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论文（优秀7篇）

中国经济论文范文 篇一

关键词：经济复兴

论文正文：

中国经济复兴之路

世界经济新秩序的曙光

从1857年，美国爆发的第一次具有世界性特征的经济危机至今，资本主义引发的世界性危机从来没有间断，影响较大的包括19251933年的大萧条、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目前的全球金融危机等，每一次危机都给世界经济发展造成重创。以美国、欧盟等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经过多次自以为是的修正之后，不仅没能让世界摆脱危机的阴影，反而使危机的程度逐次加深。

实践证明，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世界经济旧秩序已不再适应人类社会继续发展的要求，世界迫切需要一种新的力量来平衡各方利益、引领未来发展。谁能成为这种新格局中的领军者，就看谁能将全球经济拉进增长的轨道。

专业人士指出，不管是美国的金融危机还是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其实质都是发展方式的问题，如果这种经济模式得不到改变，经济危机的问题就不可能解决。美国当前的主要任务是控制外债、减少财政赤字和增加就业；欧盟的任务是改变欧洲各国高福利、低生产、低税收的发展方式、进一步协调各国的财政货币政策。显然，主要发达国家在经济复苏的困境中自顾不暇，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任务要另选主角。此时，新兴经济体以惊人的发展速度迅速走进人们的视野。

从七国集团到G20

七国集团最初由美、日、英等七个工业化国家组成，俄罗斯加入后形成八国集团，目的是让有关国家就国际经济、货币政策举行非正式对话，以利于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的稳定，属于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下的非正式对话机制。八国集团由发达国家掌控，完全从发达国家的利益出发，讨论制定对其有利的世界经济活动规则。1999年底，随着中、印、巴等新兴工业国家和欧盟的加入，八国集团演变为20国集团(G20)。同时，随着发展中国家力量的加强，在集团中的话语权不断壮大，G20于2003年被确认为发展中国家的集体性称呼。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八国集团的国际影响力急剧下降，G20成为危机之后全球经济政策协调的主要平台。

金砖国家的崛起

2001年，美国高盛公司首次提出金砖四国概念，囊括了全球最大的四个新兴市场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2010年，南非作为正式成员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金砖四国变成金砖五国，并更名为金砖国家。自2006年四国外长首次会晤开始，经过五年的发展，金砖国家初步形成以领导人会晤为主渠道，以安全事务高级代表、外长、常驻多边组织使节会议为辅助，以智库、工商、银行等各领域合作为支撑的多层次合作架构。目前，金砖国家国土面积占世界领土总面积的27%，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43%。

统计显示，2009年五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总量的16%，贸易额占全球贸易额的13%。根据2010年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方案，金砖国家在世界银行的投票权将大幅增加至13.1%，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将达到14.81%。金砖国家的兴起将导致世界经济增长多元化，成为国际经济关系民主化的自然推动力，使国际经济政治关系呈现新特点，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随着G20和金砖国家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话语权不断提升，新兴市场国家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逐渐得到肯定。人们在对G20和金砖国家的关注中，发现了一个共同的亮点中国。

负责任的大国

从冷战时的美国、俄罗斯，到后起直上的日本和声势浩大的欧盟，世界从来不缺少超级大国。遗憾的是，神话相继破灭。危难之时，竟没有一个国家勇挑重担，拯救世界于水火。1991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济一蹶不振；日本经济在经历二战后的迅速增长不久，即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陷入低迷；最大经济体美国引发全球性金融危机后，不仅没有担负起拯救世界的重任，反而恶意筹划危机转嫁；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在主权债务危机的拖累下举步维艰曾经的超级大国形象正在一个个崩溃。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在国际性组织中的声音越来越多，从G20峰会到金砖四国峰会，从博鳌论坛到达沃斯论坛，中国的国际形象正在逐渐清晰。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不再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旁观者，而是更多地参与进了全球经济格局变革当中，成为可以盘活全局的棋子。当世界主要经济体深陷危机无法自拔时，手握3万亿外汇储备的中国成了希望和信心的源头。

国际多家机构预测，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在2020年前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大国。可以说，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引擎的作用已经得到认可。虽然这些言论居心未必正当，但从自身来讲，中国绝不会推卸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责任。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已树立起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在搞好中国经济的同时，积极地参与国际社会交往。但中国的发展绝不会走资本主义国家恃强凌弱的老路，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我们一贯的主张。我们的目标是，通过不懈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致力于维护世界的和平发展。

中国复兴之路

21世纪初，我们的口号是和平崛起，但是对一些国家来说，似乎崛起这个词很具有挑衅的意味。于是，中国威胁论铺天盖地般袭来，中国在国际交往中频受打压。其实仔细想来，1840年以前，中国稳坐世界第一大国的交椅已将近2000年。我们现在努力发展，只是想恢复一个大国应有的实力。智慧的中国领导人用伟大复兴取代了和平崛起，既显示了中国一心一意谋发展的决心，也使中国威胁论的制造者们无的放矢。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中国人民持之以恒的奋斗目标。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年间，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但今时不同往日，随着经济全球化、世界一体化的步伐不断加快，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日益复杂多变；同时，在国内，随着改革走进深水区；各种矛盾凸显，想继续摸着石头过河变得越来越难。如何使改革顺利推进，实现科学的、可持续的发展，一系列难题等待着中国政府去寻找答案。内忧与外患并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数据令世界其他国家羡慕不已，30年年均增长率达到9.8%，即使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仍然保持着8%以上的增长速度。但在高增长的华丽外衣下，不和谐的隐患也在悄然增长。

一些领域显示出经济过热的信号，CPI居高不下，流动性过剩得不到有效控制、房地产市场高烧不退，这些因素使得泡沫破裂的风险在不断积聚。除了经济过热隐藏的风险外，一些社会矛盾也不断涌现，如收入差距过大、社会保障不健全、环境污染严重等，这些不稳定因素的存在，给中国经济的发展增添了很多不确定性，如何克服困难，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决策者们凝聚智慧不断探索。

宏观调控既要正确做事又要做正确的事

资本主义世界的多次危机证明，完全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的自我调节代价过于沉重，政府的合理干预是经济平稳发展的保证。虽然在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方面，中国只能算是个小学生，但是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无疑是有力并且有效的。

从危机后的4万亿刺激计划，到目前的控制经济增速、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宏观调控的手段既顺时应势，又机动灵活。中国的宏观调控要想始终保持这种成功的状态，就要遵循一个理念：既要正确做事又要做正确的事。正确做事是指宏观调控的方法和手段，也就是宏观调控的工具要使用得当。宏观政策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特点是相机抉择，即视经济运行情况而采取相应措施，间接地调整经济至平衡状态。其好处是渐进、平稳、灵活。相比而言，货币政策更为直接和猛烈。

