，可以视为“对于现代社会无处不在的相似性的绝望回应”。现代社会是一个经过“合理化”(rationalization)的社会形态，一切独特、模糊、暧昧又包含着生命力汁液的事物，都必须变得同一，因而显得相似，好纳入到工具理性的功利计算之中，这一方面呈现为以货币为媒介的市场商业结构，而另一方面则呈现为以权力为媒介的科层化官僚系统。这种“合理化”及其“同一性”(oneness)既是现代社会的逻辑，也是现代社会为成熟社会个体所预设的秩序，或者说成人世界的秩序。所以第三部分《青春不羁》中，社会权力一方面呈现为赤裸直接的形态，如舞蹈开端与结束时上级对下级的严厉斥责，另一方面则展现为柔软间接的形态，如流行音乐工业中的《重头再来》《时间都去哪儿了》等励志歌曲与相关的青春语汇，这些或显或隐的权力力图将个体纳入这“同一性”的逻辑之中。但伴随着《春之祭》的青春“暗面”的舞蹈，各舞者遵从即兴与偶发的原则翩翩起舞，其舞蹈意象的幽暗隐秘与晦涩难明本身就代表了对于“明面”的“同一性”社会秩序的拒斥。在这一点上，作为艺术形式的“偶发”，不仅在形式层面上拒斥着“同一性”逻辑（这体现对舞蹈艺术编排规定性的拒斥），同时也在思想表意上对抗着“同一性”社会秩序的收编，脱离了单纯的形式实验，更深地进入到社会与历史层面。

其次，万素的《流淌在时间中“即现”的舞蹈》探讨了现代语境之中舞蹈表意的象征与讽寓两种模式。相较于有语言文字凭借的文学艺术、电影艺术与戏剧艺术等，舞蹈艺术的叙事性无疑是比较弱的。以至于在现实主义再现范式内的中国现代经典舞蹈如《丝路花雨》等，在尽力追摹戏剧、文学的叙事功能时，不得不以屏幕提词的方式来展现情节。而舞蹈艺术的优长更在于其抒情特性，在于打破叙事的单纯线性时间流，而在时间的节点之中，以身体呈现来建构和谐圆融的“意象”，“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也正如西方经典诗学所推崇的“象征”，通过形象的构建来“在个别中显出特殊，特殊中显出一般，一般中显出普遍。在此之上，还有永恒通过时间，在时间中显现。象征总是参与现实，并使其变得可以理解；尽管它放弃了整体，但继续使自己成为整体性的一个生动的部分，而它正是整体性的代表”。无论是中国古典诗学中的“意象”还是西方经典诗学中的“象征”，它们都力图通过形象的棱镜来映射出一幅有机的、和谐的整体性世界图景。而万素这场舞蹈的第一部分《春江花月夜》，就遵循着气韵生动的中国传统美学理想，在舞步的翩跹流转之中呈现出一幅和谐生动而富于古典美的世界图景。但之后的《多重艺术的融合》《青春不羁》两部分，无论是多种艺术门类与媒介的触兴与互动，还是难以索解的狂欢化的身体呈现，还是伴随着《春之祭》的神秘青春祭仪，都不再以呈现统一而连贯的整体意义为指向。舞台上散乱着形象的碎片，而这些碎片并不力图构成一个整体，而是在时间之流中生成、飘零、飞散、延宕。而这种舞蹈表意实际上已经由经典的“象征”范式转向了现代的“讽寓”范式，虽然“象征”与“讽寓”都是言在此而意在彼的表意模式，但“象征”由形象的片段映射出“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的整体，由“讽寓”而固守形象的碎片，直到碎片堆积成残缺的废墟。正如本雅明所言，“在讽寓的直观领域里，形象是个碎片，是个咒语，当神圣的知识之光降临其上时，它的作为象征的美就散发掉了。总体性的虚假表象也消失了”。现代社会本身就是一个碎片化、原子化的世界，随着现代分工的深入与工具理性的推行，造成了席勒所言的“享受与劳动、手段与目的、努力与报酬都彼此脱节了。人永远被束缚在整体的一个孤零零的小碎片上，人自己也只好把自己造就成一个碎片”，那么现代社会的救赎究竟是通过席勒的途径——通过美育与美学来构建一个乌托邦式的审__美图景，还是通过本雅明的途径——直面与逼视这一碎片化、原子化的现代社会图景？而万素的舞蹈不仅通过《春江花月夜》来探索前一种可能，更通过主要的篇幅来尝试后一种可能，脱去对于“古典美”的乌托邦建构，以“讽喻”的表意模式、即兴偶发而又晦涩难明的身体呈现来展示现代社会本身，确证着中国现代舞的“现代性”体认。

