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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人物评价【通用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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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都写过评价吧,好的评价能给人以心理上的满足感,从而激励人们不断进取。那么问题来了,到底什么样的评价才是好的评价呢?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下面差异网为您精心整理了8篇《历史人物评价》,希望能对您的写作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历史人物评价 篇一

青史书忠烈,应流百世芳。”

【评价诸葛亮】

在我的脑海中,有许多印象深刻的历史人物:刘邦、项羽、曹操、诸葛亮、岳飞、郑成功、戚继光……其中让我最感动的,他便是生活在三国时期的诸葛亮。

诸葛亮姓诸葛,字孔明,道号卧龙先生,人称卧龙,是三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谋略家,军事家。他一生追随刘备,多次为刘备打仗时出谋划策,帮助刘备取荆州,得马超,破许昌……一生为蜀国立下的功绩不计其数,直到刘备死后,诸葛亮为报答刘备对自己的知遇之恩,为蜀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由于大将魏延的不慎,在五十九岁时去世,死前留下了一个图本和以后出事的应对措施,帮助蜀国在他死后仍然像以前那样兴旺了一阵子。

诸葛亮一生经历过许多大的战争,且计谋大部分是诸葛亮出的。比如说草船借箭:周瑜心胸狭窄,嫉妒诸葛亮的才华,想方设法的要除掉诸葛亮。这时正值秋日,在许昌整顿了一年的曹军现已精神焕发,准备驾船攻打江南。周瑜得知消息,本想全力抗曹,但是军中却缺少弓箭,周瑜便想出一计,让诸葛亮赶造十万支箭,若十日内没有完成,便军法处置。然而诸葛亮并没有抱怨,而是说只需三日便可完工。周瑜嘲笑诸葛亮说大话,于是便任由他去了。

第二天,诸葛亮把从鲁肃那里借来的二十艘快船推入水中,船上插满了草人,并下令向曹军水寨进发。这一天正好有雾,曹军的视线不好,错把草人当成了士兵。霎时间,曹军朝草船万箭齐发,都射在了草人的身上。每条船上足足有五六千支箭,二十条船上轻而易举凑齐了十万多支箭,周瑜哑口无言,计划落空。

诸葛亮最令人感动的便是他对刘备的忠心。他为蜀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刘备疾病缠身的那一段时间里,诸葛亮对他的关怀可以说是无微不至。刘备死后,有才能的诸葛亮并没有称王称帝之心,而是全力帮助后主刘禅带兵打仗,管理国家大事,对待刘备的孩子就像对自己的亲生儿子那样,但是蜀国有才能的人都相继死去,诸葛亮一个人独木难支,难管朝政,最终死去。他在临死时还在关心着国家大事。

诸葛亮这个令人感动的历史人物,在历史的长河中永远熠熠生辉,永远不会被人忘却。

历史人物评价 篇二

正确分析评价荆轲必须澄清以下几个问题:

1、有人说,秦统一天下既然符合历史发展的方向,那么荆轲刺秦王的行动实际上就起了阻碍历史前进的作用,应如何认识这一点?荆轲的行动能否看作是阻碍历史发展的,应从历史的角度作具体客观的分析。战国后期,深受战乱之苦的人民迫切渴望统一,社会经济的发展也需要建立一个统一安定的国家。因而,秦统一天下是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而对统一天下起着重要作用的秦始皇,我们也应充分肯定其历史功绩。但是,能否就此得出结论:在秦统一六国的过程中,凡是曾进行过抵抗的国家和个人都应予以否定呢?当然不能。因为,秦国统治者毕竟是封建地主阶级,他们统一天下的主要形式是兼并战争,而这种战争充满了掠夺性和破坏性,因而,给被兼并国家的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如著名的秦赵长平之战中,秦将白起就坑杀赵国降卒四十万人,而亡者大多是农民。在战争中,“百姓不聊生,族类离散,流之为臣妾。”(《战国策·秦策》)战败国则对战胜国还要徼纳贡赋,人民承担着更重的负担。因此,对于秦国的兼并,六国人民往往是涕泣相哀,戮力同忧,进行坚决的抵制。总之,历史的进程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现象,因而,我们肯定秦统一六国的功绩同时也高度评价屈屈原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当然也充分肯定荆轲反抗暴秦的正义行动,肯定他大义凛然的英武气魄。

也就是说,从历史发展、从社会进步的角度看,应肯定秦的功绩;而从对侵略者的反抗,代表被压迫人民的利益这个角度看,又应充分肯定荆轲的行动。

2、有人说,荆轲刺秦王只是为了报答太子的知遇之恩。所以,荆轲这个人是不值得肯定的。这个看法是否正确也应作具体的分析。

荆轲的甘愿冒死入虎狼之强秦,刺杀秦王,其中报答太子丹知遇之恩的因素是无可否认的,直到临死他还念念不忘:“必得约契以报太子。”然而,能否把荆轲刺秦王的行动的意义都局限于此呢?当然不能。太子丹初见荆轲时,是希望荆轲为挽救燕国之将亡,反抗暴秦之兼并而出力的。荆轲当时的回答是:“此国之大事,臣驽下,恐不足任使。”这说明荆轲主要是想报效燕国的。后来荆轲激励樊于期自刎献首时说,可以解燕国之患,而报将军之仇者,也说明荆轲主要还是从国事来考虑的。因此,在荆轲刺秦王的行动中虽然有报答太子丹知遇之恩的因素,但主要还是为了反抗暴秦,挽救燕国以至于六国的危亡。也可以这样说,荆轲报答太子是建立在抗暴秦、救弱燕的基础上的,或者说,报答太子是通过反抗暴秦,挽救燕国来实现的。而这样的行动有其正义性,所以,荆轲这个人物,千百年来为人们所感佩,所称颂。因而,将荆轲报答太子的思想与反抗暴秦挽救燕国的愿望割裂起来分析问题以至于否定荆轲其人的做法是不可取的,是不客观的。