理论上讲，货币政策工具能够凭借自动的传导机制实现经济平衡增长。但在中国，由于市场经济机制不健全、金融市场运行不规范，货币政策在传导过程中受到各种因素影响，往往达不到预期效果，反而会引发新的问题。因此，在这样的非常时期，货币政策也应该包含一些相机抉择的成分。

比如，针对当前的经济状况，应该采取有松有紧的货币政策，对于某些过热行业限制信贷额度，而对广大小企业适度宽松。宏观政策要做正确的事是指政府干预的领域要符合市场经济规律、要有利于经济健康发展。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政府的微观经济行为主要是针对市场失灵的领域，而对市场能够自发运行和实现有效自我调节的领域，政府应尽量退出。

以改革促发展

对于处于转型期的中国而言，宏观调控不是万能遥控器，一些尖锐的社会矛盾光靠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配合远远不够，要解决这些问题只有继续深化改革。部分学者提出，中国改革需要顶层设计，需要将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结合起来，整体推进。的确，改革开放30年来，依靠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和积极性，我们积累了大量财富，但同时也积累了不少矛盾。改革的成果没有惠及全体国民，导致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其根源在于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体制机制不健全。因此，只有继续深化改革，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能扫清中国未来发展道路上的诸多障碍。从目前的情况来讲，中国改革的重点在于三个方面：

第一，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包括资源税改革、财产税改革和个人所得税改革等，目的是使经济发展的成果更多地惠及民众，实现从藏富于国到藏富于民的转变，同时尽可能地缩小收入差距；资源税改革的目的是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缓解资源环境压力，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中国经济论文范文 篇二