最后，万素的《流淌在时间中“即现”的舞蹈》以“即现”来涵纳中国美学传统，开创有别于西方现代舞“即兴”表达的中国现代舞形态。可以说，西方舞蹈艺术界对于即兴舞蹈的探索已经十分深入，无论是身体训练方法体系的建构，还是在观念上对于舞蹈与非舞蹈界限的思考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那么，万素的“即现”舞蹈从形式与呈现上看似乎十分容易被归入这一脉络，那么其作品的探索性与原创性似乎就会受到质疑。但值得注意，万素的这部舞蹈作品是一部中国现代舞舞蹈作品，不仅是“现代的”，同时更是“中国的”，需要我们不仅在“现代的”更要在“中国的”艺术语境下加以探讨。与西方的即兴舞蹈一样，万素的“即现”舞蹈是一整套舞蹈身体的训练方法的产物，而这一套训练方法建立在中国的传统的“气论”美学之上。“气”，如《庄子·知北游》中所言“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故曰‘通天下一气尔’”，而法国汉学家于连在《势:中国的效力观》中明晰界定道:“这个与生俱来的生命气息，能赋予万物以生命力；它循环不已，时而凝聚，它就在现实的源头，在一切现实的源头。当它循环流转的时候，便制造出各式各样的存有，当它凝聚时，便给现实以实体”。在万素的“即现”舞蹈课程中，讲求舞者在凝神寂思的训练中追寻、体认、涵泳贯通天地、循环不已的“气”，寻求一种“官知止而神欲行”的身体状态，与这一天地之气俯仰相依，并由此呈现为具体的舞蹈形态。在这场舞蹈特别是后两部分极为先锋的风格面貌之下，有着一种对于中国美学传统的自觉体认与传承。

结语

《流淌在时间中“即现”的舞蹈》是一次成功的舞蹈探索与实验。整场舞蹈远远超越了“技巧的舞蹈”，也不单纯是“表现的舞蹈”或“再现的舞蹈”，而是一场“智性的舞蹈”。富于勇气地以舞蹈呈现来思考与探索属于舞蹈本体层面的问题，探讨了舞蹈艺术本体与表意层面的规定与偶发、象征与讽喻、即兴与即现的一系列问题，形塑着进行时态的现代中国舞的自反性(reflective)品格。

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学观论文 篇四

摘要：中国“竹”文化与民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与他们的精神世界紧紧相连。在环境保护形势日益严峻、生态文明建设亟须深入推进之背景下，探讨中国“竹”文化中的生态美学问题，具有明显的创新价值和意义。生态美学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实现了人与自然在理论上的关系和谐，对当今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启示。

本文从生态美学视角出发，研究中国“竹”文化中所蕴含的丰富生态美学思想，将中国传统文化与生态美学相联系，深入剖析“竹”文化中的生态功能、审美功能等，将“竹”在自然环境保护上的作用与对人类精神文明建设的贡献互相渗透，发现“竹”在人与自然和谐关系中的重要作用，这对保护和改善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中国“竹”文化具有园林景观、楹联匾额、诗歌作品、丹青绘画等多种形态，在理论内核上体现出了儒家“至善至美”的生态审美理想及道家“道法自然”的生态审美境界，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保护智慧一脉相承。因此，发掘中国“竹”文化的生态美学价值，不但有利于深入实现竹子的生态保护功能，而且有利于为当前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新动力。