3、有人认为:荆轲劝樊于期自杀过于残忍。那么是否如此呢?荆轲赴秦刺杀秦王就必须先接近秦王,因而,信物就成了关键。所以,激励樊于期自杀献首实属为刺秦王之举得以成功而采取的迫不得已的方案。而且,对于樊来说,燕国若亡,不但无法为“父母宗族”报仇,连自己也无处栖身了。因而,想苟且偷生已无出路,而献出生命可就大义,很显然,这对于樊将军而言也并非绝对不良之计。再者,荆轲的行动并无丝毫自私的的成分──“将军之仇报,而燕国见陵之耻除矣”,更何况他自己也将“提一匕首入不测之强秦”。因此,荆轲之举无可厚非,而且,由此可看到荆轲的深谋远虑,精明多智。

总之,荆轲这一人物不仅义薄云天,视死如归,而且能深谋远虑,机智沉着,堪称豪侠!

历史人物评价 篇三

新的培训开始,接触的最多的词语便是“学科素养”了。对于历史与社会这门学科来说,我们教师需要在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空间感知、历史意识、社会实践和综合思维这四个基本的学科素养,这在我们平时的上课过程中似乎总是不那么在意的。但非常荣幸在城关中学观摩了几位骨干教师的展示课,让我对这一学科素养有了更深的认识。下面我将谈谈我对程蕾蕾老师和陈孝忠老师关于《评价历史人物与事件的方法》这一课的几点感受。

两位老师的课运用了相同的课件及导学案,上出了各自的风格,展现了不同的上课效果。程蕾蕾老师贴近学生,从评价整个班级的学生入手过渡到历史人物与事件的评价,非常的自然流畅;而陈孝忠老师则开门见山直接出示考点并回顾汉武帝巩固统治的措施,更具有复习课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两位老师在教学目标的确立上始终围绕考点11和16的相关内容,并针对近两年非常热门的分层评价的标准做了详细的分析和展示,最后总结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基本方法,有效地进行了学法指导,达到了这堂课想要完成的教学目标,切实培养了学生的历史意识。

但针对于教学目标的达成上,有几点值得商榷。首先,程蕾蕾老师针对考点16中列举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为加强统治所采取的措施这一知识的落实不太到位,对唐太宗巩固统治的措施上虽然指导学生采用描红的方式帮助记忆,但基本只是一带而过。就这个问题而言,是不是让学生提前复习完成导学案上的知识清单,上课时直接让学生进行复述效果会更好些,知识点的落实会更到位。其次,两位老师都展示了分层评价的评价标准,并出示了翔宇中学学生的做题答案,让学生对于这类题目有了很好的把握。但或许可以让学生在课前预习的过程中先试着写一段评价,然后在方法指导结束后再写一次,根据分层评价的标准前后对比,发现自己的问题以及进步之处,这样是不是更有利于加深学生对历史人物和事件评价方法的理解与掌握。

以上是我的一点点看法,若有不合理之处敬请批评指正。历史意识是八年级历史与社会课中需要培养的一种学科素养,在日后的教学中,我需要多加关注,而不是将教学仅仅停留在基础知识的掌握层面,努力往更高水平发展。

评价历史人物小论文 篇四

[摘要]孔子的人论是儒家人论的根基。孔子提出:“仁者,人也。”确定了儒家人论与其所开创的“仁”学的密不可分的关系。本文尝试从“仁”得以产生的两大基石、“仁”的人性内涵、孔子的做人之道及成人之教等方面论述孔子人论的主要内容,并归纳出其人论的重要历史意义。

[关键词]仁;社会性总体人;做人之道;成人之路

近些年,由于郭店楚简的出土,对“思孟学派”的研究成为学界的“显学”,孔子的人论也成为学界重新解读的重心。本文欲对孔子的人论一抒浅见,以求能对该领域的研究起到抛砖引玉作用。

一、孔子“仁”学的两大基石

探讨孔子的人论,其所创立的“仁”学即是我们的理解起点,因孔子的思想学说、人生旨趣、价值追求正是通过他所创立的以“仁”为核心的儒家学说生发开来,从而也开启了后世儒学的致思思路。每个伟大思想的产生。都有其特定的机缘。“仁”学的产生也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笔者认为,可以概述为两点:

(一)从神本走向人本——社会性总体人的发现

孔子所生活的春秋战国时代,在中国文明史乃至世界文明史上,都是空前并影响深远的大变革时代,德国学者卡尔·雅斯贝尔斯在《人的历史》一书中将之称为“轴心时代。从中国文明史的视角来看,是处于“殷商西周:从神本走向人本”的时代之后出现的第一次人的觉醒,确切地说是中国文明史上“总体人”觉醒的时代。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揭示了“人”作为“类”概念的“个体”与“总体”的双重本质。虽然人的双重本质在任何地域、任何民族、任何时代都同样存在。但是对于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传统的人来说。它的被理解和被认识到的生成运动,即人对人的双重本质的认识历程、表现型态又是各不相同的。在中国文明史上,首先被理解和认识到的是人的总体性,孔子发现并揭示了社会性总体人或人的社会性类本质,虽然孔子也很重视个体人的存在,但在他的心目中,所谓“个体人”只不过是人的总体性、类本质的现实的实现形式而已。

首先来看孔子在中国文明史上从神本向人本转变并完成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在中国文化史上,从殷商到西周,从神本向人本的转变是逐步推进的。殷人尚鬼,率民以事鬼神,那是神本时代,其天命观属于绝对化的宗教性神本天命观。到了春秋时代,宗教神本的天命观进一步发生了根本性动摇。此时周室衰微,诸侯争霸,“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先进的政治家如子产等人,提出“疑天重人”的思想。孔子继承、发展了西周以来疑天、知天、人定天命的新思潮,把从殷商到西周日益动摇的宗教性神本天命观改变为自然性人本天命(天道)观。他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嘲《礼记,哀公问》也记载:“公曰:‘敢问君子何贵乎天道?’孔子对曰:‘贵其不已,如日月东西,相从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闭其久,是天道也;无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此两处之“天”和“天道”都是指超乎人力的自然之天。在《论语》中还有几处谈到“天”,如:“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多数则可以理解为自然和必然。

既然“天”、“天命”是自然和必然,那么人就可以认识它,效法它,故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不怨天,不忧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看来,孔子是通过学习日常生活中的人事来“知天命”的,即由“器”达至“道”。与此相似的是历代相传人上知天命的最有效办法——占卜。但就占卜行为的演变来看,也同样刻划出了从宗教性神本天命观向自然性人本天命观转化的历史轨迹。殷人笃信龟卜,而周人多用占筮。同样是求知天命。从龟卜到占筮,则表现出人的因素不断增长。到了孔子。甚至把求知天命的占卜变成了理论思维的手段方法。1973年马王堆出土帛书《要》载孔子对子贡说:“《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史巫之筮,乡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据此,在中国思想史上,我们可以说孔子历史性地完成了从宗教性神本天命观向自然性人本天命观的转变。此理论转变即是孔子人格审美理论的第一块理论基石。

(二)“克己复礼”与“有教无类”——对传统宗法及礼教的继承与超越

第二块理论基石就是孔子从理论上和行动上,对中国古代宗法思想所进行的转换。西周实行的宗法制度是血缘与政治合一的制度。在西周宗法制下,“君统”与“宗统”合一,其政治统治主要通过“尊祖”、“敬宗”来实现。到了春秋时代。由于铁器、牛耕的广泛应用,生产力大大提高。人们积极地开垦荒地。家庭经济的发展,使个体家庭开始从宗族组织中独立出来。在“疑天”思潮的推动下,“祖”的神性被怀疑,宗族意识逐渐淡化,而人们对父母养育之恩的感念之情却日益凸现出来。如此,个体家庭不仅发展成为社会细胞、经济单位,而且也成了人们情感凝聚的中心。全社会的血缘亲情不断强化,而宗族组织无可挽回地走向瓦解。

在这历史的转折关头,孔子高唱“克己复礼”。但孔子是根本否定血缘与政治合一的宗法制度的。故这里的“礼”是指西周的礼乐制度,而不是指西周的血缘与政治合一的宗法制度。《论语·颜渊》载: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君君臣臣”是超越血缘的纯粹政治关系,“父父子子”则是个体家庭的亲情关系。孔子勾画出的是以个体家庭为基础、以政治关系为主导的社会结构,可以说它是后来的封建宗法制度的理论先导,而“尊祖”、“敬宗”则是敬奉祖宗彝训、团结宗子宗亲、强化宗族规范的血缘宗法统治,是西周的社会形态。二者在中国古代宗法制度发展史上,分别代表着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孔子不是作为西周血缘与政治合一的宗法制度的维护者,而是站在历史潮头,超越血缘宗法,为未来封建宗法制度提出政治总纲和伦理总纲的第一人。

孔子不仅在理论上否定了血缘与政治合一的宗法制度。而且在行动上也对它进行了根本性的破坏。这就是他打破了奴隶主或大领主贵族对教育权的垄断,首开私人讲学之风,实行“有教无类”类,族类,指血统贵贱,为一个超越血统贵贱、全凭个人才艺、具有独立人格的精英阶层——士的崛起开辟了道路。打破贵族对教育权的垄断。实际上就是打破了贵族对参政权的垄断。“学而优则仕”,为平民出身的才智之士创造了现实的可能性。《荀子·大略》:“人之于文学也,犹玉之于琢磨也。《诗》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谓学问也。和氏之璧,井里之厥也,玉人琢之,为天子宝。子贡、子路,故鄙人也,被文学,服礼义,为天下列士。”平民青年受教育后,具备了经国理政之才,也被人们称为“士”,标志着他们社会地位的变化。但这里的“士”。不同于在血缘与政治合一的宗法制度中没有独立人格、没有自觉意识、思想智能受血缘宗法的禁锢和压抑的“士”,此“士”是教育垄断被打破后兴起的社会精英,他们已经冲破了血缘宗法的牢笼,具有自觉意识,独立人格。这类新兴的“士”的崛起,在中国社会文化史上,不仅宣告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的诞生,而且标志着这个时代在人的内涵上的历史性拓展。没有这一新的社会阶层的诞生,就不可能有孔子人论所代表的社会性总体人的觉醒。