论文摘要：从1978年至2008年， 中国的经济法学理论研究经历了30年的发展历程， 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其理论发展主要体现在厘清调整对象、从制度功能的视角研究经济法的地位， 以“社会本位”为核心研究经济法基础理论、提出经济法学基本假设、宏观调控法制化的研究、税收法定原则与税收法律关系性质的研究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反垄断立法研究。 论文关键词： 中国； 经济法学； 理论发展 从1978年至2008年， 中国经济法学的发展紧紧跟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中国的经济法学理论研究经过30年的发展， 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一、厘清调整对象。 对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研究是经济法学研究中最基本的问题， 它直接影响着经济法学学科的构建与发展。 中国经济法学起步繁荣阶段， 学者们的研究主要是围绕着经济法是否具有独立的调整对象展开的。基本形成了两类观点。一类观点认为经济法具有自己的调整对象， 其调整特定经济关系。 而对于特定的经济关系， 表述却存在着一定的区别。有的学者认为公民之间的经济关系由民法调整， 其他的经济关系都发生于国家的计划约束之下， 体现了国家的意志性， 其由经济法调整。①有的学者进一步从所有制性质的角度限定了经济法的调整对象， 即只有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之上的经济关系才是经济法的调整对象。② 随着经法学研究的发展， 学者们对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认识进一步具体化， 强调经济关系的性质。有的学者认为经济法调整纵向经济关系和横向经济关系。① 有的学者认为， 经济法调整管理关系。② 也有的学者认为， 经济法调整计划关系。③ 另一类观点认为经济法没有自己独立的调整对象， 其不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④ 1986年《民法通则》颁布之后， 学者们对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有了新的认识， 对于横向经济关系的调整逐渐淡出了经济法学者的视野， “纵向经济管理关系说”⑤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 学者们在对经济法调整对象这一问题的认识上基本取得了共识。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 学者们对于经济法调整对象问题的理论交锋渐次减少， 学者们在“纵向经济管理关系说”的基础上， 对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论述作了进一步的完善， 侧重点有所不同。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 “国家协调说”、“需要国家干预说”、“社会公共性经济管理说”、“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说”、“国家调节说”以及“行政管理说”等。⑥ 在强调经济法调整“纵向经济管理关系”的同时， 也有学者认为经济法调整一定的“横向经济关系”， 但对“横向经济关系”的理解已经与最初经济法萌芽时期的理解有所不同。 此时的“横向经济关系”是指计划指导下的经营协作活动中所发生的经济关系。[ 1 ] （ P46）时至今日， 学者们对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已达成基本共识， 都强调经济法调整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管理而形成的经济关系， 只不过是表述问题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 二、制度功能视角中的经济法地位研究。 学者们对于经济法与民法、行政法的关系的研究， 经历了一个从最初注重区别到现在关注联系的发展过程， 研究视角逐渐聚焦于经济法、民法和行政法的制度功能上。从制度功能角度去探讨经济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 有助于整合法律间的体系功能， 促使经济法学研究更好地服务于实践。 最初， 学者们在分析经济法与民法的区别时， 往往从调整对象角度进行论述。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 特别是199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 民法和经 济法作为与社会经济生活联系最为密切的法律制度，在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此时， 学者们对经济法与民法关系的研究中不仅注重二者之间的区别， 更加重视二者之间的联系。对于区别的论述不仅聚焦于调整对象方面，而且进一步关注保护的法益、制度功能等问题。在制度功能角度， 民 法是保障市场调节有效运作的法律机制， 经济法是保障国家调节有效运作的法律机制， 其功能在于弥补民法在解决市场失灵、效率与公平等问题上的不足。[ 2 ] （ P19 - 20） 民商法侧重从微观、从经济发展所需动力方面， 通过保障自由交易、自由竞争以提高效率来促进人们的利益； 而经济法则侧重（并非全部）从宏观、从利益协调方面减少社会经济震荡造成的破坏和优化经济结构， 从而提高效率来促进人们的利益。[ 3 ] 在探讨经济法与民法的联系时， 主要的落脚点也是二者的制度功能的互补性。 民商法是市场经济常态性的法律， 它多是通过其任意性规范， 体现“无形之手”的要求， 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的能动性， 同时也少有强行性规范， 导向市场主体自觉地遵守市场规则。经济法是市场经济非常态的法律， 它多是通过强行性规范， 强调“市场机制的外在化”， 提供具有干预性、宏观性、整体性、政策性、公法性的规则， 解决市场失灵， 促使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 3 ] 学者们对于经济法与行政法之间关系的研究最初也是着眼于调整对象的区别。20世纪90年代以后， 随着学者们对民商法与经济法之间功能互补性关注度的增强， 经济法与行政法的联系也进入学者们研究的视野。在探讨二者之间的联系时， 学者们基本也都是强调二者在制度功能上的互补性。① 进入20世纪末期， 也有的学者将民商法、行政法与经济法并列在一起， 讨论三者之间的关系。对三者关系的研究是从功能的互补、调整对象的交叉等角度强调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三者协同发挥更大的作用。②三、以“社会本位”为核心的基础理论研究。 20世纪90年代， 学者们探索经济法独立法律地位的研究仍在继续， 研究的视角不再局限于调整对象以及与民法和行政法的关系等问题， 逐渐拓展到经济法的价值、宗旨、基本原则、法益目标等问题上， 从而形成了以“社会本位”为核心的基础理论研究。 首先， 社会公共性是经济法的核心范畴。经济法调整的经济管理关系的本质特征在于社会公共性。社会公共性决定并表现在经济法的产生、经济法的价值、经济法的主体、经济法的权力（利） 和义务、经济法的属性等各个方面。[ 4 ] 其次， 针对经济法的法域归属问题， 有学者提出了“社会法”的概念。经济法以社会利益为本位， 是保护和扶持经济性弱者以及保障可持续发展的法律， 是社会公共干预和理性建构之法。[ 5 ] 社会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这种趋势导致以社会为基础的私法、行政法在某种程度上的社会化。但受其本质属性和固有功能的限制不能完全社会化。在这种情况下， 必然产生一种完全社会化能够反映满足社会化要求的法律———社会法。其中经济法就是这种社会化的产物， 是一种社会法。[ 6 ] （ P220） 再次， 从“社会本位” 的角度提炼与概括经济法的价值追求。经济法调整政府管理经济的关系中， 以维护社会经济运行的整体利益和效率作为根本价值。[ 7 ] 经济法是社会性之法， 经济法的价值最关注社会性。③ 最后， 经济法的法益目 标是社会利益。经济法的法益目标应是经济法首先追逐和实现的利益即社会公共利益。经济法的法益目标 依靠社会整体调节机制的作用而实现。[ 8 ] 四、经济法学基本假设的提出。 经济法学的基本假设的提出丰富了经济法学的研究方法， 提供了研究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的新视角， 拓宽了研究思路。“从研究范式转换的角度来说， 吸收相关学科中有共性或深层次的相关成果， 提出基本假设， 在对这些假设进行具体分析， 综合运用基于相关假设而产生的各类方法，实际上是对经济法学研究范式的转换。” [ 9 ] （ P59）1998年， 有学者在分析民法与经济法的关系时， 就提出了基本假设这一概念， 认为民法与经济法存在着基本假设的差异。[ 10 ] 随后， 有学者在分析经济法与民商法的区别是再次使用了基本假设的概念。即二者的深层区别是对于市场主体的假设不同； 对于市场整体的假设不同； 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假设不同。[ 3 ] 但是以上论述仅从经济法与民法的区别角度提出了经济法学的三个基本假设， 并未对经济法学的基本假设作系统的论述。2001年， 有的学者对经济法学的基本假设进行了较为全面地研究。把经济法学的基本假设分为两类， 一类是经济法学与其他部门法学共同的基本假设， 可称为共通性假设； 另一类是在经济法学上有独特价值的基本假设， 可称为特殊性假设。共通性的假设是二元结构假设， 包括理论———认知层面的公私二元结构假设， 经济———制度层面的城乡二元结构、南北（东西） 二元结构、内外二元结构， 社会———文化层面的传统与现代二元结构、工商文化与农业文化二元结构。特殊性假设包括双手并用假设、两个失灵假设、利益主体假设、博弈行为假设、交易成本假设。并且运用各种假设分析了具体经济法制度在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提出了一些解决的办法。①五、宏观调控法制化的研究。 宏观调控作为国家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手段， 自我国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以来，就成为经济法学者密切关注的研究对象。对于宏观调控法制化的研究既丰富了我国宏观调控法学基础理论的内容， 又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的宏观调控的立法实践。 有的学者对建国后40年来国家宏观经济调控行为进行了反思， 认为解决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存在的问题， 需要从国家宏观调控体系和宏观调控行为入手， 从经济、行政和法律几个方面对国家宏观经济调控行为进行研究。以法律手段规制宏观经济行为， 既是宏观经济本身的客观规律性和特性所要求的， 又是我国社会主义国家对国民经济的管理职能、任务所决定的， 是国民经济宏观调控工作规律所产生的必然结果。[ 11 ] 宏观调控必须尊重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 要立足于长期的社会政策， 宏观调控应法律化制度化。为了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意识和责任， 监督政府有效地实施宏观调控， 提高宏观调控的效率， 必须着手制定一部宏观调控基本法， 把政府对市场经济的调控法律化和制度化， 使政府有效且有节制地发挥“统筹规划、掌握政策、信息引导、组织协调、提供服务和检查监督”职能。[ 12 ]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发展， 宏观调控的法制化研究逐渐深入。有的学者对宏观调控法的本质、价值、基本原则等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论证。[ 13 ] 有的学者认为， 宏观调控的核心问题是宏观调控权的配置和行使， 并通过分析宏观调控的合法性、权源、行使宏观调控权的原则、力度以及宏观调控权的独立性等问题， 说明宏观调控权的法律解析对于宏观调控法理论和制度完善的重要价值。[ 14 ] 中国加入WTO对于宏观调控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社会化、民主化、国际化是我国宏观调控法的发展趋势。 六、税收法定原则与税收法律关系性质的研究。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 税收作为国家调控经济运行的重要手段之一， 其法制化需求日益增强。于是， 有学者提出了税收法定原则应作为税法的重要基本原则， 有的学者将其称为“税收法定主义”。税收法定主义是民主原则和法治原则等现代宪法原则在税法上的体现， 对于保障人权， 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益意义深远。税收法定主义的提出有助于税制乃至整个法制的完善以及法学研究的深入。我国在《税收征收管理法》中确立了税收法定主义，但并未将其上升为一个宪法原则， 可以通过宪法修正案的方式补进体现税收法定主义的规定， 从而有助于税收法制的完善， 推动经济和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税收法定主义的内容可以概括为三个原则， 即课税要素法定原则、课税要素明确原则和程序合法原则。税收法定主义作为税法的重要原则， 同样具有宪法原则的位阶。[ 16 ] 对于税收法律关系的研究一直是税法学研究所关注的一个问题。由于税收法律关系中固有的一方主体是国家， 所以税收法律关系具有不平等性的特点。但近年来有些学者对税收法律关系重新进行了分析， 认为税收法律关系具有债的关系的性质，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税收法律关系的平等性。以“契约精神和平等原则”为本质和核心构建起来的现代税收法律关系理论为税法基本理论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当对某一具体的税收法律关系加以定性时， 应当根据其内容、所涉及的主体以及其所处于国家税收活动过程的不同阶段， 来界定处于特定情形下特定的税收法律关系的性质； 当需要对抽象的作为整体的税收法律关系进行定性时， 可以认为其性质是税收债权债务关系。税收法律关系是一个以三方主体间的四重法律关系组成的两层结构： 三方主体是指纳税主体、国家和征税机关； 四重法律关系是指税收宪法性法律关系、国际税收分配法律关系、税收征纳法律关系和税收行政法律关系； 其中， 税收征纳法律关系和税收行政法律关系构成第一层， 也是人们通常所认识的税收法律关系， 税收宪法性法律关系和国际税收分配法律关系构成第二层，是潜在的、深层次的， 也是往往被人们所忽视的税收法律关系， 最深刻地反映了税收法律关系的本质， 即“契约精神和平等原则”， 其贯彻并体现在税收法律关系的各个层面上。认识和确定现代税收法律关系的本质， 首先就会对传统理论中的“税收公平主义”提出挑战。传统的税收公平主义一般只就纳税主体范围内比较其相互之间的公平问题； 而建立在“契约精神和平等原则” 本质基础上的税收公平主义则要求就税收法律关系的全部主体————国家、征税机关和纳税主体， 考察其彼此之间的公平和平等关系。[ 17 ] 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反垄断立法研究。 在经济法具体制度研究领域中， 学者们对于竞争法的研究始终与立法密切相关， 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立法的进程， 特别是针对反垄断法律制度展开的研究。美国、欧盟等国家的反垄断法理论研究比较发达， 实践经验比较丰富， 而我国从1978年以来， 一直没有制定反垄断法， 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较为欠缺。所以学者们在探讨我国的反垄断立法时， 更多的是借鉴国外的理论研究的成果和立法与司法实践。但毕竟我国的国情与美国、德国等国家存在着很大的不同， 所以面向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的反垄断法立法研究尤为重要。学者们针对我国的国情， 结合国外的反垄断法理论与实践， 对我国的反垄断立法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极大推动了2008年我国 反垄断法的出台。 首先， 探讨了规模经济与我国反垄断立法的关系。制定并实施反垄断法与优化我国企业规模并非是对立的。我国反垄断法与支持中小企业联合、扩大企业平均规模和实现规模经济的政策并不矛盾， 它们是为建立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而必须同步进行的两个方面。① 我国既要注重发展规模经济， 鼓励必要的企业合并和联合， 又要反对和防止垄断和经济力过度集中， 反对各种限制竞争行为。要恰当掌握其中的“度”。② 其次， 论证了我国行政垄断的法律规制问题。反垄断法是规制行政垄断的最重要的法律途径， 反垄断法在规制行政垄断时需要注意其与经济垄断的一致性和各自的特殊性。[ 18 ] 由于行政垄断的形成主要是体制上的原因， 因此， 制止行政垄断的任务并非反垄断法所能独立完成的， 它需要实现自由企业制度， 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 确立有力的执行程序及严厉的惩戒措施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 19 ] 再次， 提出了我国反垄断法执法机构的设计思路。我国应当建立一个有权威性和高度独立性的反垄断主管机构， 它在人事编制和财务上虽然隶属于国务院， 由国家人事部和财政部编列预算， 但在审理反垄断案件中却有着极大的权威性和高度独立裁判的权力， 即在业务上只是依照法律进行裁决。[ 20 ] 最后， 分析了入世对我国反垄断法制定的影响。入世后， 中国政府越来越注重竞争政策和竞争法问题， 以应对越来越激烈的国内市场竞争和国际市场竞争。虽然中国制定反垄断法存在压力， 但是制定反垄断法有利于提高中国企业的竞争力， 遏制跨国公司的垄断势力和改善国家的财政和宏观调控。[ 21 ] 中国应当积极参加WTO关于竞争政策多边协议的谈判， 抓紧制定反垄断法。竞争政策是国家的长期策略， 应当注重竞争法和竞争政策的研究。[ 22 ] 中国的经济法学经过30年的发展历程， 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但也存在着一定的不足。 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 经济法学研究需要进一步加强学科间的交流与互动， 密切注意理论联系实践， 强化具体制度的研究， 实现国际化与本土化的统一， 从而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法学研究的蓬勃发展。 参考文献： [ 1 ] 潘静成， 刘文华。 经济法基础理论教程[M ].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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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经济发展史 篇三