关键词“：竹”文化；生态美学；环境保护；生态文明

一、问题的提出

不可否认，“竹”在中国文化中的独特价值和地位，尤其是它对于我国传统核心价值观的生成及精神文化的延续与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竹”一方面在深刻影响着中国的文字、生产、文学、艺术以及日常生活等各个方面，可以说即使是平常百姓也对“竹”情有独钟，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很容易找到一件与“竹”有关的重要东西；另一方面，竹成为“人”的品格和高尚精神的象征，代表着坚贞、谦虚和气节，它的内涵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与品格，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中国“竹”文化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与人们的精神世界相辅相成，没有任何一种植物能如“竹”一样对中华文明产生了这么深刻的影响。然而，作为我国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国“竹”文化与其他植物文化相比，有着显著的不同，它不仅体现了独特的文化符号价值，还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那种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特殊关系及环境伦理哲学。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能仅研究“竹”的自然属性，还应发掘“竹”文化的生态美学价值。生态美学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在新世纪有了一定的发展，虽然不断遭受人类中心主义的挑战，但在整体上影响越来越大。

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对自然的掌控欲望越来越强，全球变暖、海平面上升、土地沙漠化等环境问题日益严重，逐渐开始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而这在理论根源上可以追究于人类中心主义。正如恩格斯所言：“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场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①但是，我们在批判“人类中心主义”时候，在理论上却又不小心划入极端的“生态中心主义”，以致不但未能扳倒“人类中心主义”，相反“生态中心主义”自身的缺陷却暴露无余，因为它将自然生态的利益放在首位，力图阻止人类的经济社会发展，否定现代化与科学技术的贡献，而这显然是行不通的。生态美学以生态人文主义为哲学根据，在批判“人类中心主义”的同时保留了其中内在合理的“人文主义”内核，而在批判“生态中心主义”对自然利益的过分强调的同时保留了合理的“自然主义”内核。

②由于生态美学超越“二元对立”的西方审美哲学范式，人与自然在理论上达到了和谐，对于今天正在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而言，有着无比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本文从生态美学视角出发，探讨中国“竹”文化中所蕴含的丰富的生态美学思想，将中国传统文化与生态美学相结合，剖析“竹”文化中的生态功能、审美功能等，将竹的物质资源价值与精神文明价值相交融，把竹在自然环境保护上的作用与对人类精神文明建设的贡献互相渗透，促进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对于改善我们生存的自然环境有重要的意义。特别是，通过“竹”文化的生态美学价值研究，深化人与文化环境关系的内在联系，在遵循自然规律的条件下，寻求人与社会和谐共处的方式方法，在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今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竹”文化的生态美学形态

“竹”拥有的颜色美、姿态美、声音美等特征，使其成为景观建造领域不可或缺的理想植物，它不但可以以竹造景来营造独特的审美环境，还可以烘托品位高雅的文化氛围。它的生态美学形态分为以下几方面：

（一）园林景观形态

在中国园林设计中，“竹”是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秦始皇在咸阳兴建“上林苑”时，就派人从山西云冈选上佳竹子，竹子造园艺术从那时开始萌芽。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私家园林的大量兴起，中国园林进入发展时期，据《洛阳伽蓝记》中记载，北魏时期洛阳的大量私家园林中相继出现“莫不桃李夏绿，竹柏冬青”的景象。唐宋两代的竹运用最为广泛，北宋李格非的《洛阳名园记》中专门描述了董氏西园、刘氏园、归仁园等10座宅园的竹景观。①南宋周密的《吴兴园林记》中提到吴兴的尚书园、丁氏园、倪氏园等三十几座宅园中几乎园园有竹。明清时期，竹子造景成为江南园林的一大特色，苏州的拙政园竹径通幽、沧浪亭竹柏交翠、狮子林密竹鸟啼以及扬州的个园等都成为竹子造园的典范。由此可见竹在园林造景艺术中的重要作用，其独特的自然之美可以与周围的环境相辅相成，从而形成优雅惬意的景观，让人赏心悦目。