章太炎在《诸子学略说》中指出:“孔子之教,惟在趋时,其行义从时而变……废禨祥神怪之说而务人事,变寿人世官之学而及平民,此其功琼绝千古。”这就是前文论及的“两大基石”,也就是孔子的人格审美理论赖以立足的两大根基。

二、“仁者。人也”——对孔子人论之把握

孔子的人论。立论于其开创之“仁”学,在中国思想史上,首开社会性总体人意识觉醒的篇章,下面从三方面加以概括。

(一)“仁者。爱人”——孔子人性论的主要内涵

孔子确立的“人”的义界,简单地说就是提出了一个关于普遍人性的理论命题,阐释了一个“人”的哲学的最高范畴。“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子日:惟上知与下愚不移。”这就是孔子在中国文明史上,破天荒地提出的关于社会总体人意义上的、普遍人性的第一命题。这一个完整的命题由两句话共同构成,后者是对前者的补充说明。朱熹《集注》:“或日:此与上章当合为一,子曰二字,盖衍文也。”在先秦古籍中,“性”作为一个寓指自然人性的理论概念,大概是始于《尚书·召诰》:“节性。惟日其迈,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节性者,《吕氏春秋·重己篇》云:‘节乎性也。’注云:‘节,犹和也。性者,天命五常之性。’”这里的“性”是指自然赋予人的自然禀性。可以理解为人的生命存在的事实本身。所以后人多言“生之为性”。《诗经》中“性”字凡三见,其含意大体上可以解释为“生”。《左传》、《国语》中“性”字多处出现,基本上也是指人得于自然的“天地之性”。孔子在继承前人关于自然人性观的基础上,把它提升为寓指社会性总体人的一个哲学范畴。孤立地来看“性相近也”,其内涵似乎同前人的自然人性说差别不大,接着的“习相远也”,则使“性”的内涵具有了社会性的普遍意义。人之“习”不是自然赋予的,而是后天的社会环境造成的。两者合起来就是指社会中的人性。既具有大体相近的普遍性、统一性,又具有不同社会环境养成(习)的多样性。但孔子接着又补充说,只有“上知”、“下愚”两种人不受环境的影响而改变禀性。对于后面的这句话的解释,历来分歧甚多。清人刘宝楠《论语正义》引清代阮元《论性篇》之说,将“上知”、“下愚”理解为人之天赋禀性的两个极端,社会环境往往对之影响不大,是前人诸说中最贴近孔子本义的。总括起来,孔子提出的社会总体人的人性命题,其内涵可以表述为:人性既有大体相近的普遍性,又有环境养成的多样性,还有个别“上知、下愚不移”的特殊性。而孔子所说的社会总体人的人性的具体内容就是来自其社会哲学基本范畴的“仁”。

关于“仁”,孔子说;“仁者,人也。”郑玄注:“人也。读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问之言。”“偶”的意恩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人偶是说以人之道相交接。段玉裁注《说文》“仁”字说:“人耦(偶),犹言尔我亲密之辞。独则无耦,耦则相亲,故其字从人二。”由此说明,“仁”的基本要求便是相亲相爱,以人之道来对待人。

另外,从《说文》又提出“古文仁,或从尸”及后世对此提法的考证中,尤其是从郭店楚简关于“身”与“心”的文献中,我们可以确认,“仁”的本义是“亲”,只不过这里的“亲”是指一般人,而是指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亲人。《说文》云:“亲,至也。”段玉裁解释说:“情意恳切到日至。”“亲者,密至也。”“亲母者,情之最至者也。故谓之亲。”从这些递进的训释中,可见“亲”的本义当为密切之至,而在二人关系中最为密切的当属血缘亲情。这样看来,“亲子之情”便是“仁”字最原初的含义。孔子说:“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他的学生有子对此作进一步阐发,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孝弟”是指孝顺父母、尊敬兄长,可见“仁”的根本就是血缘亲情。孔子对此原初内涵直接继承并进一步作了情感性地发掘和完善,使之最终成为其“仁”学的根本。

以“孝弟”为“仁”之本,是因为血亲之爱真诚无妄、自然而然,但并不是说仁爱之情仅仅局限于血缘亲情。美国学者休斯顿·史密斯在他的名著《人的宗教》一书中,用一个西方学者的眼光来解读孔子,把“爱人”叫做“移情”,并非常形象地描述了由近及远的爱的等差:“它以同心圆扩充着,由自己开始扩散出去,次第地包括家庭、面对面的社团、国家最后是整个的人类。在把个人移情的关怀中心从自己转移到家庭就超越了自私,从家庭到社群就超越了裙带关系(指血缘宗亲),从社团转移到国家就克服了地方观念,而转移到整个人类。”“孔子是把自我看成是它的各种社会角色的总和。”㈣因此在孔子那里,以孝悌为本与仁爱精神的普遍性之间是一种源头与源流的关系,因此,对“孝弟”的精神内涵的理解成为了我们理解“仁”的起点,