一、利用教材目录，构筑新的教学导航

第一讲：古代政治制度发展演变史（教材第1、2单元），包括古代中国、古希腊、古罗马政治制度的发展；

第二讲：近代政治制度的演变（教材第3、4单元），包括西方资本主义与近代中国对新制度的探索；

第三讲：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教材教第5单元）

①苏俄经济三大政策：列宁的战时共产主义、新经济政策、斯大林模式

②后斯大林时代的经济改革：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改革

第四讲：中国近、现代化（第6、7单元）

①近代中国自然经济的瓦解与近代化历程（多元化的近代中国经济结构）

②现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与创新

③中国近现代社会生活的变迁

第五讲：战后世界经济格局（第8单元）――七个专业化名词

①战后初期三大经济支柱：IMF，GATT，World Bank

②90年代经济区域化：EU，APEC，NAFTA

③全球化：WTO（20世纪世界市场的后续演变）

人类经济发展类型划分为两大模块：自然经济发展史和自由经济即商品经济发展史。自然经济的典型就是中国古代经济，它缓慢发展，自成体系，为中国的古代农耕文明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同时也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经济基础，是决定东方儒家文化主流思想意识形态的社会存在形式。在资本主义发展问题上，为了让学生形成一个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种种发展表现的整体意识，可以把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统一，以“显性知识”的形式告知学生来降低未来教学的难度。如此未来的教学就有规矩可循了，所谓“纲举目张”也就变得简洁而科学了。

苏俄（联）的经济模式从时间和性质而言都是自成一体的，它是另一种“现代化模式”，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斯大林模式”有着明显的影响。中国近现代化问题，其发展本身就深受西方世界市场和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斯大林模式的影响。中国近代化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下的半殖民地经济，是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前提下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形式存在，是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附庸。中国现代化建设开始的计划经济体制受前苏联“斯大林模式”的影响，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则是合理运用“白猫”“黑猫”的“两手”理论，探索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建设路经。

