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权法论文【最新8篇】
法律解释论文 篇一
内容提要： 刑法的立法解释作为刑法解释的一个分支，带有明显的中国特色的标签，是指最高立 法机关对法律条文和法律事实所作的有权解释。在运作过程中，需要对其从三个方面加 以梳理和细化：一是巩固刑法的立法解释的法理基础；二是弘扬刑法的立法解释的合目 的性原则；三是界定刑法的立法解释的扩张解释方法。由此，以期达刑法恰如其分的适用之目的。
尽管有的学者从学科的角度，认为“刑法学在狭义上是指刑法解释学，即实定刑法的 解释学”[1](p24)，笔者也持肯定态度，但限于特定的语境和研究的需要，本文所使用 的刑法解释是作为法律解释的下位概念而使用的。法律解释是在特定语境下，享有法律 解释权的人站在法律的角度，运用法律思维方法，并遵循法律的客观性、合法性及合理 性原则，对法律条文和法律事实所进行的有法律约束力的解释，是一种有别于解释法律 的有权解释(注：解释法律是指任何人站在任何角度，运用任何思维方法，对法律所进 行的不具有法律效力的无权阐释。)。刑法解释作为法律解释的一部分，应当符合其基 本的要求和特征，即刑法解释是作为一种有权解释而存在的，包括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 ，而学理解释作为一种解释法律的无权解释，不应纳入到刑法解释中。其中，刑法的立 法解释作为刑法解释的一个分支，带有明显的中国特色的标签，是指最高立法机关对法 律条文和法律事实所作的有权解释。其一直活跃于应然的刑法理论研究之中而逊于实然 的刑法实践，即使在1997年刑法典颁布后，仍有学者认为标准的立法解释(指在刑法施 行过程中，立法机关对发生歧义的规定所作的解释)在国内外都是罕见的[2](p35)。但1 997年刑法典实施至今，立法机关已产生了六部标准的立法解释(注：六部刑法的立法解 释分别是2000年4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 条第二款的解释》，2001年8月31日通过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四十二 条、第三百四十二条、第四百一十条的解释》，2002年4月28日通过的《关于<中华人民 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一款的解释》，2002年4月28日通过的《关于<中华人民 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的解释》，2002年8月29日通过的《关于<中华人民 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解释》，及2002年12月28日通过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法>第九章渎职罪主体适用问题的解释》。)，表明司法实践对立法解释的需求，但 刑法的立法解释在运作过程中，有许多问题需要从理论上进行梳理和细化。鉴于此，本 文拟从刑法的立法解释的法理基础、解释的原则及解释的方法三个方面进行阐释，以期 有助于刑法的恰如其分的适用。
一、刑法的立法解释的法理基础
按通俗的说法，刑法的立法解释的法理基础就是解决刑法的立法解释是否有存在的必 要和可能的问题。台湾学者认为，刑法解释对于刑法犹如营养物对于生物，是必不可少 的，“刑法系由解释而生长而发展而醇化”[3](p6)。而我国有的学者提出立法解释就 是立法权，建议取消立法机关的解释权，认为“立法权向社会贡献的主要是法律文本， 但法律文本一旦由立法者创立出来，从解释哲学的角度看，立法者的使命已完成，对法 律意义的阐释便只能由解释者来进行。因而，立法机关创立法律后不能经常地对法律文 本进行解释，否则便会因破坏法律的稳定性而使法律失去生命。从另一角度看，虽然立 法机关对法律也有所谓的解释，但实际上，立法机关所作的‘解释’仍然是立法权力的 行使，其实质还是立法，只是在这里借用了‘解释’一词的象征意义。”[4](p44)，[5 ]其实，这种观点混淆了刑法的立法权和刑法的立法解释权的界限。刑法的立法解释权 不同于刑法的立法权，立法权是立法者根据社会境况运用法律语言而形成的表明法律规 范的法律载体的权力，重心在于构建共性的法律，形成法律文本，相对于法律文本而言 ，刑法立法是一种事先行为；而刑法的立法解释权则是对立法机关所形成的法律文本的 一种阐释和说明，目的在于刑法规范的正确适用，重心在于关注共性的法律与事实间的 互动关系，相对法律文本而言，刑法的立法解释是一种事后行为。所以，不能抹杀刑法 的立法解释的独立性，而将其归入立法权。刑法的立法解释的独立性不仅仅是与刑法的 立法权相比较的结果，而且是法律规范自身和社会境况赋予了其独立品格。我们可以从 成文法不能自足、立法语言的空缺性和模糊性及法律依据等方面论证刑法的立法解释存 在的法理基础。
(一)成文法不能自足
随着人们对法律本身的认识，人们认识到成文法典是标志公正、正义、自由等理想价 值最好的载体，并经历了初期对成文法典的顶礼膜拜到后来的理性追求，从初期的法典 万能论到后来的成文法不能自足论。主张法典万能论的美国学者认为，成文法的制定应 包罗万象，其象一张网一样笼罩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以达到法律的至善至美，同时成 文法律可自动适用社会生活，“将法律化为简单的几何公式是可能的，任何一个能识字 并能将两个思想联系起来的人，就能作出法律上的裁决”[6](p22)，如出一辙的是德国 学者所主张的法律自足论，即强调法律一旦确立后，只须用逻辑推演，即足以满足一切 ，纵有不足，用类推解释，终可弥补其缺陷，根本无法律解释存在的空间和必要。但随 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对法律认识的加深，法律万能论是一种不攻自破的谎言，其原因在 于成文法不能自足。成文法不能自足论一方面是从法源的角度强调成文法的至上性但不 是唯一性，另一方面是从成文法的适用角度强调其适用的一般性，换句话说，成文法不 能自足论圈点出了法律的概括性。法律的概括性又称为法律的普遍性和一般性，它包括 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法是一种抽象的规定，从立法者的角度看，它适用的是一般的人 而不是特定的人，二是它在生效期间是反复适用的，而不是仅适用一次，三是它意味着 同样的情况应受到同样的待遇[7](p422-423)。更为重要的是，成文法不能自足是从成 文法的自身内容上强调它不可能涵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文法是立法动态过程的静 态结果，而法律适用是把静态的结果加以复原的动态过程。静态的成文法具有一般性和 概括性的特征，而动态的法律适用具有特殊性和具体性的属性，这意味着从静态的成文 法到动态的法律适用之间是有距离的，因为成文法总要尽可能地将每个个案框定在自己 的文意的射程范围内，但个案总是不断地超出成文法的可能含义，成文法和个案间的这 种张力和距离仅依靠法律适用来拉近是不够的，必须在法律适用之前构建适用的逻辑前 提，由此衍生出成文法和法律适用之间的桥梁，即法律解释。成文法不是立法目的，而 法律适用即使成文法的一般规定个别化的过程才是立法目的的最终实现，成文法不能自 足的客观实在属性又告诫我们，法律适用必须通过法律解释才能达成，“每个法律适用 都已经是诠释，即便是认定文字字义本身如此明确，以致根本无须为诠释，这项确认本 身也以解释为基础”。[8](p111)所以，也有学者认为：“法律不是教科书，即使是叙 明罪状，也不可能在条文是把所有法律含义都解释清楚，也还要通过理论和实践对法律 进行具体解释。”[9](p332)
(二)立法语言的模糊性和成文法结构的空缺性
成文法的概括性既指其普遍性又指其稳定性。成文法的普遍性在于“法律始终是一种 一般性的陈述”，在于法律不是为个人制定的，而是具有着普遍的适用性，在于法律是 一种有关行为的标准与规则，在于法律的对象始终是普遍的；刑法的稳定性意味着刑法 一经制定就不能随意更改、废止，以保证成文法在一定时期内的明示性的稳定性，以保 证行为人以成文法的规定为准则，选择自己的行为，并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成文法 的普遍性和稳定性是与某种程度的抽象性和模糊性联系在一起的，“刑法规定的抽象和 模糊的程度与刑法的稳定性是成正比的，规定越抽象、模糊，其包含性越强，开放度越 大，也就越稳定”[10](p56-57)。而成文法的抽象和模糊是通过语言符号形成的，进而 保全法律的稳定性。罪刑法定原则所要求的成文法主义，就是要求用文字固定法律，要 坚持罪刑法定原则，就应当恪守法律的用语。但众所周知，语言符号具有多义性和模糊 性的特质，这一方面拓展了立法条文的可能涵盖的文义最大射程，另一方面给立法条文 的实施带来了一定的障碍，多义性意味着不同的适用主体在使用同一立法条文时会得出 不同的法律结论，模糊性意味着即使是同一主体在使用同一立法条文时也会得出不同的 法律结论。为弥补立法语言的多义性和模糊性给法律适用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法律解释 的登场是及时的也是必要的。“法律语言是一般语言的特殊，但绝不是与后者完全脱离 的符号语言。就像我们一再强调的，其影响是：法律语言不能达到像符号语言那样的精 确度，它总是需要解释”[8](p226)，“解释的标的是承载意义的法律文字，解释就是 要探求这项意义。假使要与字义相连结，则解释意指，已包含于文字之中，但被遮掩住 的意义分解、摊开并且予以说明。透过解释，我们可以谈论这项意义，换言之，我们用 其他语词更清楚、更精确地表达它，使它可以传达给他人”[8](p219)。从一定意义上 说，由这种多义和模糊的语言所形成的立法条文是开放性的，或说有空缺的。所谓的开 放性的成文法，是指成文法律与欲调整的事实的复杂性相比，存在着许多空缺结构，这 些空缺有的是因为立法者能力不够而没有作出规定，有的则是事物太复杂多样而无法作 出规定。目前在我国，开放和空缺的成文法要顺利进入法律适用阶段，一般来说有两个 途径：一是把空缺的成文法作为法律漏洞，以单行刑法或刑法修正案的形式加以修补， 二是把开放的成文法作为立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立法形式，以立法解释的方式进行补充 ，以达法律适用的目的。可见，成文法的结构形式也为刑法的立法解释提供了演出平台 ，兼而维护了成文法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三)法律依据
刑法的立法解释因是有权的法律解释，法定主体实施立法解释权必须在明确的法律依 据基础上才能作出。在我国，刑法的立法解释的法律依据是逐步丰满起来的。首先是宪 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67条第4项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能之一就是 解释法律。虽有宪法的明确规定，但在当时的法律实践中，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出面对刑 法作立法解释的情况实属罕见，至1997年刑法典颁布前，未见一部刑法的立法解释的出 台。1981年6月10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 作的决议》规定：“凡属于法院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法 院进行解释。凡属于检察院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则最高人民检察院 进行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解释如果有原则性的分歧，报请全国人大 常委会解释或决定。”这一阶段虽有立法解释之名，但无立法解释之实，从《决定》的 规定可以看出，立法解释的使用完全处于被动局面，司法实践中大量充斥是司法解释， 司法解释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隐性造法问题，侵蚀立法权。立法解释的规范性始于《立 法法》。其次，立法法上的依据。2000年7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 42条规定：“法律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律有以下情况之一的， 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解释：(一)法律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 二)法律制定后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法律依据的。”这里的法律解释即指立法 解释，表明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立法解释权并不单单局限于最高司法机关所提出的立法 解释要求，更为重要的是，就刑法实施的具体情况，应主动出击，对法律文本的具体含 义予以明确，对刑法所保护的法益适用法律不明时，应予以明确。所以，不应主张立法 者在法律文本成就后已经死去，而应就法律适用中存在的问题，及时地以立法解释的形 式予以澄清与解决。正是因为有这样明确的法律依据，1997年刑法典实施后，我国最高 立法机关相继出台了六部立法解释，对具体个案的正确定罪量刑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