在《论语》中,对孔子“孝弟”思想的理解。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孔子与他的学生宰我关于“三年之丧”的一段对话: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

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

曰:“安。”

“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敌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在孔子看来,为人子为父母守丧三年,只是对父母哺育和爱抚的一点回报。宰我嫌三年之期太久。可见其情未至,故孔子斥其为“不仁也”。孔子认为人内心的真情实感是最重要的,至于丧期是“三年”或“一年”其实并不重要,因为丧期只有对那些有孝心的人来说才有意义,倘若心中无真情而实行“礼”,那“礼”也只是形如虚设,又有何意义呢?

由此可见,孔子以“爱人”来界定人的社会性总体人,不是思辩性的抽象,而是从人的社会性存在的基础——情感出发作出的概括。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孔子的人格审美思想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二)“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孔子的做人之道

对于一切个体人而言,要想实现“社会角色的总和”,就要遵循孔子指出的做人之道:“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对“志于道”,朱熹解释为:“志者,心之所之之谓。道,则人伦日用之间所当行者是也。知此而心必之焉,则所适者正,而无他歧之惑矣。”《论语》言及“道”者,不下数十处,其含义主要有三种:①真理,如“吾道一以贯之”。②方法,如“君子爱财,取之有道”。③“人伦日用”所应遵循的原则,或社会的规范。“志于道”的“道”,即取此义。所以,“志于道”就是主观上积极地认识、把握这些原则或规范,并在行动中真心实意、不折不扣地遵循,这样就不会被迷惑,不会走错路。对“据于德”,朱熹说:“据者,执守之意。德者,得也,得其道于心而不失之谓也。得之于心而守之不失,则终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可见“德”就是把外在的原则或规范主动地化为个人内心的自觉并始终如一地坚持下来。对“依于仁”,朱熹的解释是:“依者,不违之谓。仁,则私欲尽去而心德之全也。功夫至此而无终食之违。”虽然他把“依于仁”归结于“存天理。灭人欲”,决非孔子原意,但“心德之全”四字,仍得要领,就是要把“仁”所涵盖的社会性总体人的全部内容作为自己追求、归依的终极目标。至于“游于艺”,则同我们的论题关系最密,而朱熹的解释也十分精彩:“游者。玩物适情之谓。艺。则礼乐之文,射、御、书、数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阙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义理之趣,则应务有余,而心亦无所放矣。”应该说“玩物适情”四字,抓住了中国特点的“审美”观念的意蕴要领。所谓“艺”,在孔子的时代,有“大小六艺”之分,“大六艺”指《诗》、《书》、《札》、《易》、《乐》、《春秋》,即“六经”,而“小六艺”则为礼、乐、射、御、书、数,是当时初等教育的基本内容,也涵盖了当时作为“士”或“君子”所必须具备的全面素质。朱熹认为。“游”于其中,不是为了获得西方所说的“感性愉悦”,而是“博其义理之趣”,即获得精神层面的适情畅意,并借以达到人的生命活动中“应物有余”、“心无所放”的自由境界。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孔子所说的“游”,也就是古代中国特点的审美方式,“游于艺”所涉及的生活内容之广,几乎可以说就是要人们以审美的态度来对待人生。

由此,对于“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朱熹概括为:“此章言人之为学当如是也。盖学莫先于立志,志道。则心存于正而不他:据德,则道得于心而不失;依仁,则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游艺,则小物不遗而动息有养。学者于此,有以不失其先后之序、轻重之伦焉,则本末兼该,内外交养,日用之间,无少间隙,而涵泳从容。忽不自知其人于圣贤之域矣。”可见。“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此条重要的做人之道。体现了孔子重视心性修养的端倪。

(三)“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孔子的成人之路

至于孔子设计的成人层次,与他所指示的做人之道既互为表里,又更为精要,其中特别突出了审美的功能。这就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何晏《论语集解》引包咸注:“兴,起也。言修身当先学诗。礼者,所以立;乐者,所以成性。”朱熹认为,这里讲的是“大学”教育、“终身”教育的问题,按“难易、先后、浅深”分三个层次。

先说“兴于诗”。包咸说:“兴,起也。”有两层意思:一是起点,即把学诗作为起点;二是起发,孔颖达疏引郑司农云:“兴者,起也。取譬引类,起发己心。”朱熹《集注》兼取二义:“《诗》本性情,有邪有正。其为言既易知,而吟咏之间,抑扬反复,其感人又易人。故学者之初,所以兴起其好善恶恶之心而不能自己者,必于此而得之。”这就是说。孔子之所以把学诗作为教育的第一层次,是因为诗乃人们以审美的态度把握性情的艺术作品。它能动人情感,让人乐于接受,并在不知不觉中兴起人的好善恶恶之心,把人性发展引入正确的道路。可见,孔子所开创的儒家的“大学”(高等)教育,即使今天看来,也是非常人性化的。