在中国传统园林的设计中讲究“以画入园，因画生景”，将竹与园林中其他的建筑或自然景观相互搭配，形成别样的画面，也是竹子造景的重要方式。竹与亭台楼阁的搭配体现了空间上的艺术，在生硬、单调的建筑物周围植竹，不仅可以使其色彩和谐，更加可以使灰色的墙体展露一丝柔和与生机，营造一幅水墨画般的意境。在园林中，我们常见蜿蜒曲折的长廊边有一丛绿竹随风摇曳，透过墙上的石窗欣赏绿竹，就好像一幅自然形成的国画，栩栩如生。竹与山石、湖水组景也是我们在园林中常见的景色，竹与假山石头的搭配，体现出层峦叠翠的山林之美；在水边植竹，竹子的倒影映在湖水中又是一幅动静结合的独特画面，更能表现出“水可净身，竹可净心”的崇高意境。

（二）楹联匾额形态

“竹”文化的另外一个生态美学形态就是楹联匾额。楹联匾额，虽然以园林景观的点缀而出现，但是它所具有的独特意蕴，常有画龙点睛之作用。在楹联中，有很多描写竹在风雨中声音之美的，如“风过有声留竹韵，月夜无处不花香”“风前竹韵金轻戛，石罅泉声玉细潺”“石含太古水云气，竹带半天风雨声”“竹雨松风琴韵，茶烟梧月书声”，这些楹联将竹在风雨中的声音比喻成乐器演奏，让人在翠竹环绕的环境中产生联想，给人一种全新的审美体验；也有描写竹林清新幽静韵味的，如“绿竹入幽径，青萝拂竹衣”“千山夜静香林月，万壑凉生竹阁风”“山静竹生韵，池清兰自香”等；还有更多的是表达竹虚心、坚韧的高尚品格的，如“山色不随春老，竹枝长向人新”“劲节生来瘦，高材老去刚”“竹青怀素志，梅老秉芳心”“菊兰金秋傲霜轻冷，梅竹隆冬斗雪抗寒”“未出土时先有节，到凌云处仍虚心”“此人如碧梧修竹，其志在流水高山”“胜赏寄云岩，万象总输奇秀；青阴留竹，四时不改茏葱”等。楹联是“竹”文化独特新颖的表现方式，它不但可以描绘阐释园林景观，融入不同的自然环境，可以产生不同的意境，更是竹文化与自然的完美结合。

匾额可以体现景色的典型特征，还多角度且直观地将虚实之景表达出来，并书写具有感染力的意境。例如苏州网师园的“竹外一枝轩”取苏轼的“江头千树春欲暗，竹外一枝斜更好”之意，与庭院内青葱潇洒的翠竹交相呼应，让人产生丰富的联想。北京集秀园的“师竹轩”周围绿竹环绕，故取白居易“水能性淡为吾友，竹解心虚即我师”之意，命名为“师竹轩”。用竹来命名景色也能够体现出浓厚的竹文化韵味，例如苏州狮子林的“修竹阁”、拙政园的“梧竹幽居”、曲园的“小竹里馆”和北京紫竹院的“江南竹筠”“斑竹麓”等，使游人仅仅看到景名就能够感受到其中绿意萦绕、清新雅静的景色。