二、刑法的立法解释的原则
刑法的立法解释的原则，是指解释主体因法律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或法 律制定后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法律依据而进行有权解释时应遵循的基本准则。 有学者指出，刑法解释的基本原则包括合法性原则、以政策为指导原则，合理性原则， 整体性原则及明确、具体原则[10](p82)。这里有三个问题需要澄清：一是以政策为指 导原则因存在破坏罪刑法定原则之嫌，笔者不敢苟同，应将其从原则之列剔除；二是其 它四项原则是刑法解释的原则，还是法律解释应遵循的原则；三是刑法的立法解释是否 应当有属于自己特定的解释原则。法律解释存在不同的层面，适用不同层面的法律解释 的原则应当有所不同。可以说，作为刑法解释的上位概念的法律解释，其所应遵循的原 则应具有一般指导意义，从这一角度上看，前面所提及的合法性原则、合理性原则、整 体性原则和明确、具体原则可以作为法律解释的一般性的原则；作为刑法的立法解释的 上位概念的刑法解释，其所应遵循的原则应当是对有权解释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从这 一角度上看，罪刑法定原则应当是刑法解释所应遵循的原则，因罪刑法定原则是贯穿刑 事立法、司法各个环节的红线；作为本体意义上的刑法的立法解释，是在法律适用中产 生的特定解释方法，除应遵循罪刑法定原则之外，应当有特定的解释原则，即合目的性 原则。
(一)合目的性原则的弘扬
所谓合目的性原则，是指根据刑法立法目的，即根据保护法益，阐明刑法规范真实含 义时应当遵循的基本准则。在刑法解释中谈论合目的性原则时，往往与耳熟能详的目的 论解释联系在一起。目的论解释是作为一种解释方法而存在的，有学者认为，任何解释 都或多或少包含了目的解释，当不同解释方法得出多种结论或不能得出妥当结论时，就 以目的解释来最终决定[2](p35)，或以受罪刑法定原则制约下的目的论解释为最高准则 。其实，目的论解释是最能体现合目的性原则的一种解释方法，或者说是在合目的性原 则指导下的最具权威的解释方法，其他解释方法如扩大解释、限制解释、当然解释、历 史解释等，若要达准确阐明刑法规范真实含义之目标，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与目的论解 释方法的交叉。从这个意义上说，包括目的论解释方法在内的一切刑法解释方法都是在 合目的性的原则指导下进行的解释，也只有符合合目的性原则的刑法解释，才是具有适 用指导价值或适用价值的刑法解释，包括刑法的立法解释和刑法的司法解释。所以可以 说，“刑法解释方法与其他法律解释方法的不同，只是刑法的目的与其他法领域的目的 不同而已”。合目的性原则直接决定刑法解释方法。
之所以合目的性原则是刑法的立法解释遵循的基本原则，首先，法律目的是全部法律 的创造者。目的是全部法律的创造者是耶林的传世名言，他认为“每条法律规则的产生 都源于一种目的，即一种实际的动机”[11](p108)。他宣称，法律是根据人们欲实现某 些可欲结果的意志而有意识地制定的。所以，法律解释，必先了解法律欲实现的目的， 以此为出发点解释法律，始能得其要领。目的是法律解释的最高准则。这对法律解释的 主体提出了要求，即在进行法律解释时，应当以全面、准确阐释法律的目的为原则，否 则，产生的法律解释因远离或背离法律的目的而失去法律适用的价值。由此，应进一步 强调，“对法规目的所应予以的关注和追求，应当超过对法规刻板措词的关注和追求， 因为法规措词所指称的事物实超出了这些语词的能指范围，而这些事物的扩展范围恰恰 与该法规制定者的意图相一致；因此，解释议会法规的最好办法，就是根据其目的而不 是根据其语词对之进行解释”。[11](p528)其次，刑法的立法解释需要法律目的作支撑 。既然目的是法律的创造者，那么，构建符合时代要求的法律体系的最佳方法就是有目 的地用制定法的形式制定规则，而有目的地制定法律规则则是立法者的任务。理性的或 者说通情达理的立法者会意识到他自己所制定的法律肯定会有不足之处，他也会知道， 制定法规则几乎不可能被表达得如此之完美无缺，以致所有应隶属于该立法政策的情形 都被包括在该法条的文本阐述之中，而所有不应隶属于该法规范围的情形亦被排除在该 法规语词含义范围之外了[11](p538)。基于此，一个立法机关应当通过立法把对法规的 字面用语进行某些纠正的权力授予自己或司法机关，只要这种纠正是确保基本公平和正 义所必要的。由此而产生的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必须反映制定法的目的性，或者说，由 此而产生的法律解释的操作必须遵循合目的性原则。既然每条法律规则都产生于一种目 的，那么，作为刑事法律规范，其每一个条文都是以一定目的作支撑的而形成的，立法 者同样是在此目的之下设计该法律条文，形成自身的构成要件和法定刑，“一切犯罪之 构成要件系针对一个或数个法益，构架而成。换言之，即刑法分则所规定之条款，均有 特定法益为其保护客体。因之，法益可谓所有客观之构成要件要素所描述之中心概念。 据此，法益也就成为刑法解释之重要工具。”[12](p6)所以，刑法的立法解释必须遵循 合目的性原则，刑法的立法解释者一定弘扬合目的性原则。合目的性原则从宏观上讲就 是符合刑法所保护的法益，从微观上讲，就是对立法文义射程的追问。
(二)立法文义射程的追问
法律的基础，不可能是一种单纯的社会生活的事实，必须是这种社会生活的事实，经 过了正义的判断，方能成为法律的立足点，才能成为我们的行为规范。法律规范必须有 正义的标准，那么法律制定及解释，就应当是立法者及解释者有意识的意志行为。从刑 法的立法解释的角度上看，解释行为就是基于保护法益，对立法文义进行真实再现和追 问的一种有意识的活动。成文法的权威在于立法原意，“解释成文法，很单纯的就是依 据条文而探求立法意旨。就解释成文法本身的立场而言，在探求立法意旨时，对于其规 定是否完善合乎理想，或是否适合社会情况，不容任何成见，当然，这不是说解释法律 者对于这些可以置之不顾，但在此处，这些因素只能用来探求立法者的意思，不能用来 控制或修正立法者的意思。”[13](p108)刑法的立法解释作为刑法解释的一个分支，虽 然与刑事立法是同一行为主体，但他们的职能和行为所指向的对象是不同的，刑事立法 者的职能是制定法律，其行为所指向的对象是刑法所要保护的法益，而刑法的立法解释 者的职能是解释、阐释法律文本，其行为所指向的对象是法律文本本身，他必须尊重、 崇尚、探询立法意旨，而不能“控制或修正立法者的意思”。倘若我们否定了立法意旨 ，“法律的条文将成为真空，各人可以装进各人喜欢的东西”，解释者倘可这样自由， 成文法的最重要的二种特征，确切性和安定性，将丧失殆尽。不过立法意旨，不会永久 屹然不动的，一旦现实社会发生接触，即会受其激荡，而时日愈长，其销融亦愈甚，终 于甚至完全变了质。解释法律，与解释法律行为一样，行为人的意思是法律行为的灵魂 ，解释法律唯一应当把握的，就是立法意志。
但应明确的是，立法意旨不是“立法者的意思”的同义语，后者是立法者主观的思维 活动，是一个动态、变量的狭隘的因素，让刑法的立法解释者去揣测、猜想立法者的意 思不仅是徒劳的，而且对法律的稳定和适用会带来负面效应，直接引发的恶果是基于对 立法者意思的不同理解，会产生不同版本的立法解释，这本身就是对成立法典的不尊重 。我们所说的立法意旨是指立法者根据当时的社会情势以法律文本的形式把所要保护的 法益相对固定下来的文义射程，具有客观实在的属性。我们主张在合目的性原则指导下 对立法原意进行挖掘或追问，并不意味着赞同主观解释论的“做超出刑法条文之语言原 意解释是不行的”的观点，也不意味着赞同客观解释论的“独立于解释者理解之外的法 律立法原意是不存在的”的观点，更不意味着赞同折衷论的“原则上采主观理论，惟如 有足够之理由证实立法当时之价值判断，显因时过境迁，而与现阶段之公平正义、社会 情状与时代精神等不相符合时，则应例外则采客观理论”的观点。我们所要强调或明确 的是，刑法的立法解释在合目的性原则统领下应对法条作合乎其意蕴射程范围内的用来 指导法律适用的阐释，所以，要寻找一项法令的真正意义，应将其置于现时的环境中， 在法条文义合理射程范围内，进行刑法的立法解释的操作。
应当说，我国到目前为止所出台的四项刑法的立法解释，基本上是在合目的性原则指 导下所进行的符合法条文义射程的解释。以2002年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 于刑法第九章渎职罪主体适用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为《解释》)为例。众所周知，刑 法第九章渎职罪的主体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其涵盖的是较为纯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即包括纯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具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资格受委派从事某项公务 的人员。但现实中有的人员不具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资格但受国家机关委托从事公务 的，若在受委托从事公务时实施了渎职犯罪行为，对其进行惩处于法无据，不对其进行 惩处又不能保护刑法法益，法律适用陷入两难境地，解决的路径就是依靠刑法解释。我 们知道，刑法第九章渎职罪设定的目的在于通过惩罚利用职务行为所享有的权力实施犯 罪行为，净化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其文义射程在于只要利用职务行为实施犯罪，就在其 所打击和惩处的范围内。有鉴于此，《解释》将渎职罪的主体定义为在依照法律、法规 规定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或者在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 机关行使公务的人员，解决了上述问题，在合目的性原则指导下，把渎职罪主体所包含 的文义射程完全阐释出来，以澄清司法适用中的混乱。
三、刑法的立法解释之扩张解释方法
刑法的立法解释建立在坚实的法理基础之上，是刑法适用的前提性设定之一，正如有 的学者所言：“刑法之解释在于使所发生之具体事实，能适当的妥善的获得解决，以达 到制定刑法之目的，是故解释之于刑法犹如营养之于生物，至少可延长其生命，使其适 用为可能。亦可谓刑法系由解释而生长而发展而醇化。”[3](p3)从刑法的立法解释产 生的路径上看，在宏观上要求遵循合目的性原则指导下的对立法文义射程的挖掘，在微 观上要求采用正确的解释方法以保证刑法的立法解释不超出文义射程，由此而生的刑法 的立法解释才具合理性、合法性，才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意旨。可见，刑法的立法解释 的方法对刑法的立法解释的形成意义重大。“刑法乃立法者将抽象之行为形态，形诸于 文字，以便适用将来可能发生之个别事件，是以刑法之解释遂成为适用刑法之必要步骤 。惟刑法之制定遵守罪刑法定主义，故刑法之解释遂不得不特别重文义，以免因解释法 律之结果而创立新的犯罪，此所以刑法条文之解释，不得不采用严格解释方法。”[14] (p20)法律解释方法包括文理解释和论理解释，都可以称为严格解释方法，论理解释又 包括当然解释、限制解释、扩张解释、逻辑解释、历史解释。其中，扩张解释是一种争 议较大的解释方法，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一是扩张解释是否适用于刑法的立法解释； 二是扩张解释若使用不当极易走向其反面即类推解释，那么，扩张解释与类推解释的质 的区别是什么。
(一)扩张解释方法适用于刑法的立法解释
前已论及，刑法的立法解释的主体与刑法立法的主体虽是同一的，但刑法的立法解释 是为刑法解释的一种，而不是立法权，理应遵循刑法解释的操作规则，其中尤为重要的 是应遵循刑法解释的基本原则。刑法立法解释的合目的性原则的设定，不单单是对立法 主体的行为的限定，而且也是对立法解释主体在操作立法解释时所使用方法的限定，目 的在于强调立法解释主体所使用的方法不是恣意的而是受合目的性原则的制约，否则便 是超越立法解释而演变为刑事立法。而为了达到立法的目的，最大限度挖掘立法文义的 最大射程，使用扩张解释方法应是最佳路径。如2002年4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刑 法第384条“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挪用 公款归个人使用”出台了不同司法解释而造成了司法适用的混乱，而刑法第384条的立 法目的在于保护公款的正常、安全使用的法益，打击擅自“挪用”的行为，无论使用被 挪用的公款的主体是个人还是单位都对公款的安全性造成了侵害，所以刑法应介入。基 于上述适法环境和立法目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归个人使用”解释为自然人和单位， 解决了法律适用的纷争。而这一解释方法就是扩张解释。
(二)扩张解释与类推解释的质的区别
许多学者关注此问题，并提出了不同的主张。一种观点认为，扩张解释与类推解释并 无二致。法国学者以法律自足论为前提，认为类推有二种，一为法条的类推，后者则为 法意类推，前者是以法律的特定条款为基础，后者则以立法原则为基础，二者的出发点 虽有不同，但都是由于其所依据法理相同，所指情形相若，而由法律本身推论及于其他 事物的。可见，类推解释与扩张解释都是法律本身的解释，并无区别[13]。这一观点的 前提预设即法律自足论已被理论和实践所否定，所以其观点已不被人所采。另一种观点 认为，扩张解释与类推解释的实质区别在于解释的思维模式和认识方法不同[15]。笔者 赞同此观点，但认为应当细化。