二、利用教材目录，建立树形知识结构，构建历史知识体系

比如，《中国近现代史》第一单元主题是列强的侵略与中国人民的反抗，在学习时注意让学生把握有哪些侵略，如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又有哪些中国人的反抗，如广东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太平时天国运动、左宗棠收复新疆、义和团运动等。在学习前，教师带领学生阅读目录，建立一个整体概念，在学习后，再看目录，这样构建知识体系就不难了。

《中国近现代史》第一单元主题是列强的侵略与中国人民的反抗，第二单元主题是近代化的探索，第三单元主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第四单元主题是抗日战争。当我们先学习了目录，在进行系统学习的时候，就等于是有一棵“大树”叫“中国近现代史”，长了四个“树枝”，我们的任务就是给它长满“小枝”和“树叶”，这样学生就会有兴趣了，学起来轻松，容易掌握。当学生心中有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时，他们就会体会一个过程，享受一份学习的快乐。

三、利用教材目录，掌握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例如，《中国近代现代史》下册第二单元标题是“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前进”。在这一章节中，1956―1966年中国历史的阶段特征得到了高度的概括，即探索性、曲折性和前进性的统一。联系教材内容具体分析：（1）进行了正确探索，对前苏联经验的迷信得以破除，制定了中共八大正确方针政策，人民内部矛盾得到正确处理，开展整风运动听取党外人士的批评与建议，及时总结经验教训，调整国民经济，等等。（2）在探索过程中出现了错误并遭受了一定的挫折，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在理论上产生不良影响，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总路线忽视了客观规律，“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反右倾”斗争使“左”倾错误进一步发展。（3）道路尽管曲折，但总趋势在向前蓬勃发展，在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其成就显著。因而我们不难得出一个更深层次的认识：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的制定必须结合和反映中国的具体实际，才能推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反之就会造成失误或遭受挫折。

四、利用教材目录，结合教材内容进行横纵向整合

如“世界经济专题”下，调整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经济体制的变革”这一方面可以进行如下整合。

1.美国面对经济危机：罗斯福新政（国家干预经济的先河――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2.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逐渐形成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斯大林模式；20世纪50―80年代一系列改革；由于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1991年苏联解体。

3.中国：1949―1952年的土地改革被认为是“第一次经济体制改革”；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不切合实际的经济体制变革”；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逐渐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之路”。

目录是一本书的提纲，学完一册课本后，重读目录，以目录为线索，对获得的信息进行整理，形成连贯、完整、系统的知识，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书的基本内容和要点。如果把目录中的每个题目都变成问题设问，用来自我检查学习效果，就可以得知哪些内容已经掌握，哪些内容还没有完全理解、掌握，哪些内容还很模糊甚至已经忘记，然后有针对性地再读有关章节，加以弥补。这样的复习才能做到事半功倍。同时，经过按目录顺序归纳，该专题历史知识的内容一目了然，便于学生进行知识间的横向联系，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归纳能力，而且有利于回答综合性的材料解析和探究性试题。

中国经济论文范文 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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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论文中国近现代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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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经济发展史 篇五

【关键词】科学；技术；产业革命；科技发展

18世纪以前，中国作为世界为数不多的强国之一，经济发达，并且远超西方。到了18世纪，随着西方现代产业革命的进行，经济。科技均获得空前发展和巨大进步。中国确沦落为世界“落后”的代名词。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国家第一代领导者们强力推进工业化的建设，国力迅速提升，为逐步实现国家四个现代化打下了工业。农业经济。文化。科技等坚实基础，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到今天，中国前后用不到七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二百余年工业文化发展的进程，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反观18世纪前处于世领先地位的中国，为何一落千丈掉队了呢，值得我们今天认真研究分析。

一、李约瑟和“李约瑟难题”

英国近代生物化学家和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在其所著的《中国科学与文明》中提出了“为什么近代科技没有在中国产生”的疑问，问题一被提出便得到了激烈的讨论，也衍生出“为什么近代中国的科技弱后于西方”、“为什么近代科技出现在西方”等问题。李约瑟在1943至1946年间以外交官的身份游历了中国，并在1954年出版了《中国科学与文明》的第一册，而后共编写完成了七卷三十四册，内容涉及天文、地理、物理、化学、生物等各个领域。他用文字将中国古代的科技成就系统的向世界展示，也为今天世人对古代中国科学技术的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他所提出的问题也的确困扰着我们：一个原本农业文明十分发达的国家，天，还是那个天，地，还是那个地，民族，还是那个民族。为什么在一百多年前中国经济。科技竟然在世界民族之林中落伍了呢？明摆的历史事实是：近现代科学技术未能产生在中国；而能体现科技水平的现代工业经济，也末能在中国获得自主。自由的生存。推广和发展。我们究其原因，当应要从这些表面现象的背后，寻找到那个时代的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国内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民族传统文化因素等诸多方面作全方位。多方面。多层次的文化内容挖掘与分析。研究。

二、农业文明时期的中国持续了数千年的辉煌

约5000年前，中国黄河流域出现早期的农业文明。这类文明以农业为基础，以家庭或家族为经济单位，生产工具多为简单的农具，后期出现了手工业作坊，土地是最主要的劳动资料。中国就是在这个文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产生了仰韶文化、二里头文化等等灿烂的文化。奴隶制在公元前22―前21世纪在我国中原地区形成，在经历了商代和西周过后，奴隶制走向衰弱，中国开始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从秦朝的建立，我国正式进入封建社会，之后的中国愈加强大，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都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因而科技也随之发达起来。中国农业经济的成功和繁荣最大的成功经验是，自秦之后，历代都很少发生有危及全国农业经济生存发展的战争。即或在改朝换代的年代，在经历一段不长时间动荡后，国家经济。科技反而获得更大的发展和进步。一个安定的社会。和平的环境。人民处于在安居乐业和谐文化氛围之中，这是国家经济。科技发展进步的必备的文化。物质条件。因素和基础。另一重大经验是国家经济繁。国力强大，必然导致和促进着科学技术的创新与进步。