（三）诗歌作品形态

“竹”，是中国文学中描绘的重要题材，古往今来青青翠竹吸引了无数的文人墨客咏竹赋竹，创作了不计其数的文学佳作。早在原始社会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将竹作为描绘对象的歌谣，《弹歌》可以说是中国诗歌史上最早的咏竹作品，“断竹，续竹；飞土，逐宍”。这首歌谣虽然歌颂的是弹弓的制作过程，但是可以看出早在原始社会时期，竹就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重要的生产生活工具，并以歌谣的形式将其传承下去。秦汉时期，中国古代文学开始发展，出现了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诗经》中就有大量的咏竹诗。①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以老庄为首的道家思想盛行，崇尚自然风光、游山玩水成为主要话题，竹林成为自由洒脱的文人们聚会、游玩的好去处。

竹的“高风亮节”成为人们心中的楷模，成为人们抒发情感、宣泄自我的寄托，因此，咏竹、赋竹开始盛行。唐宋时期的咏竹文学达到鼎盛，许多著名文人如杜甫、李白、白居易、王安石、苏轼等皆有咏竹的佳作，并流传至今。这些作品，有描写竹清新秀丽的自然之美的，也有赞扬竹坚贞不屈的高尚品格的。我们从中可发现生态美学的主要内涵体现在这些咏竹诗歌中，其中有直接赞美竹的外形、颜色、声音等自然之美的；也有将竹与我们生活相关联，赞扬其作为生产生活工具的实用性；更多的是将竹拟人化，歌颂其高尚品格，借以表达作者的精神世界，抒发自身的情感与理想。这些都体现了生态美中人与自然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在物质与精神上都达到了相通与融合，是我们几千年以来都一直在追求的目标与愿望。咏竹诗中所体现的竹之美，不仅可以使作者和欣赏者直观地感受到清新自然的优美画面，也具有丰富人们精神世界的效果。

（四）丹青绘画形态“竹”

在我国传统绘画艺术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也是生态美学展现的重要样态。在三国、两晋时期，就曾有人将竹作为绘画题材。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画竹艺术逐渐发展，尤其是唐代，竹开始成为专门的绘画题材。第一个专门画竹的画家便是中唐时期的肖悦，曾做《十五竿图》赠与诗人白居易。宋元时期，墨竹盛行，出现了以北宋文同为首的“湖州竹派”，其中文同被称为墨竹画的鼻祖。诗人苏轼也是画竹的大师，他继承并发展了文同的“胸有成竹”理论，被后世许多墨竹画家所推崇。苏轼的《潇湘竹石图》构思独特、独具匠心，竹枝或直或斜，枝叶摇曳飘逸，画面充满张力。

到了元代，绘画题材受道家思想的影响，大多以自然中的山川河流、梅兰松石为对象，竹画也成为文人们表达心声的最佳手段，借竹来抒情寄兴。明清之后，画竹的技巧和形式更是丰富多样，以竹为绘画题材的优秀作品大量出现，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当属清代郑板桥。郑板桥画竹，不仅仅注重竹的自然形象的真与美，更赋予了竹更深层次的涵义，借竹言志的画竹方式是其竹画的最大特点。郑板桥画竹层次分明，泼墨有浓有淡，极富立体感，并且在每一幅画上都题诗，将书法与绘画相结合，不但使得竹画意义更加鲜明，而且更能充分表达作者借竹抒情的情怀。郑板桥曾作画《潍县署中画竹呈年伯包大中丞括》，这幅画中的竹就不仅仅是竹自然属性的再现，结合画中的题诗“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明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不难看出作者通过画竹以表达自己心系百姓、为民担忧的情感。通过上述可以发现，自然万物都是有生命的，大自然具有灵性的生命力，我国传统绘画中的竹是要展现其自然的状态以及顽强的生命力。画家们通过对竹的认真观察，将竹在不同季节、不同状态下的自然形态展现在画作中，就是大自然的真实写照。“竹”在很大程度上也表现了作者对人格、思想和社会的态度，很多画家将竹拟人化，通过画竹表达自己心中的志向与情操，借助竹所具有的虚心、坚韧、高雅等品格来抒发对社会的期盼、对自身的鞭策，是将人与自然相互融合的生态美的表现。