刑法的立法解释否弃类推解释是不争的事实，扩张解释不同于类推解释也是不争的事 实，但要厘清二者的区别并非易事，“惟因两者均系使用将法文文词之本来的日常用语 予以扩张之解释立法，而所谓是否脱离条文之立法精神的标准，由于各人主观上见解之 不同，在实际上运用时，极富有流动性和弹性，故欲将两者之界限加以严格的区别，颇 为困难，此所以同一事例之解释，有认为系属于扩张解释者，亦有认为即系类推解释者 之故”[3](p6)。类推解释是典型的于法无据的入罪，其立足点是国家本位，而扩张解 释是于法有据的入罪，其立足点是社会和个人自由的兼顾，所以对二者进行区别是可能 的，特别是在权力与权利关系紧张激化的场合，二者极有可能形成实质上的差异而表现 出来。而这实质的差异体现为：其一，解释所遵循的原则不同。扩张解释“所扩张之范 围，仍以条文为依据，而未脱离该条文之立法精神，故可谓并未违反罪刑法定主义之原 则。而后者(类推解释)所作类比揄之扩张解释，其范围已脱离刑法之成文，而对于成文 法上无规定之事实，仍予适用，故已违背罪刑法定主义之原则，此为两者不同之点”[3 ](p6)。同时，扩张解释是在合目的性原则指导下对立法文义射程最大程度的扩张，即 把成文法这一编织物上的皱折尽可能抚平但不会撕破成文法本身，而类推解释则恰恰相 反，它不受立法目的的制约，也不是对成文法皱折的抚平，而是“从国家、社会全体的 立场出发，来认定某种行为是不被允许的，然后再设法找出类似的刑法分则条文以资援 引”。[15]其二，操作方法的不同。扩张解释是对立法意旨最大射程的追问，以扩张解 释而完成的刑法的立法解释具有适用效力的普遍性，并不是针对某一具体行为而设定的 ，所以从逻辑上看，是先有扩张解释，以此根据某一具体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来分析该行 为是否与解释内容相契合，即先有法律解释的存在后行为的适用；而类推解释则是先有 对某一具体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客观评价，再找出刑法上相类似的条款而加以适用，即 先有行为后有法律解释，是一种本末倒置的操作方法，这一点上说，类推解释完全违背 了罪刑法定原则，应予以摒弃。
有关刑法的立法解释还有许多细节需要研究和框定，特别是对立法目的揣测、理解的 不同而导致立法解释不周延性的存在，成为刑法解释的瓶颈问题。倘若在法律条文下附 立法目的或立法原由，刑法的立法解释包括司法解释在内诸多问题，如解释的依据、方 法等细节会逐渐丰满起来。所以说，对刑法的立法解释的探询仍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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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权法论文 篇二
本文作者：项定宜王丽华作者单位：东北林业大学
研究型教学方法的改革
传统的法学教学是以教师讲授为主的单向教学模式，学生的自主性受到很大限制。19世纪初，德国的教育学家洪堡以新人文主义思想为指导创办了柏林大学，提出了“教学与科研相统一”的观点。［1］研究型教学模式是相对于以单向知识传授为主的教学模式提出的，是指教师以课程内容和学生的学识积累为基础，引导学生创造性地运用知识和能力，自主地观察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在研讨中积累知识、培养能力和锻炼思维的新型教学模式。在“物权法”教学过程中，通过采取研究型教学方法，学生的思维能力、研究创新能力显著提高。笔者将“物权法”的课程讲授分为两部分：物权法理论部分、具体物权部分(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和占有)。其中，第一部分以教师讲授为主，主要讲解物权的基本理论知识(包括物权的概念、特征、客体、效力等知识)、物权法的调整对象、性质、特征、基本原则等理论知识，讲解过程中将物权法理论与大二第一学期已经开设的民法总论、债法理论、侵权责任法、合同法理论联系起来，使学生明白物权法是民法的组成部分，民法基本理论适用于物权法的学习。同时，依据我国新颁布的《物权法》法条，使学生理解《物权法》法条第一编的内容。第二部分，即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占有部分，则以教师讲授为指导，学生自学和讲台授课为主体，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2］每一章节的第一节课，由教师讲解这一部分内容的框架和涉及的基本理论，提示学生掌握重点和难点。课后学生通过阅读教材、查找资料、解读法条、分析案例自学，并按照教师提示的框架、重点、难点准备讲稿。第二节课则由学生上讲台讲课，学生结合教材、法条、案例进行讲解，并可以与其他同学组织讨论。第三节课则由老师进行点评总结，对学生讲解不清楚的地方进行分析，对讲解不完善的地方进行补充和扩展。通过学生讲课的这种教学方法，能充分调动其学习积极性，变被动为主动，增强了学生分析教材和解读法条的能力，这有利于教学相长、教学与科研相促进，实现研究型教学模式。这种方法还加强了学生与教师的沟通，教师在这种交互的教学模式下，能及时发现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程度和掌握程度，以便更有针对性地对难点进行分析和讲解。
案例教学方法的运用
传统的“民法”教学以教师的讲授为主，学生被动地接受理论知识，并机械地记忆基本原理和法条以应付考试。这种模式使得学生不能积极、主动地掌握基本理论，无法灵活运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案件。民法是应用性学科，其生命力在于实践。物权法作为民法的组成部分，同样需要在实践中学习。在物权法教学过程中，积极引进案例教学方法对学生掌握基本理论知识、提高法条理解和运用能力大有裨益。而这正是法学教育的根本目标。由于笔者所在高校专设了“民事案例分析”课程，故在物权法教学过程中，囿于学时的限制，案例教学只是辅助教学方法。在物权法教学过程中，笔者在各编的理论讲解和学生的课堂讨论结束后，集中安排一次案例教学课，分别在总则编、所有权编、用益物权编、担保物权编、占有编后安排，共五节案例课。具体实施时，分为如下几个步骤。第一，教师编纂案例并设置分析角度。教师在查找案例时，应选择难易程度适当、能集中体现本编教学内容的典型案例，回避一些法律关系过于复杂或者主要体现程序法内容的案例，对于司法实践中真实发生的案例进行一些情节上的增减，对一些案例教材上或者司法考试真题中出现的虚拟案例进行适当的完善。同时，对精心选择的案例联系本编的理论知识设置分析和思考的角度，通过问答题的方式体现该案例考察的知识点和法条依据。第二，学生和教师课前准备。案例课之前将需要讨论的案例提前发给学生，学生在课后查找资料，不占用课堂时间，学生需要分析案件所体现的法律关系，分析争议焦点并提出个人观点，要求学生案例课结束后提交分析过程。教师在这个过程需要对讨论中可能出现的分歧心中有数，对不同观点要从容应对，避免课堂讨论失控。第三，课堂讨论。教师在这个阶段应当将时间让位于学生，同时要充分掌控讨论的局面，引导学生分析争议焦点。在讨论过程中，学生发现会有不同观点，教师要引导学生推理和归纳，适时地进行点拨。第四，教师点评与总结。对案例本身，没有争议、有确定结论的案件应当做总结，并对讨论中同学们遗漏的地方进行补充；如果案件本身争议很大，有几种不同的观点时，应对每种观点的理论依据和立法依据进行分析总结，使学生理解司法实践中可能存在不同的判决，并启发学生思考该案件所反映的立法漏洞及不足，或者司法适用中存在的问题。［3］案例分析课，首先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提高学生灵活运用理论知识、解读和运用法条的综合能力；其次，能使教师发现不同学生掌握理论知识的程度，课堂讨论表现是平时成绩的主要依据，以完善教学考核体系；最后，在案例教学中，学生通过积极地思考和讨论，能增强学生发现立法及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为大四毕业论文选题做准备，笔者发现有些学生以在物权法案例讨论中发现的问题作为毕业论文的选题，该选题就具有较强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避免毕业论文选题的盲目与被动。
物权法论文范文 篇三
关键词：准用益物权/准物权/用益物权/自然资源使用权
一、问题的提出
新公布的《物权法》在许多制度上都有所创新和突破，其中，颇引人注目的是在第一百二十二条和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依法取得的海域使用权受法律保护”,“依法取得的探矿权、采矿权、取水权和使用水域、滩涂从事养殖、捕捞的权利受法律保护”。这种对自然资源使用物权化的表达，无疑是对学术界、实务界长期争论不休的“公权说”、“私权说”、“折中说”的法律规范界定。
由于这些自然资源使用权[1]规定在用益物权的一般规定之中，因此有学者据此认为我国《物权法》规定了10种用益物权，即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地役权、海域使用权、探矿权、采矿权、取水权、养殖权、捕捞权等10种用益物权。对于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和土地承包经营权，其分别相当于传统的地上权和永佃权，因此它们和地役权共同属于用益物权这种私权是没有争议的。但后六种究竟是用益物权呢？或者仅仅是准用用益物权的有关规定，而应称之为“准用益物权”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对权利性质的定位，直接关系到权利的内容、保护以及效力等问题，自有必要对其予以准确定位，厘清相关界限。
二、自然资源使用权的性质定位
（一）以比较法的视野考察相关规定
《物权法》在第三编第十章的用益物权部分原则性地规定了这些自然资源使用权，规定单位、个人依法可以对其占有、使用和收益且此种权利受法律保护，但是在其后的章节中所列举的用益物权的具体种类中却未见其踪影。故显然其并非纯粹或典型的用益物权。
1.用益物权的概念及其特征。
用益物权，是指对他人的物，在一定范围内，加以占有、使用、收益的定限物权。固然，各国用益物权制度虽在内容、种类上有诸多差异，但一般具有以下共同特征[2]:
（1）都是奠基于近现代财产所有权之上。与之对立，起着规范近现代社会财产的使用、收益关系。
（2）具有规范近现代社会财产权的性质。近现代用益物权，彻底荡涤了中世纪及以前财产权中的身份因素，可予转让和继承。
（3）以“物尽其用”为本位。
其基本作用在于促进社会财富的充分利用。
2.传统的大陆法系各国并没有将自然资源使用权纳入用益物权中。
（1）传统用益物权制度中并没有包括探矿权、采矿权、海域使用权、渔业权和取水权等制度。《法国民法典》规定了四种用益物权：用益权、使用权、居住权和地役权。《德国民法典》规定了地上权、先买权、土地负担和役权（包括地役权、用益权和人的限制权）等用益物权。《日本民法典》规定了地上权、永佃权、地役权和入会权等用益物权。我国台湾地区适用的《中华民国民法典》则规定了地上权、永佃权和地役权等用益物权。
（2）用益权、土地负担和使用权并不涵盖这些自然资源使用权。
法国和德国民法典中的用益权是一种人役权，是服务于特定人利益的权利，是为了特定人的养老和生活而赋予的权利，这种权利接近所有权。其中所谓“土地负担”则是指从他人的土地出产物中获得定期给付的权利，其特点在于：土地负担是就土地获得收益的权利，而不是使用土地的权利；权利人所获得的收益必须来源于土地的出产物，且义务人的给付是定期的，它主要是为了农民的养老。法国民法典上的使用权也属于人役权的范畴[3]。
（3）在德国民法理论上，将不能表现为典型物权的用水权、林权、狩猎权、捕鱼权等别称为了“附属物权”[4]。
2.各国自然资源使用权的立法例。
（1）其一般都是在单行法中予以规定。
“据目前掌握的资料，一些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对于特许物权（也即本文所称的准用益物权）是在单行法中规定的”,“在目前可查到的民法典中，没有看到探矿权、采矿权的内容”,“法国、俄罗斯、西班牙、南非、日本、韩国、菲律宾、越南等国家以及我国的台湾地区，都是以单行法的形式对水权作出规定的”,“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在单行法中规定了渔业权制度”[5]。囿于篇幅，本文仅以矿业权和渔业权的性质为例来说明自然资源使用权的性质，其余的几种权利与此相似，不再赘述。
（2）矿业权视为物权准用其规定。
《日本矿业法》第12条规定，矿业权应视为物权。《法国矿业法典》第55条规定，开采许可创设一项不动产，为不可分割亦不可作为抵押。《韩国矿业法》第12条规定，矿业权为物权，除本法另有规定外，准用关于不动产的民法和其他法令的规定。我国台湾地区《矿业法》第十一条规定，矿业权视为物权，除本法有特别规定外，准用关于不动产诸法律之规定。
（3）渔业权也是准用不动产之规定。
《韩国水产业法》第24条规定，渔业权作为物权，适用土地的有关规定。《日本渔业法》第23条规定，渔业权可视为物权，准用土地的有关规定。我国台湾地区《渔业法》第二十条规定，渔业权视为物权，除本法规定者外，准用民法关于不动产物权之规定。