早在两千多年前《春秋》一书中，中国早于其他国家和民族发现并记录了公元前613年的哈雷彗星的出现和运行的轨迹。在宇宙观和物质论上，以老子。孔子为代表形成的[道德经].[易经]两部伟大经典学说。为民族和人类认识宇宙。自然。社会和人提供了今人都无法达到的智慧，成为人类认知领域中最为光彩夺目的一件重大法器：他们认为宇宙。万物和人，从无而生。而有。宇宙的最原始。最基本的物质是"阴阳二气"，二气的冲和，生成宇宙。万物。人；人和万物是构成大宇宙的小宇宙，以及"天人合一"等哲学理念。这与二千多年后于二十世纪提出的宇宙"大爆炸"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成书于公元一世纪的《周髀算经》总结了勾股定理等数学问题。《黄帝内经》是在一部应用气论的物质观，对人的生命。生物体。精神以及与社会。自然关系联系作整体。综合性诊治。保健的，为我国第一部最早。最为经典的医学著作，中医诊治，特别注对人体的整体诊疗施药，"内经"出现，为人类首开对生物生命学科研究的先河。这部著作至今仍为中国现代中医学科中一门不可或缺的教材。同时，中医。中药学。儒。道的养生。益寿。开智的内外炼丹法等，也开创了人类化学研制的先例。中国自新石器时代之后，较世界他民族率先跨进了青铜器的时代，那时中国多金属冶炼术也领先于世界。当代考古发现的越王剑即是最好的佐证。而在关乎生产。生活的农学方面，我国古代大约有370多本农业专著，战国时期有《神农》、《野老》等，西汉以来有五大农书，其中《齐民要术》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农书，其中所提的因地制宜的思想对我国古代农业生产有着深远的影响。上述天文、术算、医药、保健。生物生命。物理。化学。哲学，农学等文化的成就，无不体现出中国农业文明的辉煌，发达科技和民族的智慧。不仅如此，我国古代还有许多重大的创造发明，如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指南针等四大发明。中国从汉唐之后开辟的水陆丝绸之路，则标志着中国与世界商业贸易。文化交流。人员往来悠久历史，同时表现出中国水陆交通工具制造的发达。先进。明代郑和引领庞大船队六下西洋，即是最好例实。

我们从上述中国古代科技发展史上来看，中国在诸多科技领域的发明创造都是领先于世界别国的。据此我们能获得下列认识：

1.中华民族曾拥有发达。先进的农业文明和有丰硕的科技文化成果

2.具有勤劳。朴实。智慧的中国人从来不缺少创造力

3.科技发明创造离不开繁荣发达的社会经济基础，经济为科技发明提供了资金。物质保障。条件：科技进步又促进了经济发展。

4.中国农业经济的发达和科学技术的领先，成为民族团结强大的疑聚力，致使中华五千年文明发展史从末间断过。

5.中国社会的封建制，在中央集权把控下的科技开发利用有着财力。人才保障的优势，利于对巳确立的科技项目的发展。其不可避免的弊端，忽略。丢失了社会及其全民族所蕴藏着的巨大创造力。

6.中国传统培养人才的教育体制主要依靠师传口授。教育的内容侧重于人文学科，在科技领域，生产技术的传承，完全依赖于师父实践经验的言传。身带。没有统一可用的理论文本教科书本可资。

7.历史的史实，鲜明地将中国的衰弱。落后的时空，定位在特定近代历史时期。

三、产业革命，西方的崛起

中世纪，在西欧发生了文艺复兴。社会文化产生了变革，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孕育出富有资产的阶层，和以人为本的公平。正义的民主思想。到了19世纪中期，西欧的产业革命巳获得巨大成功和文化成果。一个以工业经济为基础的文明形态诞生了。开始于18世纪英国的产业革命，在这场革命中，由于机器的出现，一方面产生了高度专业化的大批量生产方式，另一方面也刺激了化石能源的运用。更重要的是，变革引起了社会生产、生活的深刻变化。而在技术层面，可以将这场产业革命看做是经验性技术和科学性技术的过渡期，至此近代以前那种纯粹靠师傅言传身教并需长期练习、累积经验才能获得的技术（技能）开始受到了科学的影响，虽然，在产业革命开始后，参与生产的工匠仍然需要自身的技能和技艺，但是科学知识已经在逐渐改变这种沿袭千年的生产方式。19世纪以后的现代技术，则真正成为一种科学性的技术，它表现在对于使用者的要求降低，以及对机器自身性能要求的提升。西方产业革命的成功最大的功劳是，将人类从传统农业文明社会推进到现代工业文明的社会。另一功劳是将人类的传统知识诸多领域的科技经验，实现向理性化。系统化。科学化现代学科的转型。。工业文明的另一时代特征是，物质产品生产。销售国际化。人口集中城市化。人力。人才社会支配市场化。自由化和强烈竞争化。在这一社会机制。氛围中，更能激发人的自主性。创造性。

四、特定时期的近代中国不能产生现代科技是必然的结果

打开中国近代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中国持续维持封建社会制度快走到尽头了。主要表现在封建政权从上至下彻底腐败，由于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国家割段了与外部世界的经贸通商。人员往来。文化交流等联系的渠道，他们不知世界由工业革命引发的时代巳产生了巨大的迁变，昔日的东洋。西洋使者岁岁来贡仰望天朝的小国。弱国，一跃转身变为富国。强国，他们虎视眈眈地观望着依然沉浸在强大帝国睡梦之中的中国，待机将要扑向天朝这一庞大肌体。统治者对内实行更加严酷的社会管制，通过残酷剥削，压柞，来满足他们侈靡无度的腐朽生活。人民生活处于无望的水深火烈之中，社会文化极度消极。保守。不求上劲。加之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日暮穷途的统治，对一切文化创新实行严厉的封杀，近代史上康有为的戊戌变法招致血洗，即是最好的例证。尤其是中国从1840年经历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又经历1856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84年的中法战争。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1900年的八国联军的侵华战争等，使中国沦陷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中国近代史上还先后发生太平天国和义和团两次重大的农民运动战争。外来侵略者的战争和侵夺。国内持续48年之久的反封建统治。的农民运动战争，造成国力衰退到极点，国家根本无力。无心发展科学技术。由此可见，中国近代处于如此特定的社会基础。条件。环境，怎么能产生出具有现代水准的科学技术呢。

五、新中国的建立和实行改革开放具备了科技发明创新的一切因素和条件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从新民主革命进入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1954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第一次明确的提出要实现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的四个现代化的任务。这不仅是对经济发展的要求，也需要政治、文化、科技等各个方面的同时发展。改革开放前30年，四个现代化的建设为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经济。文化和科技的基础。而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实行的改革开放，则加速了科技和诸多文化领域向现代学科的转型。科技和文化的健康转型，大力地推动了国家经济的腾飞发展。经济的腾飞，又催促。要求着科技。文化必须要适应。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在这良性互动。循环中，中国制造。中国品牌。中国创造。中国发明层出不穷。声誉响砌全球。这一切都得益于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能为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进步。提升。发展提供一切保障与优越的条件。