再看成人的第二个层次“立于礼”。“成人”教育不仅从审美教育人手,以感发其乐学之心。而且将“游”贯串于学习的全过程,借“游之于杂艺以发其欢欣之趣……玩乐之心”㈣,乃至本是道德伦理的灌输、行为规范的教习一类严肃枯燥的内容的“立于礼”,也变得可欣可乐了。朱熹解释“立于礼”谓:“礼以恭敬辞逊为本,而有节文度数之详,可以固人肌肤之会,筋骸之束。故学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为事物之所摇夺者,必于此而得之。”所谓“节文度数之详”是指“自洒扫应对,以至冠、昏、丧、祭”的各种制度和行为规范。在孔子的时代。礼与乐相须为用,礼的训练也离不开乐的训练,但《学记》中所强调的“不学杂服,不能安礼;不兴其艺,不能乐学,则远远超出了“正学”的范围之外,讲“退息所学”必须“游之于杂艺以发其欢欣之趣”,可见学“礼”也要辅之以审美教育。

至于第三个层次的“成于乐”,更是以审美教育为主导了。包咸说:“乐者,所以成性。”即“乐教”乃是塑造君子人格、使社会总体人性得以完满实现的最高阶段、最终方式。在中国上古时代。重视“乐教”有着悠久的传统。《尚书·尧典》中就有一段意义重大的文字:“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乐是诗乐舞三位一体的最重要的综合性大型文艺样式,是审美化的百科全书。乐教不仅是塑造君子人格的教育方式,而且是贵族子弟学习和乐百姓、沟通神、获得知识和技能的教育方式。《礼记·经解》:“广博、易良乐教也。”孙希旦《集解》;“广博,言其理之无不包;易良,言其情之无不顺。”他的解释是符合上古的历史实际的。所以“成于乐”是孔子综合了丰富的历史经验而得出的教育规律,并把乐教提高升华为完成社会性总体人教育的最高阶段、最终方式了。

总之。孔子为“成人”设计的三个层次,既总结了历史的丰富经验,又体现了社会性总体人在教育上的理论自觉。这是他的人论的主要内容。

孔子的人论。植根于中国深厚的礼乐文化。充满着深切的人文关怀。它的主题是在弘扬理性,表述人之所以为人的人性和人道的自觉,表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祖先对人道的自觉和自信,显示出一种积极乐观的精神,对后世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历史人物评价优秀范文精选5 篇五

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一位赫赫有名的君王。但古往今来,人们对他的争论不断,褒贬不一。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他不仅是一个至高无上的皇帝,更是一位昏庸无道的`暴君。人们可以众说纷纭,百家争鸣,但面对历史我们必须还以尊重和客观的态度。我认为秦始皇有对有错,有功有过,甚至在他所在的特定时代功大于过。

在连绵不绝的900年春秋战国之乱的中国历史长河中,是他“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仅用短短的九年时间,横扫天下,因而,我国第一位前无古人的皇帝横空出世,他,就是秦王赢政,也是他首创了中国第一个封建帝国之先河。军事上,“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长城——中华民族精神和智慧的象征,20xx多年过去了,她依然光彩夺目,岿然不倒,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足以令每一位中华炎黄子孙世代引为骄傲;依然是他——秦王赢政,政治上,“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横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从而,结束“烽火连三月”的无休止争战,开辟了天下一统的旷世新局面;还是他——秦王赢政,文化上,书同文、车同轨、度量衡、被列为世界八大奇迹的秦兵马俑,不也是空前绝后,蔚为壮观吗?他所创造的一个又一个奇迹,哪一件不引以为中华民族的骄傲!

不是吗?“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娇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倍受伟大领袖毛主席推崇的千古历史人物中,秦始皇首当其冲。凡此种种,秦始皇对中华民族的贡献可见一斑。

然而,辉煌一时的秦王朝大厦却只短短的14年便轰然瓦解。“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是什么原因?“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天下已定,“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的秦始皇,“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杀豪杰;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因而,由于秦王朝的暴政和不得人心,也为这位千古一帝的功过落下了重重的不光彩一笔和付出了秦王朝早早夭折的巨大代价。

“创业容易,守城难”。当冷静思考秦始皇的是非功过的同时,我们客观地分析便可知,如果没有秦始皇的不顾当时的国力和不惜劳动人民的血汗,也就筑就不了今天依然闪烁着的“万里长城”、“秦兵马俑”之中华民族精神辉煌,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也许会就此消逝不存,也许秦王朝还能再存在一个又一个14年。因此,对于历史人物功过自可评说,但必须尊重历史,尽可能还以历史人物一个基本真实面目。

历史人物评价 篇六

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有许多可歌可泣、大有作为、令人钦佩的人物,其中最令我钦佩的就是最早的革命先行者号称“国父”的孙中山先生。

孙中山生于广东一个贫困的家庭中。他从小就很关心国家大事,对清朝统治极为反对,立志推翻清朝封建统治。长大以后,他建立中国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然后将各革命团体联合起来,组成统一的革命组织--中国同盟会,同盟会以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作为革命的纲领。在孙中山的领导下,全国各地的革命运动风起云涌,最后终于迫使清王朝最后一个皇帝退位,从而推翻清王朝,结束了封建主义在我们中