关于“视为物权”,据日本农林水产省等部门的介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由于渔业权是在特定水域经营特定渔业的权利，具有不允许同一内容的另一权利存在的排他性，因此将其视为物权而非债权；其次，由于物权是直接支配物的权利，而渔业权作为可以从事某种渔业行为的权利，并非属于对物本身的直接支配权，因此将其视为物权。故可见，除韩国外，日本、我国台湾地区都是将其性质定位于“视为物权”,所谓“视为物权”的真实含义，正如日本方面所作的解释，其实质定位于准物权，更为具体地说，是一种准用益物权。也就是说，准用益物权是准物权的一种，准物权的主要类别是准用益物权，但不限于此。
3.对自然资源使用权的性质必须进行检讨予以准确定位。
中国是大陆法系国家，继受了大陆法系相关法律制度，虽然物权法具有固有性的特点，物权法立法要考虑各国的国情，立足本国的实际情况，但是，比较各国用益物权制度、对资源使用的单行立法以及我国物权法只是在用益物权的一般规定中予以规定，没有作出进一步具体的规
定，相反单行法倒是有不少相关的规定。其实，各种具体的自然资源使用权比较复杂，只能由特别法规定，物权法显然不可能、也无法做到规定的细化。故可以断定，自然资源使用权并非是典型意义上的用益物权。
而且，用益物权是以物的利用为中心，强调对物的充分利用，但是自然资源使用权下的资源与物权法上的物的属性并不相同。自然资源具有稀缺性，又具公共性，在对其使用的同时，还需加以保护，强调有节制的开发利用，这与近现代用益物权以利用为本位，其基本作用在于促进社会财富的充分利用，并不相同。
（二）自然资源使用权为准用益物权
自然资源使用的客体是自然资源，而资源之所以是民法上的物或财产，因为其有几大属性：第一，它具有价值，能够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第二，它具有稀缺性，不能无限量地供给。第三，它具有独立性。虽然资源一般情况下都是存在于土地或者依赖于土地，但是资源是可以与土地相分离或独立出来，具有独立于土地的价值。第四，能够为人力所支配。故此，这些资源可以成为民法上的物，可以成立独立的物权。本文认为，这种独立的物权其实应是一种准用益物权。准用益物权的客体是公共物品也即自然资源，故此种法律关系是由一种体现资源管理的公权和体现民事主体利益的私权共同行使的法律事实的结合所引起的。
准用益物权从权利的取得角度来看，系对他人之物的一种使用和收益，因此可以归于用益物权范畴。但是，准用益物权其实并不完全等同于用益物权，它不是私人之间的一种权利安排，不是非所有权人与所有权人之间的权利安排，而是抽象的所有权人与具体的所有权主体之间的权利安排[6]。而且，准用益物权的公权色彩比较强烈，与行政法、环境保护法甚至刑法密切相关，因此，准用益物权难以与用益物权进行同样的立法，不能完全按照用益物权的思路来设计准用益物权，对各种准用益物权进行详细的规定。其实正是由于准用益物权具有用益物权的基本属性，因此物权法将其纳入用益物权体系；同时鉴于准用益物权具有不同于一般用益物权的法律特征，不宜将其完全纳入用益物权的具体规定之中，否则会出现许多例外的规定，势必造成物权法体系的混乱。故为了规范这一类自然资源的开发管理，保护权利人的合法利益，理性的选择自然就只能是在用益物权的一般规定中对其作出一种原则性的规定这样的立法技术上的处理，确认其具有物权，更详细地说确认用益物权的性质。
正如上文所说，笔者认为准用益物权是准物权的一种。因为准物权还包括准所有权、准担保物权等[7]。理论上对准物权的称呼有“权利物权说”、“特别法上的物权说”、“特别物权说”及“特许物权说”,准用益物权系准物权的一种，为了更好地认识准用益物权，需对准物权有所了解，因此有必要对准物权的有关学说进行辨析。
1.以权利为客体的物权仅仅是准用物权之规定。
典型的常态的物权是以有体物为其客体的，但在现代社会中，权利在财产利益中地位愈来愈重要，于是，以权利为客体的物权即应运而生，本次物权法将基金份额和应收账款纳等入权利质权中，以及英美法中的浮动抵押的引入，即是明证。与典型物权相比，此类存在于权利之上的权利，其实际上“并非真正之物权，只不过与物权相类似”,或“为与物权相类似的一种变态”而已，故其仅仅是可以“准用物权之规定”而已。
2.特别法上的物权说或特别物权说是从法源来界定。
根据物权所依据的法律的不同为标准，有学者将物权分为“普通物权”和“特别物权”。所谓“普通物权”,是指由民法典规定的物权，因此又称为“民法上的物权”；“特别物权”,指由特别法规定的具有物权性质的财产权。所称“特别法”,指兼有民法规范和行政法规范的综合性法律，如《矿产资源法》、《水法》等。也有学者以“特别法上的物权”来概括矿业权、养殖权和水自然资源使用权。应当认为，其实“特别物权”和“特别法物权”并无根本差异，都是仅仅依法律渊源来进行界定的，并未能反映准物权的本质特征。
3.特许物权说带有浓厚行政色彩。
有学者认为，准物权的概念不易理解，倾向于把矿业权、水权、渔业权和狩猎权等称为“特许物权”。特许物权之概念使得矿业权等权是经过行政许可而产生的性质一目了然，但这同时也是其缺点之所在，譬如有些准物权是基于民事事实而产生的，如《水法》规定的家庭生活用水。更为重要的是，特许物权说的公权色彩浓厚，在中国现实经济生活中资源使用法律关系中的公权色彩过于浓厚的情况下，更不宜采用此学说。
4.准物权说可以较好地反映其私权属性。
所谓“准”字，其汉语字义为“程度上不完全够，但可以作为某类事物看待”[8]。据此，“准物权是指某些性质和要件相似于物权，准用物权法规定的财产权。准物权实际上不是物权，由于这些财产权与物权、债权相比较，性质和成立要件上相似于物权，因而法律上把这些权利当作物权来看待，准用民法物权的规定”[9]。以“准”字表明作为标志的概念与原来的概念之间共性大于个性，且处于法律关注的地位，其法律效果基本上相同。准物权的个性只是在符合物权基本属性前提下的特殊性，权利的取得一般依特别法规定的特许程序，权利的行使通常受较强的行政干预，此概念可以较好地反映自然资源使用权的私权性质，值得赞同。由此，准用益物权是指性质和要件与用益物权相似，准用益物权的财产权。
（三）准用益物权与用益物权的区别
准用益物权很容易与用益物权相混淆，因此有必要将二者加以区分。二者区别如下：
1.权利取得的方式不同。
准用益物权的取得往往需要前置的行政许可程序，准用益物权与行政许可的关系极其密切，如崔建远教授所言“没有行政许可，就没有准物权（准用益物权）”[10]。这种权利取得的特殊方式，反映了准用益物权后面强大的国家意志因素。而用益物权的产生，则是基于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自治，其设立是通过合同行为而产生的，即使需登记，根据公示公信原则，这种登记只是一种物权的公示方式，而并非权利的创设方式。
2.客体不同。
（1）用益物权的客体具有单一性和确定性。
用益物权的客体是单一的，一般是指土地和房屋，且该土地一般也是指地表而不包括其中包含的矿产和岩石等；而且客体为确定的不动产。
（2）准用益物权的客体具有复合性和不确定性。
其复合性表现在：一些准用益物权如矿业权的客体是特定矿区的地表或地下的矿产资源，捕捞权的客体为一定的水域和水中的水生动植物。
其不确定性是指：首先，该客体的存在与否是不确定的；其次，即使客体是存在的，其数量上也是不确定的。如渔业权的权利人可以在特定的区域行使该权利，但渔业资源是否存在及有多少，这是不确定的；矿业权客体中一定矿区土壤中的矿产资源不一定存在，有待进一步的勘探和开采；水权的客体为水，而水具有流动性，难以确定。
3.母权利不同。
准用益物权与一般的用益物权都是他物权，他物权必然产生于自物权，而该自物权即为产生他物权的母权利。
（1）准用益物权的母权利在中国为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
（2）准用益物权的母权利具有限定性。
只有在特定的所有权之上才能产生准用益物权。因为准用益物权是针对具体的权利对象的，只有在这些特定的对象上才能设定准用益物权。而用益物权则是只要是他人之物，依法可设定用益物权者，即可设定用益物权，主体的特定性并不明显，且对象广泛，不局限于特定的对象。
4.所负担的义务不同。
准用益物权除了负担用益物权所应承担的私法上的义务之外，还承担许多公法上的义务。公法义务表现为：
（1）对所有权人所负的义务。
即不得随意改变资源的用途，缴纳资源使用费和使用费；
（2）对社会所负的义务。
即合理有效地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保持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可见，准用益物权所负担的义务，不仅有消极的不作为的义务，更有大量的积极的作为义务。而用益物权往往无此特别的要求，虽然现代民法要求用益物权也承担各种义务，但此义务多为针对相对人的注意义务或对不特定人的不作为义务。
5.权利的行使不同。
（1）准用益物权一般不以对物的占有为必要，而用益物权则反之。
准用益物权可以分为目的性权利与手段性权利，前者是为直接支配，使用权利客体以获得一定的利益，如海域使用权；后者是为获取权利客体所设定的权利，该权利是取得对权利客体的支配手段，如渔业权。因而，在手段性的准用益物权中，并不以对标的物的占有为必要，占有标的物往往是权利行使的结果而非条件。
（2）权利的转让不同。
首先，准用益物权的转让往往受到许多限制。须经有关部门批准，而且转让的条件是有限制的，甚至根据现行的许多法规，有些准用益物权根本不允许转让。
其次，用益物权的转让相对自由，程序也相对简便。
在我国，海域使用权和矿业权可以有限地转让。但《渔业法》、《取水许可制度实施办法》明确规定，捕捞许可证不得买卖，取水许可证不得转让。总之，在准用益物权的行使过程中，其受到的限制远远多于用益物权，只能在特定范围内行使权利，不但行政干预色彩浓厚，权利行使过程中所负担的义务相对也较多。
三、准用益物权的法律效力
准用益物权与用益物权的效力相比，有其特殊性。自罗马法以来，为确保物权人直接支配标的物而享有其利益的圆满状态不受侵害，作为物权人保护其权利的具体手段，各国法律均赋予了物权的效力。民法上向有“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之说。依通说，物权具有排他效力、优先效力、追及效力和物上请求权效力。由于准用益物权毕竟是“准”物权，而非典型物权，且针对我国实践中轻视对准用益物权人权益的保护，因此有必要对比用益物权的效力，对准用益物权的效力作一阐述[11]。
（一）排他效力
准用益物权原则上都有排他效力，在该领域上设定准用益物权后，是不允许在该标的物上，再成立与之有同一内容的准用益物权。因此，基于排他效力，先申请者取得准用益物权，后申请者是不可能在同一领域再获得相同的准用益物权的。
例外的是，在取水权场合，水权原则上无排他的效力，因为取水权不以占用水资源为必要，就为数个数权并存提供了可能；而且水权的客体与水资源所有权的客体融为一体，就为数个水权的实现奠定了基础[12]。当然，对此的利益冲突，优先效力规则可以加以协调。
（二）优先效力
准用益物权的优先效力，应该指数个准用益物权同时并存于同一领域，依一定的次序，次序在前的准用益物权的效力优先于后次序的准用益物权。如渔业权和水权并存的场合下，渔业权效力优先。需要注意的是，同种准用益物权由于排他效力的存在，后申请者不能取得准用益物权，原则上是不可能存在优先效力问题的，这点与物权法上数个担保物权可以并存是不同的。
（三）追及效力
应当认为，准用益物权在实质意义上而言，追及效力似乎并无存在的空间。于矿业权，探矿权人通过勘探获得的地质资料、矿石标本以及采矿人开采出的矿产品被他人非法侵占，矿业权人请求返还的是基于地质资料、矿石标本以及矿产品的所有权，非矿业权的追及效力。海域使用权、取水权和渔业权同理。
其实，准用益物权的效力所及，只是在他人非法侵占准用益物权所作用的领域时，准用益物权人有权将不法侵占人驱逐出该领域。这种权利实际上是属于停止侵害请求权和排除妨碍请求权，也就是属于物上请求权效力范畴。
（四）物上请求权效力
准用益物权的物上请求权效力上，消除危险的机会增多。在典型物权下，也存在消除危险这种救济方式，但“危险”未达到确有可能损害他人利益时，不以侵权论，也就是说，消除危险在典型物权下，机会不多。但在侵害水权、渔业权的场合，侵权行为的实施和结果有个时间差，如果等到遭受损害时再主张停止侵害、消除危险，效果往往不佳。
因此，当“危险”一出现时，水权人、渔业权人即有权主张时，效果就会好得多。据此，消除危险请求权是侵害水权和渔业权的常见形态。
四、物权法规定准用益物权的意义
（一）物权法颁布前有关资源使用的法律规范及评析
与资源使用相关的法律制度，主要有《民法通则》、《矿产资源法》、《水法》、《渔业法》、《海域使用管理法》等，从权利人所享有的私法意义上的权利、义务和负有的生态上的公法义务两方面去考察现行法律法规的内容，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些法律大多不规制资源使用人的私法意义上的权利与义务，更缺少对资源使用人的权利保护规定，只重视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和环境保护方面的行政许可、行政管理和行政处罚，关注的是公法上的义务。
于是导致自然资源使用权的性质不明，权责不清，资源使用人的预期不确定，其合法权益很容易受到侵害，同时又缺乏救济手段。反过来由于预期性和权益保障的缺乏，又极易导致短期行为，现实生活中掠夺性的开发现象屡见不鲜，极大地破坏了资源。
（二）物权法将资源使用予以物权化的重大意义
将资源的使用纳入物权法调整，有一个认识和演变的过程，反映了人们认识的进步。将自然资源使用权明确定位为私权，对其性质和保护在物权法中作出明确的规定，反映了现代物权法向以自然自然资源使用权为核心的发展趋势，使之成为现代社会重要的物权，完善了物权法体系。具体来说，意义有：
1.明确定位为私权，有利于保护资源使用人的权利。