三“、竹”文化的生态美学价值

中国“竹”文化中也蕴含着丰富的生态哲学思想，儒家的“至善至美”、道家的“道法自然”等重要的哲学思想在“竹”文化中都有充分的体现。将“竹”文化中传统生态智慧予以发掘，对于重新认识人类所生活的自然环境以及如何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具有启发性和现实意义。

（一）“竹”文化体现了儒家“至善至美”的生态审美理想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是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儒学中蕴含了丰富的生态审美智慧，而这与中国“竹”文化是相同的。儒学的真谛在于“仁”和“礼”的统一，人在行动和思想上都要受到道德的约束，道德规范是人与社会最重要的桥梁。孔子主张的“仁礼”思想与人们所赋予“竹”的精神意义具有共通之处。竹的精神象征也给人们和社会带来了新的感悟与思考，人的道德行为规范和社会的道德秩序是相互依存的，因此，“竹”文化的价值在于给人与社会和谐相处创造了良好的文化环境。我们也可以认为儒家思想是“竹”文化的启蒙与基础，而“竹”文化是儒家文化另一方面的发展与延续。儒家思想中历来就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以自然山水寄托人的仁德智慧。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①聪明的人通达情理，反应敏捷且思想活跃，性情好动就像流动的水一样，这样的人更加快乐；仁厚的人安于义理，仁慈宽容而又沉着冷静，心情好静就像山一样稳重，这样的人也更加长寿。这里的“知者”和“仁者”指的是道德修养高的“君子”，具备了“知”和“仁”的品质，就能够与自然融为一体，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

孔子用山水来类比仁和智，他认为万物的品性是相等的，因此花草山水常用作比喻君子的德行。山代表着可靠、稳固的形象，而水则象征柔和、锋利的性格，有智有仁的人就具备了山和水的特质，是儒家人格的最高理想。儒学中“克己复礼”的主张强调伦理道德上的人格修养是需要不断磨炼与提升自身修养才能达到的境界。孔子喜爱游山玩水，亲近自然，他认为这样可以让人心胸更加开阔，得到精神上的升华，从而获得像大自然一样的道德品性。“竹”的形象正直、虚心，正是“德”的代表。历代文人咏竹、画竹，也是以竹喻身，用竹来赞扬那些清高正直的形象。孔子的著作中还有“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②一说，以射箭比赛来说明谦让的道理。孔子认为君子没有什么可争，即使在比赛中，也要相互礼让，友好比赛，这便是君子之争。子曰：“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③真正的君子应具有谦逊的品质，行为庄重，团结和睦。而竹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象征着默默无闻的形象，它坦诚无私、不炫耀、不奢求，远离城市喧嚣，潇洒自然，正是孔子主张的谦逊礼让的君子形象。中国“竹”文化还蕴含了庞大的教化力量，继承发展了儒家的德育思想。孔子开创了“比德”的诗性教育，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孔子以松柏来比喻刚正不阿的人。郑板桥一生热衷于画竹咏竹，重视以竹来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郑板桥在《篱竹》中写道：“一片绿阴如洗，护竹何劳荆杞？仍将竹做篱笆，求人不如求己。”他赞扬了竹子坚强独立的品格，并以竹来勉励自己。他的“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把对竹的情感(www.chayi5.com)升华到对百姓的关怀，从风吹竹叶的声音联想到百姓疾苦，体现出他体贴为民的为官之道。竹对人有着特殊的教化作用，它的教育方式体现在审美上，人们通过对竹文化的欣赏与了解，从而在精神上获得享受与升华。