国两千多年的统治。

革命领袖孙中山在革命的早期运动中,虽然遭受了很多重大的挫折和失败,但他不畏艰难,屡败屡战,带领他的战友们经过艰苦卓越的斗争,终于推翻了清王朝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两千多年的统治,成立了中华民国,并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大总统。他破除了很多封建陋习,并提出新三民主义--“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使中国从此进入了新民主义革命时期。

孙中山先生一生为民主革命奔波劳苦,鞠躬尽瘁。为勉励后来者不惧困难,勇往直前,他在遗嘱中写下“革命尚未完成,同志仍需努力。”的名言。孙中山先生作为中国早期的民主革命先行者,成立中华民国,不愧为“国父”。

历史人物评价 篇七

我最喜欢的历史人物是武则天。

武则天,是一个颇有历史魅力的名字。她是唐朝开国功勋武士的次女,唐大宗李世民的幼妾,唐高宗李治的皇后。她在协助高宗处理军国大事,佐持朝政三十年后,亲登帝位,自称圣神皇帝,废唐祚于一旦,改国号为周,成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唯一女皇。从她参与朝政,自称皇帝,到病移上阳宫,前后执政近半个世纪,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历史功绩,昭昭于世。诚如宋庆龄对她的诚恳评价:武则天是“封建时代杰出的女政治家”。

武则天,本名武照,称帝后改为武曌。“曌”字为武则天特别欣赏,拿过来作为自己的名字专用,任何人不得使用这字。从字形上看,“曌”象征着日月当空,象征着女皇君临天下的气势。“曌”字拆开来看,又成“明空”。或“空明”,颇含几分佛理禅机,切合武则天向佛的心意。

武则天,出生在唐初新贵显宦之家,显赫的权势,豪奢的生活,滋养了她无限量的权力欲。然而,初唐极重士族的门阀之风盛行,而武氏庶族的门第,低微的出身,又使她饱受流俗的轻视,而不甘埋没。这一特殊的境遇与遭际,强烈地刺激着青年时代的武则天,陶冶了她狂妄地去追逐和攫取最高权力,以达唯我是从的欲望,和以冷酷而不择手段地去报复一切的心理。

则天自幼聪慧敏俐,极善表达,胆识超人。父亲深感她是可造人才,遂教她读书识字,使她通晓世理。史载,则天十三、四岁时,已是博览群书,博闻强记,诗词歌赋也都奠定了一定基础,而且长于书法,字态卓荦不群。

贞观十一年(637年),14岁的则天以长相俊美,入选宫中,受封“才人”。入宫之后,则天行事干练,善解人意,再加上姿色娇艳,颇得太宗欢心,遂赐号“媚娘”。时日既久,太宗又发现则天学识尚好,且懂礼仪,便把她从侍穿衣着的行列,调人御书房侍候文墨。这一变故使武则天开始接触皇家公文,了解了一些宫廷大事,并能读到许多不易得见的书籍典章,眼界顿阔,日渐通晓官场政治和权术。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太宗死去,则天与所有嫔妃,发送长安感业寺削发为尼。太宗九子李治唐高宗即位后,因早先与则天暗通款曲,对她极有兴趣,遂经常往来于感业寺,并于两三年后重召则天入官,晋封为“昭仪”。

永徽六年(655年),极受高宗宠幸的武则天,在内宫的斗争中稳操胜券,并日促高宗立己为后。然而,在封建社会中,皇后的废立乃国之大事,须与重臣们商定。当高宗把废皇后王氏,立则天为皇后的打算向诸遂良、长孙无忌等元老重臣说明后,立即遭到强烈的反对。

他们认为武氏出身卑微,不宜为后。但是,高宗的主张也得到武则天的同谋许敬忠以及李义府、徐世等一些朝中要员的支持。在他们的帮助下,高宗终于在这年的十月断然颁诏,废皇后王氏,正式册立则天为皇后。自此,皇家内宫大权,全部落人武氏之手。

则天登上皇后宝座后,机智精明,“通文史,多权谋”的长处,得到长足的发挥和发展,使高宗对她宠爱之余,别眼相看。她亦利用皇后的身份,皇上对己的宠爱,积极参与朝政,“百司奏事,时时令后决之”。从永徽六年(655年)到显庆四年(659年)的五年时间里,她设法清除政敌,贬尚书右仆射诸遂良,使其郁闷而死;黜同中书门下长孙无忌,逼其自缢;罢免朝中诸遂良、长孙元忌的支持者,巩固和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和权力,扫除了她参政道路上的障碍。

显庆五年(66O年),高宗李治因患凤眩,目不能视,遂下诏委托武后协理政事。自此,则天从参政步人执政,“黜陟生杀,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人虽在幕后,却遥控了朝廷实权。后来,高宗后悔,图谋收回大权,并密令中书侍郎上官仪草诏废后。岂知机事不密,“谋泄不果”,武后手辣心狠,先下手为强,立将上官仪处死。高宗之举,功亏一篑,反使武后更为警觉。

由于则天武后处理政务有章有法,不似高宗久诿不决,甚为群臣敬服。高宗虽厌其独行独断,许多国家大事又不能不倚重她。这样,就使武后逐渐从幕后走向前台,竟与高宗同临紫殿,一起接受群臣朝拜。上元元年(674年),高宗号*皇,皇后号天后,天下人谓之“二圣”。自此,高宗形同虚设,唐朝权柄,尽在武后则天掌握之中。