我国关于资源使用的规定特别混乱，多且杂，在物权法中作出规定是必要的。物权法颁布以前，由于缺乏确切的民法依据，资源使用人的权利难以得到民法的保护，只有行政法上的依据，而且由于行政许可随意性较大，可以随时申请，随时吊销，强行消灭其自然资源使用权，强调其行政许可的性质，导致权利受到侵害只能寻求行政途径来解决。作为资源使用人一项重要的财产权却得不到民法的保护，有失公允。资源使用物权化后，财产秩序据此得以透明，也可赋予资源使用人以物权的直接支配性，排除他人非法侵害，享受使用资源而产生的利益，有利于“定分止争”。
2.物权法作出原则性的规定，也可以解决部门利益冲突和因此而产生的各自立法的问题，具有经济效益，也具有制度上的效益。
目前的状况是，海域使用权、矿业权、水权、渔业权等权利规章各自独立，互不融合甚至互相抵触。创设出统一的规则，有利于从法律上根本消除这一现象，为以后进一步细化、具体的制定相关单行法奠定了法律基础。
3.有利于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促进健康、可持续性发展。
在民事基本财产法层面上确认和保护资源使用者的权利，这就改变了单行法偏重于资源使用人的义务，建立了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激励机制，有利于其长期投资，减少短期行为，促进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可持续利用；而且赋予资源使用人以物权，可以改变资源闲置、低效率的现象，有利于“物尽其用”。
注释：
[1]本文所称的自然资源使用权不含对资源性土地的使用权，即不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等权利，它是指自然人、法人或其他民事主体依法或依合同或依行政许可而获得的获取某种特定资源的权利，即限于海域使用权、探矿权、采矿权、取水权、养殖权和捕捞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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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权法论文 篇四
物权法立法，以其历时之久、社会参与度之高、争议之激烈成为中国立法史上的“新标杆”。回顾制定物权法的过程，笔者认为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第一，立法机关始终坚持质量第一的精神，因此制定过程十分谨慎，不急于求成，不赶进度，使我国物权法成为具有时代特色、符合社会经济客观规律的良法。
物权法的起草工作始于1993年，可谓十三年磨一剑。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制定物权法高度重视。根据立法法的规定，在我国，一部法律草案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三次审议一般就会付诸表决。但是，物权法草案却在反复修改后进入五年来的第八次审议。这是全国人大立法史上第一部进入八审的法律草案，也是审议次数最多的法律草案。物权法从起草到通过的十多年，正是中国社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向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重要时期。立法机关通过不断调研和论证，深刻把握我国社会经济关系的巨大变化，深刻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进而转化为法律条文，上升为法律规范，为巩固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法律保障。此外，一般而言，一部法律草案审议次数越多，质量也就越高。物权法从起草到通过历时十三年，经过八次审议，无疑从程序上保障了物权法的立法质量。
第二，物权法的制定充分体现了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原则。
物权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起支架作用的基本法律，事关国家基本经济制度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坚持民主立法、科学立法，广泛听取意见，尽可能协调各方意见、兼顾各方利益，是制定物权法过程中的鲜明特点。
第三，物权法的制定清晰地诠释了一条法学原理：法律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内容，对经济基础的变化发展具有巨大的反作用。
物权法是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诸多既有制度的确认，有利于让人们尽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进一步激发人们创造财富的积极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总结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从而增强了综合国力，改善了人民生活，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体现，是实现国家繁荣昌盛、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国策。立法机关将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作为制定、实施物权法的首要目的和基本原则。物权法在第一条鲜明地指出制定物权法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明确物的归属，发挥物的效用，保护权利人的物权”。物权法明确了国有财产的范围和归属、国家所有权的行使和国有企业的物权等，以维护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明确了集体财产的范围和归属，以保障集体经济的发展；明确了私人所有权的范围和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以鼓励、支持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这样规定，将现实经济基础固定化，把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基本经济制度上升为国家基本法律规范，从而有利于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有利于各种所有制经济充分发挥各自优势，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第四，物权法的制定实现了坚持中国特色和学习借鉴国外物权立法经验的有机结合。
物权法论文 篇五
[关键词]物权法草案宪法瑕疵征收征用的补偿物权保护
今年3月，《法学》接受张千帆教授的提议，组织了一组评论《物权法（草案）》（以下简称《草案》）中宪法问题的文章。考虑到这项工作由我具体操作，自己的教学、研究领域又在宪法学中，请别人写文章自己不写不好意思，故写了《物权法（草案）该如何通过宪法之门》（以下简称《宪法之门》）①一文。可能是因为那篇文章的缘故，后来不止一次的全国性和区域性物权法研讨会②要我去报告这方面的看法，还有些学教学和研究机构也找我去办讲座，这些事都逼迫我不能不读读有关的论文、资料。在准备发言稿或讲座稿的过程中，我又多次仔细阅读了《草案》，感到它与宪法的衔接总的来说是好的，③但也有几个地方还有推敲、商榷的余地。现坦率道出自己的看法，供对这个问题有兴趣的读者参考。本文是在《宪法之门》一文的基础上继续讨论《草案》中的宪法问题的，故标题中有“再论”一说。
一、几个技术性问题的解决方式
本文按先易后难、先简单后复杂的顺序，先来讨论几个较简单的问题。
1．关于应否循惯例写进“依据宪法制定本法”之类文字的问题
本来，依据宪法制定法律，是不言而喻的事情，法律中写不写进“依据宪法制定本法”之类文字，无关宏旨。但我国已经形成了惯例，法律中通常写入类似意思的文字说明它自身在根本法上的依据，越是重要的法律越是如此。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民法学界，很多人较热衷于谈论宪法是公法、物权法是私法、私法神圣、私法要自治，表现出明显的欲摆脱宪法框架制约的倾向。这两方面情况结合在一起，造成了人们对于以民法专家为主体的物权法起草者们能否正确把握和处理物权法与宪法的关系问题的特别强烈的担心。在这样的背景下，《草案》一反惯例，不写入“依据宪法制定本法”的文字，自然逃避不了有意与宪法区隔、试图摆脱宪法框架约束的嫌疑。在这个问题上，我赞成韩大元教授的意见，主张今年完善《草案》时一定将这些文字增添进其中的第一句话。①韩教授是从立法技术角度论说这种必要性的，而我要补充说明的是，从遵循惯例，维持法律形式统一方面看，增加这些文字也是必要的。
另外，不是有学者批评《草案》起草者有意切割物权法与宪法的关系吗？如果主导《草案》起草的机构和专家本意不是要切割物权法与宪法的联系，那么把“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写进去，不是正好起到表明心迹、防人之口的作用么！从端正人们关于宪法与民法关系的观念的角度看，这也是必要的。
2．关于谁代表国家行使国家财产所有权的问题
国家由谁代表？国家财产所有权这种根本性物权应该由谁行使？在我国，最有资格代表国家和按性质应该行使国家财产所有权的是人民代表机关。所以，宪法学主要关心人民代表机关能否有效控制国家财产所有权的行使过程，关注焦点在于国家所有权的处分权能部分。从《草案》现有的规定看，人民代表机关对于属于国家所有的财产的处分权，至多只能进行抽象的、一般的立法控制，无法对具体的操作过程进行控制。《草案》第54条、第56条、第58条分别规定，“矿藏、水流、海域和国家所有的土地、草原等自然资源，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国家机关对其直接支配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享有占有、使用以及依照法律和国务院的有关规定处分的权利”：“国家投资设立的企业，由中央人民政府和地方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所有者权益。”这些规定的用语不同，但“行使所有权”、“享有所有者权益”也好，“享有”“处分的权利”也好，实质上都是授予了行政机关出让这些国有资产的权力，而且具体决策过程不受人民代表机关控制。
基于我国情况和基于我国宪法，我以为，地方行政机关行使对国家财产的处分权，应当事前向本级人大常委会报告并获得批准。在民主制度下，处理财产问题属于人民代表机关的职权范围。所以，这类事务的决策权在法治发达国家大多是属于本级议会的。国外的经验值得注意。此外，我国行政机关实行首长负责制，强调的是个人负责，过去一、二十年中，国有资产流失不小程度与本地行政首长的偏私和有关。我以为，《草案》规定“矿藏、水流、海域和国家所有的土地、草原等自然资源，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是可以的，但地方行政机关不应当享有不受本级或上级人民代表机关具体控制的国有财产处分权。
所以，我主张根据《宪法》第99条关于地方各级人大“审查和决定地方的经济建设”的规定和《宪法》第104条“县级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本级行政区域内各方面工作的重大事项”的规定，修改《草案》有关部分，增加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处理重要国有资产应该事先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或本级人大常委会报告和获得批准的规定。
3．关于宪法确认的财产权的刑法保护问题
宪法规定了国家对国有、集体所有和私有的财产的保护义务，相应地，《草案》规定了侵害这些财产的民事、行政和刑事责任。《草案》第68条第3款、第71条和第72条分别规定：“违法拆迁、征收，造成私人财产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违反国家规定，以无偿或者以低价折股、低价出售等手段将国有财产、集体财产转让，造成国有财产、集体财产流失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严重不负责任，造成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破产或者严重亏损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对上述条文，有些学者基于公私法分开的理由不甚认同，认为物权法规定所谓公法责任不妥，但我觉得无所谓，因为所谓公法、私法的分类本来就是相对的，而且两者在边缘处一直是相互渗透和交叉的。私法一定程度的公法化有其必然性，如公权力干预契约自由的必要性，在欧美各国就经历了一个从不被法律承认到得到普遍承认的过程。