（二）“竹”文化蕴含了道家“道法自然”的生态审美境界

首先，道家提出了万物平等的思想。在《老子》第25章中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①指出人天地之间的法则，人要以天地、自然为依归。《庄子齐物论》中也有“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②，说明了人与自然的统一。道家的核心思想是“道”，“道”是宇宙万物的本源。《老子》第42章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③人与自然都来源于“道”，因此，人与自然应是平等统一的。庄子在《庄子大宗师》中进一步提到：“天地万物，不可一日而相无也。”④天地万物不仅是平等存在的，也是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在庄子的心中，“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人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才是真正具有“德”的世界，“德”就可以看成“道”，而真正的君子就是符合“道”的规律的人。在中国“竹”文化中，“竹”一直被人们当成符合“道”标准的谦谦君子，与人是平等的。《晋书王徽之传》中讲了王徽之爱竹的故事：当时吴中有一士大夫家有好竹，王徽之想要观赏，便坐上轿子到了竹林下，吟诵歌唱了很久，主人正在清扫庭院便请他坐下，王徽之回头不理。他刚刚想要离开，主人关上门强留他，徽之只好留下赏竹，尽兴才离开。有一次他寄居在一座空宅中，住下后就令人种竹，有人问他原因，他只是吟诵歌唱，指着竹子说：“怎么可以一天没有这位君子呢？”⑤这则故事正是苏轼的名句“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的由来。从此“，君子”便成了竹的别名。宋代黄庭坚的《和师厚栽竹》：“大隐在城市，此君真友生。”清代丘逢甲的《题画诗二首》：“此君在今日，大觉无不可。风雨震诸天，空山自龙卧。”郑板桥的《竹石》：“淡烟古墨纵横，写出此君半面，不须日报平安，高节清风曾见。

蒲松龄的《竹里》：“尤爱此君好，搔搔缘拂天，子猷时一至，尤喜主人贤。”很多诗词都用“君”来称呼竹，说明在诗人眼中，“竹”不单单是一个作为描绘对象的自然景物，而是已成为人的形象，与人平等地存在，这与老庄思想中天地万物平等共存的思想相吻合。另外，中国“竹”文化中“竹”被赋予了“无为”“不争”“返璞归真”“道法自然”等特征，“竹”象征着归隐避世、与世无争的清高形象，淡泊名利、虚静恬淡正是“竹”所代表的典型的人格品质。竹子谦虚、高洁、淡泊名利、不问世俗的品性正体现了老庄的“返璞归真”思想，归隐避世、不问世事是圣人才能达到的心境，也是古今文人雅士们所追随的崇高理想与志向。魏晋时期人称“竹林七贤”的七位名士，也主张老庄“清静无为”的思想，他们常在竹林中饮酒、颂歌，与竹林融为一体，借竹的清高虚淡净化自己，勇于打破世俗、逃脱世俗，揭露和批判社会的虚伪，展现自身的清新脱俗之气。

四、发掘“竹”文化生态美学价值的意义

（一）有助于深入实现竹的生态保护功能

在中国漫长的文化发展和演变中，“竹”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对环境保护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其一，竹子具有调节气候的作用。据古籍记载，竹在古代就已经被运用到改善环境的建设实践中。刘恂的《岭表异录》中记载：“自根横生枝条，辗转如织，虽野火焚烧，只燎细枝嫩条。其笋丛生，转复牢密。”①这直观地总结了竹密集如织、耐火烧、生存能力强的特性。元代陆广的“已有双溪竹，得无一点尘”，唐代刘德仁的“偏思诸草木，惟此出尘埃”，都直接写出了竹的防尘、净化空气作用。杜甫的“我有阴山竹，能令朱夏寒”，还说明了早在唐代，竹林就已开始发挥其调节气候的作用。其二，竹子具有净化空气的作用。竹容易种植，属绿色植物，有可再生性，枝叶繁茂、四季常青，不但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而且对改善碳氧平衡、有效净化空气具有明显的功效，是美化环境的重要资源。竹林对环境的最大作用就在于净化空气，它吸附粉尘、吸收二氧化碳等有害气体，释放氧气，可减少空气中50%左右的尘土量。