综上所述，我们若从中国科技发展史的纵向，和从人类科技发展史的横向作比较。分析，有着这样的认知：一国。一个地区。一个民族在某段时空中的科技能否创新。发明，必须要作历史的。整体的。全面的。客观真实的研究和分析，科技发明创造的主体是人，要看创造者的素质。修养。道德。意志。追求。精神，以及所处的经济。政治。文化地位。环境。条件。待遇及其敬业的态度。更要看科技发明者所在的时代。时代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国际。国内的文化的背景。基础等诸多要素。徐此，还有一个十分核心。关键的要素是：我们研究的对象是特指中国特定的近代历史时期科技能否创造的问题。一个尚未经历工业文化，或尚末成熟发展工业文化的社会，要想在传统农业文化社会环境条件下，创造出具有现代性质的科技水平，是绝无可能的；一个尚未从传统科技水平转型到现代科技水平的创造者，也绝无可能创造出超越时代实践的科技奇迹。我们若用所述的决定科技进步。发展的人和民族的因素。科技创造者所处的时空。国际。国内的文化背景。条件等方面来作综合判断。结论；中国近现代社会，绝无可能创造。产生现代科学技术。

参考文献：

[1]江晓原・简明科学技术史[M]・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0.

[2]姜振寰・技术哲学概论[M]・人民出版社，2009.

[3]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近代经济发展史 篇六

关键词：近代民族企业；官商关系；启新洋灰公司

一

“启新洋灰公司是中国创设最早的一家水泥厂，它不只在旧中国的水泥业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在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生发展上也具有很大的代表性”，而且，“启新公司是大型的民族工业企业，历史悠久，它的发展变化大体能反映民族工业的发展演变过程”，启新洋灰公司在发展史上与官的关系大体上有以下几种方式存在。

第一，官在启新洋灰公司的企业融资上提供了大量原始资本：周学熙在创办启新洋灰公司之初，以极少的代价收买了唐山细绵土厂的全部资产，实际上这是借国家的“公帑”开办私人的企业，显然不是一般人所能办到的。就这样启新洋灰公司本身没有掏出一分钱，却完成了自己资本原始积累，而且，在启新洋灰公司经营的过程中，靠官的势力还取得了贷款的便利和利息的低下，启新洋灰公司在创办之初，靠官的势力完成了自己的资金的原始积累。

第二，启新洋灰公司在经营过程中获得了大量的特权。主要有：一是设厂的专利权。启新洋灰公司依靠官方的势力在建厂的第三年就取得了“嗣后直隶境内如再查有此项相同之土质，应仍归职公司推广添设，以杜外人凯窥，而免另立公司，致启争端，坐亏血本”，经过农工商部的批准“即准如所请”，后来又获得了“东北各省及扬子江流域有优先设立分厂特权”;二是销售市场的特权。启新洋灰公司获得了“关内外、京张、京汉、正太、汴洛、道清、沪宁各铁路局查照购用，以免利权”，后来又把这种特权推广到全国“各省官办商办各路局一体遵照购用，以保利权”；三是减免赋税的特权。启新洋灰公司凭借政治上的势力获得了“无论运销何处，只令完纳正税一道，值百抽五，沿途关卡验明放行，免于重征，俾得推广销路，”；四是运输的特权：启新洋灰公司的产品水泥是非常笨重又脏的货物，按市场运输价理应略高，最起码与其他货物的运价持平，启新洋灰公司和轮船招商局签订的运输合同却规定“按怡和、太古各行运价再减七折核收”；与京张、陇海等铁路管理局订有互惠的合同水泥运价一般也按

六、七折收费；五是原料的优先采购权。依靠政治上的权力获得了“所有洋灰公司常年需要用煤斤，由滦矿随时供给，不得稍有延迟缺乏”，而且“应酌减价值，不得过于开平市价十分之七”；六是依靠官势圈地运动。启新洋灰公司凭借政治上的特权“所需地亩，竟持官威，胥用高压手段以每亩一百五十元之地，擅定官价七十元，随意圈用”，而且，如果当地人民据向理论“即加以违抗罪名，而受差傅之累，远逐他乡者有之，更有拘至县府，陷身监狱者有之，直至完全将地亩强卖之后，方能脱此，因而倾家败产流为游民者，何至百数十人”，造成了广大人民的痛苦；七是利用封建势力镇压工人及其运动。解放前的启新洋灰公司利用封建势力镇压工人及运动来牟取暴利，1920年4月，厂方叫“来了三百多名军队，对工人进行封锁镇压，绑了三十多名工人”，可见，启新洋灰公司的发展与官的势力有巨大的联系。

第三，启新洋灰公司与封建势力的矛盾。启新洋灰公司从一开始就是在封建势力的支持下建立的，其最大靠山是袁世凯，创办者有周学熙、龚仙舟、颜惠庆等，名下的股东几乎都是清朝的顶戴花翎，还有民国的总长、次长、议员等，这些都启新洋灰公司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便利和特权，但是，政治上变化无常，没有常青树，一旦启新洋灰公司的靠山倒台，特别是袁世凯死后，启新洋灰公司即失去了后援，启新洋灰公司立刻就成了被压榨的对象，各种报效、捐税、勒索等等接锺而来。导致启新洋灰公司的资金全部搁浅，有四十余历史的大型民族企业，最终也不能逃脱死亡的命运，可谓“成也官，败也官”。启新洋灰公司的命运是近代民族企业发展的一个宿影。