阅读《草案》上述条文的表述方式，考虑到刑法现有的规定，我特别关注其中侵害财产权、尤其是侵害私有财产权的刑事责任能不能真正落实的问题。它具体涉及这样一些问题：《草案》起草者是否考虑过这些条文能否与现有刑法的有关条款衔接？现有刑法有没有相应条款可被援引来追究这三个条款涉及的犯罪行为？现有刑法如果没有相应的条款供援引，《草案》的有关条款是不是应该有敦促或提示修改刑法的意思？现有刑法如果没有相应的条款可供警、检和法院援用，《草案》这些看起来对现实具体情况没有针对性的条款会不会长期束之高阁、派不上实际用场？在这些方面，物权法如何与刑法衔接，需要这两个学科的专家共同研拟有关条款的表述方式。
我以为，按照《草案》上述条文的表述方式，它规定的侵犯财产权的刑事责任将会长期无法真正追究，宪法的相关精神因而也难以落实。因为，按《草案》“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种语气，好像是现有刑法已经提供了追究这些行为的刑事责任的必要法律规范，但真实的情况是，还没有这样的“法”或“法”很不完备。拿《草案》第68条第3款来说，非法拆迁、非法征收的最可能的行为主体应该是地方国家行政机关或曰县市长等地方行政首长，但是，要追究这些主体的非法拆迁、非法征收的刑事责任，刑法需要增设新罪名；而且，由于最有可能非法决定和实施拆迁的行政机关实行首长负责制，个人责任与机关责任密不可分，要公正地追究刑事责任通常应追究单位犯罪，而现行刑法显然也缺乏可据以追究非法拆迁的行政机关单位犯罪的条文。另外，《草案》第71条、第72条规定的犯罪行为，如果主体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似可适用刑法关于渎职罪的规定（考虑到行政机关的首长负责制，也有一个要不要按单位犯罪追究的问题），但如果主体不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似乎也存在无法可依的情况。
所以，上述涉及国有、集体和私人财产权刑法保护的条文，最好按相应修改刑法、创设新罪名和规定单位犯罪的方向表达得更明白些，至少应该针对现行刑法尚没做规定的事项，提出“由刑法另行规定”之类修改刑法的任务。这样处理，可能会比较有利于促进刑法的及时、配套修改，使宪法保护财产权、特别是保护私有财产权的规定能真正进一步落到实处。
《草案》不仅应提出相应修改刑法的任务，还应该顾及到其自身作为法案通过、公布生效后，配套的刑法规范通过和公布生效前必要的过渡措施。不同法律时间效力的衔接是我国修宪和立法常常忽视的问题。宪法第20条、22条修正案目前就面临类似局面，有宪法条文而无必要法律条款配套，宪法的相关条文不可能真正得到实施，宪法难以有权威；有基本的法律，没有其他法律的配套条款去实施，情况也一样。
二、若干明显的宪法瑕疵及其消除办法
《草案》明显的宪法瑕疵有四处，即《草案》第49条、第68条、第128条和第137条，这些条文中关于征收、征用补偿依据的规定显然不合宪。
在2004年修宪后，私人财产权毫无争议地成了中国公民的宪法权利或者说基本权利。关注有关基本权利的宪法条款的实施，是宪法学者最主要的职业义务。
拆迁、征用私人不动产引起的纠纷是迄今为止许多年来我国在私人财产权保护领域出现的最突出、最牵动人心的现象，在社会生活中引出过不少风波。而这方面人们争议的焦点之一，就是政府征收、征用私人的不动产或者动产只能基于什么目的、应当依据什么样的规范性文件给予补偿的问题。针对这种现实，2004年3月14日通过的宪法第20条和第22条修正案分别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这两个修正案较具体体现了宪法保护公民私有财产权的要求，它们分别构成宪法的第10条第3款和第13条第3款。或许是为了在民法领域落实地这些宪法条款，物权法《草案》第49条、第68条、第128条和第137条相应地分别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征用单位、个人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但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给予补偿；没有国家规定的，应当给予合理补偿”：“拆迁、征收私人的不动产，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给予补偿；没有国家规定的，应当给予合理补偿”：“因不动产被征收、征用致使用益物权消灭或者影响用益物权行使的，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给予补偿；没有国家规定的，应当给予合理补偿”：“征收承包期内的土地的，应当对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给予合理补偿。”
从实施这两个修正案的角度看，《草案》要履行好积极和消极两方面义务才能算贯彻了宪法的精神，但从实际情况看，两个方面的义务都履行得不很好。第一方面是积极义务。《草案》如果履行积极义务，就应当具体体现出这两个修正案限制公权力的精神，给公共利益划一个较具体的范围，防止有关国家机关和官员假公共利益之名为所欲为，实质上不受限制地搞征收、征用、拆迁。但遗憾的是，《草案》在国人多有期待的这个方面毫无作为，竟然只是简单化地照抄宪法的有关词句，没做任何努力去限制“公共利益”概念的外延！不错，界定“公共利益”非常难，但正是因为难，我们做出努力，取得了成效，我们的工作才显得有价值啊！怎么可以遇难而退呢？可以说，适当限制“公共利益”概念的外延，哪怕给予最基本的限制，都将成为这次物权立法的亮点之一。物权法学者理当知难而进，抓住这个为黎民百姓维权、为法界立功、为民法立名的难得机会，把“公共利益”尽可能界定好。从法的创制的角度看，宪法规定了依法征收征用必须是为了“公共利益”，征收征用要依据法律，应依据法律补偿，它限制公权力的任务就完成了。具体限定“公共利益”的范围，不是宪法的任务，而是包括物权法在内的部门法的任务。我以为，哪个法律部门先涉及这个问题，哪个法律部门就应该把“公共利益”的范围限定好，这是机会！大家不是老说要用私权限制公权力吗？现在不是正好给我们提供了用私法限制公权力的天赐良机吗！面对这样好的机遇，现在有些人士却在议论“公共利益”应该让公法去限制。民法学者如果真的拱手让出这样难得的好机会，那真的是太令人惋惜了！在界定“公共利益”概念的外延方面，宪法学、行政法学等学科已有不少学者做过努力，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物权法专家在修改《草案》过程中宜努力将眼界扩大到民法的范围之外，花力气了解和吸收宪法学、行政法学等领域的相应成果。①
第二个义务是消极义务，那就是严格地具体落实宪法的相关规定。很遗憾，《草案》在这方面出现了比较大的失误，因为《草案》的规定与宪法的规定相比，内容上大大倒退了，而且明显不合宪。我们不妨简单比较一下：宪法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都是要求“依照法律规定”给予补偿；而《草案》却将上述相应内容不适当地改为“按照国家规定给予补偿；没有国家规定的，应当给予合理补偿”。
从宪法适用的角度看，我国的宪法主要地或者说基本上是由立法机关适用的。在贯彻落实宪法条文方面，立法如果与宪法差之毫厘，行政、审判等实践领域就会与宪法的有关规定失之千里。对于征收、征用的补偿，按宪法的规定，政府给予补偿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只能是法律，不能是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或国家政策等，更不应该是部门规章、地方政府规章或其他什么红头、黑头文件。但是，《草案》改变了宪法规定的相应内容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第一，“国家规定”不是一个含义明确的法律用语，它可以指法律的规定、可以指政策的规定，也可以指行政法规的规定，甚至可能被解释成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政府规章乃至县区政府、乡镇政府的规定或几乎任何一种红头、黑头文件。第二，按宪法的规定，需要有法律来规范补偿，不能无法可依，没有法律要创制法律；按照《草案》，有法律没法律都没有关系，甚至什么规定都没有也没有关系，给予“合理”补偿就行！至于什么是合理什么是不合理，当然又都是由搞征收、征用的行政机关说了算——这已经完全背离了宪法有关条款的本意。
可能有人还有疑问：宪法有关条款的的本意真的是像你理解的那样要求补偿必须“依照法律规定”吗？答案是确定无疑的。须知，这个问题在2004年全国人大通过宪法第20条和第22条修正案时是有讲究、有说法的。宪法第20条和第22条修正案草案原来在“并给予补偿”前有一个逗号，针对那两个逗号，当时“有代表提出，以上两处规定中的‘依照法律规定’是只规范征收、征用行为，还是也规范补偿行为，应予明确。”而“大会主席团经研究认为，修正案草案上述两处规定的本意是，‘依照法律规定’既规范征收、征用行为，包括征收、征用的主体和程序；也规范补偿行为，包括补偿的项目和标准。为了避免理解上的歧义，建议将上述两处规定中‘并给予补偿’前面的逗号删去”。①删去逗号并由全国人大完成宪定修改程序后，宪法有关条款才成为现在这种句法结构。这里有必要说明，“依法”和“依照法律规定”是有重大区别的，“法”的范围包括法律但不限于法律，“法”在我国除指法律外，还可以指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甚至还有司法解释、部门规章、地方政府规章等；而“法律”只能指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规范性法文件，即宪法上所说的“基本的法律”和“基本的法律之外的法律”。
《草案》涉及征收、征用和补偿的几个条款的宪法瑕疵太明显了。如果有这么多宪法瑕疵的条款通过生效，就物权法征收、征用和补偿条款与宪法相应条款的关系而言，将实际上等于用征收、征用和补偿方面的物权立法否定了相应宪法修正案的效力和社会功能。从其实践后果看，可以预见，带有如此明显宪法瑕疵的物权法在生效后将遭遇一波又一波的违宪指控——现在许多人还没重视甚至根本没注意这个问题，将来物权法生效后，由于这些条款会被反复适用，用以处理具体的物权纠纷，因而会不断受到因这些宪法瑕疵而处于不利地位的当事人的关注，其中必然有不少人会按法定程序提出对它们进行合宪性审查的要求。与其等到物权法通过生效后受形势所迫不得不修改的那一天再修改已生效的条文，不如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其作为法案提请全国人大审议前就按宪法的有关条款和精神修改好《草案》的相应条文。
怎么修改好《草案》的有关条款呢？逻辑上首先当然是要尽可能限定“公共利益”概念指涉的事务的范围。对此已有不少学者表达过意见了，②我这里只想说明：宪法是以“为了公共利益”作为国家征收征用的前提条件的，其基本精神是从目的上限制征收征用的适用范围，而这种限制要通过包括物权法在内的相关法律来实现；《草案》如果仅仅照宪法的原文录入“为了公共利益”这几个字，而对“公共利益”的范围不做界定，实际上是放弃了物权法在实施宪法方面应尽的义务。
此外，更重要的是，在确定补偿的法文件依据方面，《草案》应该落实宪法的相关条款，按宪法“依照法律规定”这组明白无误文字的要求，对“按照国家规定”的表述予以改造。不过，我并不主张简单化地用“依照法律规定”取代“按照国家规定”等文字，而是主张采用“补偿标准由法律另行规定”这样的表述方式来贯彻宪法的要求，因为这种表述方式有敦促立法机关尽快通过立法或通过修改有关法律的方式创制必要法律规范的涵义。
在这里，《草案》也应该顾及到自身作为法案通过、生效后，配套的可据以进行补偿的法律规范通过、公布生效前的必要过渡措施，避免出现物权法补偿条款生效后却没法真正实施的尴尬局面。
三、对《草案》中物权保护原则的理解与处置
《草案》公布以来，引起最大争议的是起草者们宣称贯彻到《草案》中的平等保护原则。的确，在全部物权中，《草案》是应该贯彻对国家的物权予以特殊（或优先）保护的原则还是贯彻对各种主体的物权予以平等保护的原则，这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对于学者们来说，它也是一个特别复杂、难以说清的问题。在这方面，虽然我曾在不久前在《宪法之门》一文中表达过一些看法，但远没有讲清楚，今接着进一步讨论。
要讲清楚《草案》贯彻的物权保护原则与宪法的关系问题，我们得深入了解我国宪法规定基本经济制度的条款与确认市场经济的条款之间的深层的内在冲突。一方面，《宪法》第6条规定“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宪法第7条）。为了保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宪法把几乎全部基础性经济资源都集中到了公有制主体尤其是国家手中，①并对处于不同地位的经济成分规定了区别对待的经济政策。另一方面，宪法序言确认“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宪法》第15条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我们面对的活生生的社会现实也的确是市场经济，尽管在某些方面它的要件还不十分完备。
按照宪法的市场经济条款中肯定的“市场经济”的精神和法则，各种经济活动主体应该身份平等，自由经营，平等交换，平等竞争，受法律平等保护。在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不同的经济成分中，哪一种成为“主体”、哪一种起“主导”作用，只能由市场决定、由经济过程决定、由自由竞争的结果决定，不能由宪法、法律做硬性的规定，不可以搞超经济、超市场强制。一句话，按照“市场经济”的精神和法则，不可以由国家运用公权力安排任何一种经济形式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不可以运用公权力巩固和发展任何一中经济成分。