竹林还可以吸收、阻碍声波的传递，大大减少噪声污染。其三，竹子具有涵养水源的作用。竹叶可以保留15%—40%的降水，降低雨水的流速；竹根可以使土壤变得疏松多孔，从而提高土壤的蓄水量。竹叶截留雨水，减少了雨水对地面的直接击打，削弱了对土壤的冲刷，有效地减少了水土流失的现象。竹林还是许多生物理想的栖息地。竹林隐蔽而又舒适，空气湿润，土壤疏松又富含营养，有利于生物的繁衍与生长。竹快速的生长方式以及极强的生态适应能力，有利于增加生态系统中生物的种类与数量，对维护生态平衡、保护生态环境具有重要的作用。“竹”文化是围绕竹子的基本功能逐步生长起来的价值观念体系，对于其中的生态美学价值的发掘有助于竹子生态保护功能的强化和进一步被发现。尤其在环境保护形势日益严峻的情况下，发掘“竹”文化的生态美学价值，就会使得竹子的环境保护功能在新形势下的合法性得到进一步加强，而这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

（二）有利于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新动力

中国“竹”文化已经深入地渗透进中华民族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化当中。中国“竹”文化是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活动中形成的独具特色的传统文化，其中显现出丰富的文化内涵以及道德思想观念，可为当下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新动力。其一，“竹”文化可使生态文明落到实处。我国竹文化历史悠久，从原始社会开始，我国劳动人民就已经发现并利用竹作为人类的生产生活工具，从简单实用的竹筐、竹笠等生活用品到现在兼实用和观赏为一体的精美竹工艺品，竹的实用范围不断扩大。对“竹”文化的深入开掘，有利于我们发展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和提高我国整体的环保意识，更快更好地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其二，“竹”文化可使抽象的生态文明理念生活化。

“竹”还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它一直被人们赋予做人的精神风貌，如坚贞、虚心等品质，是中华民族品格与精神的象征。而且有关竹的文艺作品不计其数，那种归隐山林、与世无争的志向与情感通过这些作品得以表现，这些就是朴素的生活方式与理念。我们知道，这些有关“竹”的璀璨的文艺作品，是生活化的，否则没人理解、没人接受，而它们在本质上又是在传播生态文明理念，只不过此种理念是生动的，有相当的诉求力和感染力。其三，有助于将生态文明理念转变成民众的修身哲学。“竹”所代表的人格内涵告诉了人们生活中的处世态度，将人与自然、人与文化相结合，也使人们在精神上意识到自然的重要性，从意识上转变了征服自然的态度。中国竹文化的丰富文化内涵的传承与发扬，不但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而且逐渐转变了人们的生活价值观念，避免了对环境的破坏，逐渐形成崇尚自然、保护生态的修身哲学。

五、结语

“竹”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与自然共同发展的产物，它的产生与发展代表着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和谐关系。发掘中国“竹”文化中的生态美学价值，在当下环境保护形势日益严峻的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竹”文化中的生态美学思想，不仅使我们认识到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重要性，也让我们看到人与社会文化的相互关系，人作为世界万物中的一部分，如何与我们所处的自然与社会的环境保持平衡和谐的关系，是生态美学中重要的研究对象。中国“竹”文化与民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与他们的精神世界紧紧相连。在环境保护形势日益严峻、生态文明建设亟须深入推进之背景下，探讨中国“竹”文化中的生态美学问题，具有明显的创新价值和意义。中国“竹”文化具有园林景观、楹联匾额、诗歌作品、丹青绘画等多种形态，在理论内核上体现出了儒家“至善至美”的生态审美理想及道家“道法自然”的生态审美境界，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保护智慧一脉相承。因此，发掘中国“竹”文化的生态美学价值，不但有利于深入实现竹子的生态保护功能，而且有利于为当前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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