二

近代企业在中国的发生发展是一种制度变迁与创新的过程，而在这种制度变迁与创新的过程中“官”始终处于其间，而且局于主导的地位，导致近代企业制度变迁与创新中由于官方介入而产生官商不分的矛盾。官不仅控制着自己创办的企业，而且，对私人兴办的企业也企图加以把持，1972年，陈启沅设立了近代我国第一家私人企业——继昌隆缫丝厂，晚清政府却以“查沿海各省制办机器均系由官设局，奏明办理，平民不得私擅购置”，为由加以取缔，当初陈启沅之所以把继昌隆缫丝厂建在家乡，除了原料易得以外，主要考虑的是如何摆脱当时颇为流行的“官督商办”管理方式的羁鞯，如何远离封建势力的干扰，汪敬虞先生说“（继昌隆缫丝厂）不仅被认为是我国第一个民族资本经营的现代缫丝工厂，而且也被认为是最早民族资本现代工业。然而，它的重要意义并不仅于此。这个工厂的历史所反映的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复杂过程，比它作为中国第一个资本主义的意义要重要的多”，继昌隆缫丝厂发展史所反映的正如启新洋灰公司的发展史所反映的一样，近代民族企业“成也官，败也官”。正如任恒俊先生所评的那样“拨转中国近代新式机器缫丝生产机捩的陈启沅和他的继昌隆缫丝厂，迈出的第一步竟然得不到当地官府的保护、支持。但是，比陈氏开办早的近代机器生产的工厂，如李鸿章创办的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左宗棠创办的福州船政局、崇厚创办的天津机器局，地方当局却没有哪个敢去为难。他们都是经过朝廷批准的官办企业，李、左、崇诸人权重势大，像南海知县那样的七品芝麻官纵然看不惯，也只能腹诽，岂能造次？在中国企业的发展史上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的现象呢？其实在英国、美国、日本等国的企业发展史上也同样存在大量的官督现象，企业开始发展时，也是官办、官督商办等，我们的企业发展的命运却与他们的企业发展命运截然不同。“我们治中国经济史，须不忘记其乃在在全部文化体系中来作此表现。若专从经济看经济，则至少不足了解中国的经济发展史”，经济决定着文化，但是，文化反过来又深深制约着经济的发展方式，自古以来，我国古代有悠久的历史文化，这种悠久的文化对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诞生与发展也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不能否认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没有公司科学经营思想的底蕴，而且传统文化中也具有许多非现代性因素足以阻碍着我们的企业的发展，其中官本位思想的文化沉疴就缚束人们的行为方式，“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正如王亚南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分析“中国古典官僚政治形态”时指出的那样：它有三个“性格”即延续性、包容性、贯彻性，“一是延续性——指那是指中国官僚政治延续期间的悠久，它几乎悠久到同中国传统文化史相始终。二是包容性——那是指中国官僚政治所包摄范围的广阔，即官僚政治的活动，同中国各种社会文化现象如伦理、宗教……等等方面，发生了异常密切而协调的关系。三是贯彻性——那是指中国官僚政治的支配作用有深入的影响，中国人的思想活动乃至他们的整个人生观，都拘囚锢蔽在官僚政治所设定的樊笼中”，在这种文化背景之下，近代我国企业的产生、发展也是在政府主导下的一种制度变迁与创新的过程，而不是如西方国家的早期工业化，是一个完全由民间自发创业的过程，这种制度变迁中的政府介入就容易导致产生政企不分，官府的权力处于一种超然的地位，在企业组织形式、资本筹集、经营管理、盈利分配等各方面都表现强烈的“官本位”思想，因而有关企业制度的思想主张就相应的缺乏资本主义自由企业精神。

三

启新洋灰公司是近代企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企业，它的发展史充分说明了官势力在近代企业发展史上的双重作用。一方面，在近代中国传统的社会里，国内有封建势力的阻挠，国外有西方列强的经济压迫，在夹缝中生存的近代企业只有靠官势力企业才能开办，另一方面，近代企业对官势力的无休止的报效、捐税、勒索等又限制了企业本身作为市场主体的作用，使近代企业的发展活力受到了伤害，也最终断送了近代企业的发展命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今天，官势力几乎在企业发展中还无处不在，官商企业还是最大的盈利模式之一，每一个企业的倒闭背后几乎都有官势力的背影，官督对企业的发展并不是一件坏事，“我们可以谴责清政府及其官僚对近代工商业之发展未起到应有的作用，但不能认为政府参与工商业一定起坏作用，更不能认为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形式也是错误的，这种指责是脱离了现实的时代条件来考虑问题”，问题是官督一直下去是不是坏事呢？正如马克思说“官僚监护制度对于工业来说无疑是死路一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今天企业发展中官势力现在的仍然存在，从根本上说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官本位思想的延续和发展，只有大力发展和繁荣先进文化，改变官本位思想文化的存在的环境，才能从根本上发展的我们的企业，也才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参考文献：

［1］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启新洋灰公司史料［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

［2］汪敬虞。关于继昌隆缫丝厂的若干史料及值得研究的几个问题［J］.学术研究，1962，（06）.

［3］任恒俊。晚清官场规则研究［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3.

［4］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M］.北京：三联出版社，2001.

［5］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6］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

中国经济论文范文 篇七

《万国邮政公约》第一条明确规定邮政“以合理的价格在领土的每一角落提供经常、优质的基本邮政业务。”提供普遍服务的义务，即邮政服务网点要普及、资费要低廉、对传播文化类及具有社会公益性质的邮件要给予优惠，力求做到国家每个公民都能使用邮政。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起，新西兰、澳大利亚、荷兰、德国等一大批国家先后实行了邮政改革。进入21世纪，英国、日本、奥地利等国家邮政也纷纷实行邮政政企分开。这次改革特点是放开市场管制、实行政企分开，甚至是私有化。世界范围的邮政改革有深刻的经济、技术背景，也符合邮政行业的特殊规律。中国邮政经过百年的风风雨雨，在世纪之交，也开始了义无反顾的改革历程。因此，我认为研究中国邮政改革发展对中国邮政如何在改革中生存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二、研究的内容与方法

本文以邮政业为研究对象，分析了邮政企业的经营业务及特征，从现状中分析了其改革的初步成效，并研究改革存在的问题和原因，同时借鉴国外邮政改革的经验和教训，提出适合我国邮政业现状的改革方案以及方案的具体设计。本文研究的核心思路是在我国邮政业的现实情况中，寻找的也是一条适合当前实际情况的改革发展之路，而不是理论上的改革模式。本文主要采用了文献和数据描述等方法。文献法主要应用于中国邮政改革理论分析，为中国邮政改革发展提供了经验和创新基础。在分析中国邮政改革中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时，较多的应用了数据描述的方法，引用了大量的数据和实例，以求得较为适当的结论和对策。

三、设计提纲安排

一、邮政业的界定及特征

二、我国邮政业改革发展现状

(一)我国邮政业改革现状及初步成效

(二)我国邮政业改革面临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面临问题

2.原因分析

三、中国邮政改革发展

(一)中国邮政改革发展的宏观路径

1、政企分开是必然选择

2、邮政业务的分类改革

3、对于储蓄银行的思考

(二)中国邮政改革发展的微观举措

1、邮政政企分开，理清管理者和经营者的关系

2、建立邮政普遍服务的补偿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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