同样，我们也不能不承认、不能不看到，按照宪法的基本经济制度条款，国家有责任运用一切必要手段、包括超经济、超市场的手段确保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保障”会成为具有直接宪法依据的公权力行为，它当然不受市场经济的主体资格平等、平等交换、平等竞争、受平等保护等经济法则的约束；不仅如此，甚至它本身就是为了对付市场力量而被召唤来的。换句话说，按照宪法的基本经济制度条款，国家能容许的身份平等、平等交换、平等竞争、受平等保护是有前提的。在平时，国家有运用超经济、超市场的手段维持这个前提于不坠的义务，而当这个前提有改变或失去之虞时，国家有使用超经济、超市场方法保持其存在的责任。看不到这些潜在的宪法语言，老是片面强调市场经济要求平等交换、平等竞争、受平等保护等平等的内容，是脱离作为整体的宪法的要求的，是对宪法的片面理解。
对比上文所说的内容，以下道理是再清楚不过的了：如果强调宪法确认了的市场经济，强调市场经济的平等精神、平等要求和自由竞争法则，就不能同时容忍用公权力给不同经济成分排座次，不能容忍用超经济、超市场的方式确定哪种经济成分做“主体”、哪种经济成分是“主导”力量，哪种经济成分被排除在充当“主体”、发挥“主导”力量的身份资格之外；而另一方面，如果要确保宪法规定的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确保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就不能完全听任市场发挥作用，就不能无限制地讲身份平等、平等交换、平等竞争、受平等保护。因为，如果这样一味地“平等”下去，到底是私有经济还是公有经济占据“主体”地位、起“主导”作用，根本是未可知的事情。这就是宪法市场经济条款与宪法基本经济制度条款的深层冲突之所在，也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词组中“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深层冲突之所在。这是宪法确认的市场经济及正在蓬勃发展的市场经济的现实与宪法规定的基本经济制度之间发生的深刻的内在矛盾，这是一种宪法的内在冲突，即一方面的条文与另一方面的条文之间的冲突。
面对宪法的这种内在冲突，起草《草案》的物权法人士难免处于两难境地：如果把平等保护作为物权保护的基本原则，难免有违反宪法的基本经济制度条款的嫌疑；而如果把特殊保护作为物权保护的基本原则，又会有违反宪法市场经济条款的精神、要求或法则的嫌疑。显然，单方面强调其中任何一方都会否定另一方，都有违宪嫌疑，都难免受到违宪指责。
要讲清楚《草案》贯彻的物权保护原则与宪法的关系，我还得挑明许多人不愿承认的另一个事实，那就是参与《草案》起草的物权法人士的民法信念与我国宪法基本经济制度条款（记载着基础性物权的原始性分配准则和确认了属于各种主体的物权的不同宪法地位）的内容之间的冲突。作为从近代欧洲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开始的人文主义革命的产物的民法，历来强调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强调自身的与公权力对抗的私法性质和自身的自治。但是，20世纪初十月革命后苏俄宪法的产生，以及随之而来的与公有制、计划经济相适应的民法典、民法学说的出现，无可避免地改变了所有以财产法律上公有为社会经济制度基础的国家里的民法和民法学说，其主要特点是根据宪法突出公有的财产尤其是国有的财产的民法地位，认可不同财产权主体的不平等。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初修改宪法实行市场经济以来，民法学者们大都表现出了抛弃以前苏联民法和民法学说为代表的民法观念的强烈愿望。这种愿望是有些根据的，主要根据是我国实行了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市场经济、允许资本等非劳动生产要素参与分配。但这方面愿望的根据又是很不充分的，因为我国现行宪法规定的基本经济制度条款并没有做根本修改，与当年的苏俄宪法并无根本的不同。
客观地说，我国民法学者现在抱持的民法价值观与当今中国的宪法现实是很不协调的。在确立《草案》需贯彻的物权保护原则时，有关民法学者精神上受到来自两个截然相反的方向的作用力拉扯的情形表露无遗：他们坚持自己以主体平等、私法自治为主要内容的民法信念，因而力倡对不同主体的物权实行平等保护——对于这种坚持自己职业信念的精神，我深表钦敬，尽管其中关于私法自治的说法在21世纪初的今天听起来是那样的不合时宜；同时，他们又不能不面对宪法现实，使《草案》的内容和条文尽可能符合宪法的规定和精神——这种忠于和遵守宪法的精神我也非常敬佩。但遗憾的是，民法学者要在同一部法律《草案》中实现这两种相互对立的追求实际上是不可能做到的。真实情况如何，后文还会论及。
我过去在《宪法之门》一文中谈论《草案》贯彻的物权保护原则，所针对的是《草案》起草者所宣称的平等保护原则，并没有针对《草案》贯彻物权保护原则的真实情况。在宪法中，市场经济条款要求平等和自由竞争，基本经济制度条款要求必要程度的超经济、超市场强制。面对这两种方向相反的作用力，物权法处理两者的关系时，不可能不兼顾和平衡来自两方面的要求，设法搞折中和调和。按这个标准来衡量，《草案》本身是比较好的，基本上折中、调和、兼顾和平衡了宪法在这两方面对物权法的要求。但是，有关机构和专家在许多不同场合对草案关于物权保护原则所做的解释却给人以偏重市场经济条款、相对忽视基本经济制度条款的印象——这是引起争论的很直接、很重要的根源。回想和品味一下过去几个月围绕《草案》的争论，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相关的争议和批评不是《草案》本身引发的，而是有关机构和人士不适当地、片面地解释或解说《草案》引起的，如对于《草案》应贯彻什么样的物权保护原则的争论即是一个例子。在这个例子中，有关机构和人员在对《草案》进行解说时片面地、无条件地张扬了“平等”，而《草案》的真实内容却并不是如此。
从实际的需要看，在2007年初全国人大召开例会之前，能够直接间接参与完善《草案》的机构和人士，若要实现促成《草案》早日成为法律的良好愿望，不妨以解决好《草案》中的直接涉宪问题为中心，花力气同时从三个方向做努力。第一个努力方向是完善《草案》，完善的重点应该是其中的涉宪条款，如本文前面已经提到的存在宪法瑕疵的那些条款。在这方面，关键是严格遵守宪法，《草案》起草者不能按自己认为应该如此或应该如彼的看法，让《草案》有关条文明显背离宪法的规定，不应该再有像将征收、征用的补偿依据由宪法的“依照法律规定”改为《草案》的“按照国家规定”那样的现象出现。第二个努力方向是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从学理上解释、解说好正在完善或即将得到完善的《草案》。我觉得，迄今为止有关机构和人士对于已在某种程度上贯彻到了草案中的平等保护原则的解释是片面的、脱离《草案》实际的。更确切地说，他们解释和解说《草案》的水平不如起草《草案》表现的水平高。这点很可惜。第三个努力方向是考虑和准备以某种形式正式或非正式地解释宪法的有关条款，这是国家立法机关的有关机构和组成人员的职责，但我们从事法学职业的人可以起到促请和提供学理支持的作用。
到底怎样才能做好这些事情，有关的人士自然是见仁见智，各人有各人选择的路径。我个人的具体想法，已经在前引《宪法之门》一文的最后部分表栏目达过，这里不再赘述。但是我认为，要做好《草案》的完善工作、学理解说工作和使它作为法案顺利通过，有关机构和人士在其努力工作的过程中，对一些直接与完善《草案》有关的重要问题应该有基本共识才好。下面我提出几个自认为应该有基本共识的问题并试做出回答，抛砖引玉。
1.平等保护是贯穿《草案》全局的基本原则还是只适用于《草案》中部分事项的普通原则？民法学界倾向于将平等保护看作是贯穿于《草案》全局的基本原则，但我细读《草案》的条文后发现并非如此。民法学界有代表性的说法是：“物权法应当以平等保护为基本原则。……中国物权法应当将平等保护原则贯彻到各项具体制度中，我甚至认为，这是物权法的首要原则。”①这里涉及对基本原则的理解问题。所谓基本原则，当然应该是直接或间接贯穿一部法律各个组成部分的原则，如果一个原则没有这样的普遍意义，它就不是一部法律的基本原则。例如在西方国家的宪法中，人民是宪法基本原则，保障基本人权也是宪法基本原则，但权力分立、制约平衡就不是、司法独立也不是；又如在我国宪法中，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是宪法基本原则，直接间接贯彻到宪法各个部分和章节，而民主集中制就不是，它只适用于国家机关的组织和活动。物权法最核心的部分是所有权，《草案》在所有权部分严格遵守了宪法的有关规定和精神，肯定了的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将土地、矿藏、水流、海域、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几乎全部基础性经济资源都规定为国家和集体所有。这实际上是一种基础性物权的原始性分配，在这种分配中，私人没有任何份额。不仅如此，《草案》也完全排除了现在和将来私人对于这些物的所有权主体资格。甚至《草案》中分类列举物权主体享有物权的范围的条款，也是宪法规定的公有主体垄断全部基础性物权、排除私人对这些物的所有权主体资格的条款的文字延伸。可见，平等保护原则并没有体现在《草案》的“所有权”这关键一编的关键部分（即第4、第5章），尽管其他部分确实体现了平等保护的精神。真实的情况是，起草者没有、也不可能将平等保护作为物权法基本原则贯彻到《草案》这些核心部分中去。我这样说不是批评《草案》，而是表示赞同《草案》，赞同它严格实施宪法基本经济制度条款的做法。当然，我这样说的直接目的，还是想说明，平等保护在《草案》中不是一个基本原则，而是一个适用范围比较狭窄的普通原则。
我们看到，在这些关键环节，起草者客观上在《草案》中贯彻了以国有财产优位为特征的宪法基本经济制度条款；但在另一方面，他们在主观上又显然真诚地相信他们已将平等保护作为基本原则贯彻到了《草案》中。实际情况远不是如此，由于宪法基本经济制度条款与市场经济条款的深层矛盾，《草案》要做到充分满足两个对立方面中一个方面的要求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之所以声称两个目的都达到了，或许可以解释为他们既不能不贯彻宪法基本经济制度条款，又需要用成功坚守了自己的学科信念来自我宽慰。
2．物权主体资格平等与不平等主体的相同物权受平等保护相比，哪一个平等更基础？如果一定要说在《草案》中贯彻平等原则，物权主体的权利能力平等比不平等主体的相同物权受平等保护更重要、更基础。《草案》起草机构和人士若真要强调平等，倒是应该从享有对物的所有权的主体资格平等讲起。而众所周知，同样因为宪法基本经济制度条款的原因，我国的包括物权法在内的民事立法只能够确认不同的私人的主体资格平等，不可能确认私人与国家、集体主体资格平等，例如在取得前面所说的基础性经济资源的所有权方面就是显例。如果超出物权法范围看问题，基于同样原因，私人权利能力不能与国有企业权利能力平等的例子就更多了，如在通常所说的那些涉及国计民生的关键领域的垄断性生产和经营方面。所以，关键领域公有、国有权利人主体资格居优是中国民法不同于欧美日等西方国家的民法或商法的地方，这就是中国民法的社会主义特色！任何人都改变不了这个格局，除非修宪。《草案》解说者们没有实事求是第指出在享有对物的所有权的主体资格方面仍然存在的不平等这一前提，只谈论物权受狭义地“保护”方面的平等，在不小程度上误导了民众对《草案》的认识，也不必要地给自己找了麻烦。
我指出这一点，是想说明，《草案》在享有基础性物权的主体资格方面并没有确认平等，也不可能确认平等。只要宪法基本经济制度条款继续存在、只要起草者依照宪法办事，情况就只能如此、也应该如此。
3．“平等保护”原则中的“保护”是狭义的还是广义的？从《草案》的具体条款看，“平等保护”中的“保护”是狭义的、不是广义的。人们谈论物权法时，“保护”一词明显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当人们说，“物权法是保护权利人物权的法”时，其中的“保护”一词是广义的，是就整个的物权法与物权的关系而言的；相对地，当人们读到《草案》第三章的标题“物权的保护”时，应该都能意识到这里的“保护”是狭义的。如果有人是在“保护”一词的狭义上说《草案》贯彻了“平等保护”原则，那是实事求是地评估的结果、符合《草案》的实际情况，在政治上、宪法上都不会遭遇太大的挑战。相反，如果有人是在“保护”一词的广义上说《草案》贯彻了“平等保护”原则，那就不是实事求是的，显然不符合《草案》的实际情况，因为《草案》固定了不同的主体在物的所有权面前权利能力不平等的宪法内容。不仅如此，如果在“保护”一词的广义上谈论物权法和在《草案》中贯彻“平等保护”原则，尽管只可能是空谈或讨论一种并不存在的幻像，也必然会在政治上和宪法上遭遇批评。巩献田教授在政治上对《草案》的否定、我本人在《宪法之门》一文中从宪法学角度对平等保护原则合宪性的质疑，与其说是针对《草案》实际贯彻的物权保护原则的，毋宁说主要是针对《草案》起草者从广义上宣称已贯彻于《草案》中的平等保护原则的。所以，在广义的“平等保护”原则并没有真正贯彻到《草案》中去的情况下，从广义上声称或张扬《草案》贯彻了“平等保护”原则，利少弊多，在包装和推销《草案》方面，可说是犯了策略错误。如果从政治上看或用宪法基本经济制度条款衡量这种做法，更是容易遭到质疑。从宪法基本经济制度条款与市场经济条款平衡的角度看，这也是有关机构和人士学理上出现顾此失彼情况的表现。