从上元元年(674年),则天以“天后”之尊开始执政,至天授元年(690年)正式称帝的16年中,武氏为当皇帝做了大量的长时间的准备,采取了多种有力有效的措施。首先,在王位的继承上,高宗想禅位于长子李弘。武后则不念母子之情,将李弘毒死,立次子李贤为太子。李贤被高宗委以临国之任,处理政务颇为精干,武后则废李贤为庶人,立三子李显为太子。弘道天年(683年),高宗卒,中宗李显刚刚继位,武后则以皇太后名义临朝称制。一年后便废掉中宗,改封庐陵王,立四子李旦为帝,是睿宗。李显、李旦都是昏庸无能之辈,在皇帝位上也是傀儡,处处受制于武后。

历史人物评价 篇八

唐宋礼貌为吾泱泱中华五千年礼貌史之颠峰,期间才人辈出。诗词艺术臻于极致,四座高峰为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当然还有诸如白居易、李商隐、杜牧、柳永之类的文人骚客不能尽述,以四子之比较一窥管豹对于吾等俗人已经足矣。我很骄傲的是作为李白和苏轼的同乡,至今仍然能一睹其歌咏过的景致,玩味其意境。

我以为说中国的传统文化一半是儒家,一半是道家,还是比较有说服力的(当然之后还要加入佛家(释家),但是其要义和道家是接近的)。文人们梦想的是达济天下和田园仙界的兼具。这一点其实李杜苏辛四人都有。

当然,每个人的具体状况不一样。李白是奔放激情的歌者,他诠释的是艺术的惊人的想象力和直觉。杜甫是沉郁顿错的思考者,他心怀家国天下,是个典型的传统儒家信徒。苏轼是儒道两家都兼具的才子,是善于抒发自己不一样理念的大家。辛弃疾是个歌吟的武将,其豪气和才智都令人钦佩。

以前年少时,最爱李白的诗歌,以为《行路难》的壮美,“安能催眉折腰事权贵?”的勇气,散发弄扁舟的潇洒,是我最喜爱的。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读着、读着,总觉得有一点点抵触的情绪。我觉得李白是完全生活在自己的思想中的,是个彻底的理想主义者。对于社会而言,不仅仅有游戏规则,还有潜规则,李白能够说是连游戏规则也没有弄清楚的。在思想上是能够说是个不明事理的大孩子,他的气质是道家、释家的一些。因此,他不为世俗社会接收,一生落魄。其实,中国历史上,盛唐是很开明的,诗人(或者说才子)的地位是很高的,李白的落魄还是他的性格过于的自我造成的。

慢慢的,我很喜爱杜甫的诗歌。沉郁中充满了顿错的美感。天下间,悲哀人多,更尤在乱世。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杜甫是生在了一个由盛转衰的时代,社会发展付出了巨大的血酬。他是典型的儒家信徒,饱含一腔热血,梦想着救国就民。一个悲苦的诗人,“如果世界注定要下沉,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北岛《回答》)是对杜甫的最好的注解。杜甫是知道游戏规则的人,但是他能够说是不明潜规则的,或者说是不屑吧。再加上生在乱世,因此他的一生也是潦倒的。

如果说对人的才华欣赏,我是在四个人中最欣赏苏轼的。苏轼先生的家离我的家乡但是数十里之遥(以前算一个市的)。苏轼琴棋书画、佛理禅机、时政甚至军事无所不通,主政一地(杭州)也能治理的很好,走在这天的苏堤上,除了感慨东坡才华外无他。(如果是李杜,我以为是很难做好一个地方行政主管官员的)。苏轼的诗词,有发人思索的禅理、有豪迈的大江东去、有婉约的十年生死,无不体现了他的全面。东坡肉也是一道不错的佳肴。苏轼的杯具也在于他的才情。他过于的追求完美,追求各方的协调。弄的在政治上,先后得罪了改革派和保守派,遭受了各方迫害,而在海南终老。如果是在一个现代政治体系下,我坚信苏轼是会生活的很好,事业上也发挥的不错的,可惜他是在潜规则,利益协调的中国社会里生活。

辛弃疾的词说实话,我不是个性的喜爱,可能是由于很多词里用的典故太多,我总觉得不够自然。但嫁轩先生的武略惊人,文滔能如此,已然使人十分佩服。如果说,对于未来的是依靠信仰,我觉得嫁轩就是这种信仰很强烈的人。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能成大事者,性格是很顽强的。可惜,嫁轩连成为岳飞的机会也没有。

按照黑格尔的明白,艺术、宗教、哲学三者共同构成了精神发展的最高阶段。三者区别在于,精神到达自觉的途径和方式不一样。哲学是“纯粹的思”,艺术是“直觉的思”,宗教是“超验表象的思”。艺术总归是一种以直觉来体验生活的方式,因此还是和生活的方式分离的。纯粹的思和超验的思还是不一样的路径。在不一样的路上,我还是比较赞同黑格尔的看法的,哲学作为“纯粹的思”是高于其他两者的。这也是我对东坡评价更高,很喜爱杜甫的缘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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