4．《草案》贯彻的平等保护原则涉及的平等是形式的还是实质的？我以为只能是形式的平等，不可能是实质的平等。法律上平等与形式平等基本上是同义词，法律可追求实质平等，但不可能直接体现实质平等。实质平等只能体现在法律实施形成的社会后果中，是否实现实质平等要考察法律的实施后果才能知道。而且，实现实质的平等保护就是做到了有效保护。另外，哲学公理告诉人们，形式与实质同一或形式直接体现实质只能是偶然的情形，形式与实质不同或有差别才是必然的、常见的和一般的情形。所以，形式相同的保护一般来说不会是实质平等或同等有效的保护，而实质平等或同等有效的保护所要求的法律形式一般应该是不一样的。在物权保护这个具体问题上，情况也是如此。因为，具体的某项物权的实际受保护水平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如有关的财产所处的地理位置、本身的存在形态、与物权尤其是所有权主体结合的紧密程度、物权主体是自然人还是法律拟制的人格等等都有关系，当然更受立法保护的状况，法律实施、法律适用的情况的影响。无论如何，法律只是决定物权受到的实际保护水平高低的因素之一，尽管这个因素往往是最为重要的。
5．《草案》贯彻平等保护是不是有某种不平等的前提？不平等的前提是明显存在的，问题只在于《草案》起草者愿不愿承认或是否认为有必要论及。宪法已经对基础性物权做了原始性分配，已经将社会的基础性物权全部划归了国家和集体，并严格限制了私人享有所有权的范围——这些都是《草案》起草者不能不承认、不能不尊重的宪法现实，也是已经写进了《草案》的内容。《草案》对物权的平等保护只能以承认这个现实为前提，而实际上《草案》也是充分尊重了这个宪法现实的。或许是因为民法学者太忠于平等的学科价值观和以平等为核心的学科信念了，他们往往极不愿意承认他们主导起草的《草案》贯彻的平等保护原则是以基础性物权的原始性分配不平等和不同物权主体在所有权方面的权利能力不平等为前提的。但是，不管他们口头承认不承认，《草案》是明白无误地承认了的，请看《草案》第5章的各个条款。
基于以上诸方面的看法，我初步获得了如下结论：（1）把平等保护做广义的理解并使它成为物权法的基本原则，或让私人和国家、集体一样享有平等的所有权主体资格，或试图取消平等保护在基础性物权原始性分配方面宪法上的不平等前提，实际上都是不现实的。因为，这涉及修改宪法的基本经济制度条款，而现在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去修改这些条款。（2）国有物权特殊保护原则不符合宪法市场经济条款的要求和精神，在其现实性上已不合时宜，但它却是宪法基本经济制度条款所要求的，而且符合作为整体的宪法文本的本意——这点我在《宪法之门》一文中已证明过。（3）在狭义上贯彻对物权的的平等保护原则，以实现对物权狭义的但却是实质性的平等保护为目的，是可以落实到物权法中的现实目标；这个目标符合宪法的市场经济条款的要求，是当今中国所不可或缺的，但却与宪法的基本经济制度条款相冲突，也不符合作为整体的宪法的本意，有违宪嫌疑；不过，但这种嫌疑可以用正式或非正式解释宪法的方法来消除。（4）传统的国有财产特殊保护原则涉及的“保护”范围本来就是狭义的；与此相对应，用释宪的方法肯定的平等保护原则涉及的“保护”范围，也只可能限于狭义的，超出这个范围就属于修改基本经济制度条款的问题了。（5）就狭义的保护而言，实质性地对公有或国有权利人的物权实行特殊保护，在当代中国已绝对不可行，但为了达到对一切权利人的物权都给予实质性平等保护（即同等有效的保护）的目的，根据实际需要对公有、国有权利人的物权给予特殊形式的保护是可以而且必要的。
我以为，如果有关的机构和人士承认有上述问题并就它们达成了基本相同或近似的看法，如何具体理解和处理《草案》中物权保护原则的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大方向确定了，具体的路径选择就纯粹是技术性的了，而且，达到目的的路径往往也不会只有一种。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谈细节就显得有些多余了。
注释：
①童之伟：《物权法（草案）该如何通过宪法之门》，《法学》2006年第3期。
②指由中国法学会主办、重庆高级人民法院和西南政法大学承办，于2006年6月24日至25日在重庆召开的物权法研讨会。本文是作者在那次会议上的发言稿的修订稿。
③有些地方虽然仍有争议（如物权法草案是否像民法通则那样复述有关的宪法原则等问题），但我以为，除本文涉及的几点之外，《草案》对其他的涉及宪法的地方的处理方式是合乎法理的，可不必讨论。
①韩大元：《由物权法（草案）》的争论想到的若干宪法问题》，《法学》月刊2006年第3期。
①例如，张千帆、张翔、郑贤君、范进学、胡锦光、王锴、韩大元等人在《法学论坛》2005年第1期上的系列文章，林？在2005年《了望》第6期上的文章，以及反映在《行政法学研究》2004年第4期关于“公共利益”研究综述中的观点。这些只是研究“公共利益”的全部论著中的很少一部分。
①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主席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的报告》，2004年3月12日，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报2004年3月号。
②在过去的两年中，法理、宪法、行政法领域已发表了数十篇讨论“公共利益”的文章，其主旨都在于确定和适当限定公共利益的范围，结束征收征用机关对公共利益做任意的解释的的局面。在中国法学会于2006年6月24－25日在重庆召开的“物权法研讨会”上，在要不要界定“公共利益”的范围的问题上，学者们意见不一，但主张界定“公共利益”范围的学者在人数上居绝大多数。
①《宪法》第9条条规定，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森林和山岭、草原、荒地、滩涂除外；《宪法》第10条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
物权法论文 篇六
[关键词]物权法平等保护国家所有权借鉴与继承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6次会议决定把经过三审的物权法草案内容向全社会公布并广泛征求意见后，物权法成为社会最为关注的话题。围绕物权法的制定在理论界也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大多数观点认为物权法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同时也充分反映了改革开放的基本成果。但也有少数人认为该法存在重大的制度缺陷，甚至认为物权法有违宪的嫌疑，其核心和重点是保护少数人的权利，并认为目前我国社会生活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如分配不公问题、国有资产流失问题等，都归结为物权法作用的结果。这种不正确的观点既是对物权法作用的误解，同时在理论上上也是十分有害的。因此有必要在理论上加以澄清。
一、如何看待物权法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
物权是民事主体依法对特定的物进行管领支配并享受物之利益的排他性权利，是一定社会的财产所有和支配关系的法律表现形式。按照理论界的通说，物权法的主要作用范围在于界定产权关系。产权制度或产权界定的基本功效就是给市场主体提供一个追求长期利益的稳定预期和重复博奕的规则，从而使市场交易主体对自己的资源有比较可靠、明晰的权利边界，并对财产的价值和收益及行使财产权所获得的利益形成合理的期待，其最终目的是为了鼓励人们积极创造社会财富。完备的物权制度和物权规则是民事主体从事交易活动的前提和前提。物权制度的另一个特点是该种权利具有强烈的排他性，这种排他性决定了物权权利具有良好的可转让性，即权利边界明确的权利人可以根据市场规律以双方经过博奕后商定的价格自由地处分自己的权利。由于这种物权交易的实质是人们对利用资源的权利的选择和交换，因此，对物权的处分行为的实施结果可以使资源通过市场主体的意志流向出价最高的购买者，而这种出价最高者在大多数情况下又是自然资源的最高使用效率者。当然制度供给决策者必须对制度约束变量有较为深刻的认识，不仅仅要考虑到制度的预期收益诱导，也要受制度创新的成本约束。
但另一方面我们不能不看到，与其他任何法律一样，物权法的作用同样具有有限性。这有几层含义：一是说取物权法作为民法的一个组成部分，主要调整的是静态的财产关系。换言之，物权关系是财产流转关系发生的基础和结果，但它本身并不涉及财产流转的内容。其二是说民法作为一个法律部门其作用具有有限性。由于社会关系的复杂性，任何一个法律部门都不可能对所有的社会关系都作出相应调整，从而使法律部门的划分成为必要。而任何法律部门的调整目标都具有特定性。不仅如此，传统民法所调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在现代社会中的界限已经不再如原来那样泾渭分明。财产权的范围在扩大，从有形走向无形；财产权的体系也在不断演变，人格权与财产权相互交叉，并逐渐向财产权渗透。加之因物权和债权的相互渗透而导致的物权关系的债权化和债权关系的物权化，也是物权法的作用越来越依赖于其他法律部门的综合作用。三是说法律本身其作用具有有限性。对社会关系的调整除了借助于法律手段之外，还必须借助于其他手段，特别是道德手段。在对社会关系的调整上，法律不是万能的。
二、如何看待物权法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关系问题
构建和谐社会是现代法律的基本目标之一，也是评价法律制度优劣的主要尺度。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物权法扮演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其原因在于，作为和谐社会的构成要素之一是要求社会公众必须有良好的行为结果预期。而要实现这种良好预期就要求公民必须有稳定的可支配财产、财产的权利边界比较明确且能够受到其他人的尊重。在没有法律之前，人对财产的利用是通过占有而实现的，但这种单纯的占有由于没有权利的外衣，因此具有不稳定性和易受侵害性。物权是物权法调整物的占有关系的结果。当人对物的占有受到法律的确认，占有人可以凭借国家公共权力排除他人对占有的侵犯、干涉、妨碍时，对物的占有也就不再是一种单纯的事实，而成为一种财产权利——物权。而物的归属关系是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财产关系。就全社会而言，重要生产资料的归属如何，不仅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同时也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就个人而言，将一定物质资料攫为已有，供其生产消费与生活消费之用，是人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因此人类社会自从有了国家和法律，物的归属关系便成为法律规定和调整的重要对象，自主占有人对物的占有也因此而成为国家公共权力保护的重要对象。马克思说：“私有财产的真正基础即占有，是一种事实，一个不可解释的事实，而不是权利。只是由于社会赋予实际占有以法律的规定，实际占有才具有合法占有的性质，才具有私有财产的性质。”（1）法律规定和调整物的归属关系的规范的总和，构成物权法的重要制度——所有权制度。法律通过充分保护财产特别是私有财产的所有权，通过建立明晰的产权制度，可以使个体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实现有机统一，从而能够帮助人们形成对财产的安全感和对自己未来的安全感。“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2）不仅如此，作为物权法的主要作用之一就在于“定纷止争”。财产权属不清是一切纠纷产生的最根本原因。商鞅说：“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可分以为百也，由名分之未定也；”（3）慎到说：“一兔走街，而人追之，贪人俱存，人莫非之，以兔为未定分也。”（4）一旦产权界定清楚，就会使这种基于产权界定不清而引起的纷争得到最大限度的减少。“兔积满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也，分定之后，虽鄙不争。”（5）“夫卖兔者满市，而盗不敢取，由名分已定也。故名分未定，尧、舜、禹、汤且皆如鹜焉而逐之，名分已定，贫盗不取。”（6）
三、如何看待物权法与国有资产流失之间的关系
国有资产流失是目前社会极为关注的问题之一。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同志在2005年9月26日物权法草案修改意见座谈会上郑重提出，物权法的制定的任务之一就要防止国有财产流失。这一论述对我国物权法的制定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从实践来看，我国国有资产的流失按其流失方式可分为交易型国有资产流失和体制型国有资产流失。其中导致交易型国有资产流失的主要原因是信用制度的缺失和国有资产交易中的机会主义盛行。信用制度缺失的直接动因是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利益主体的多元化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和发展的力量之源，而主体的多元结构必然导致利益趋向的冲突。信用秩序的作用就在于将市场主体自我对冲突的化解限定在一个可控的框架内，以免危及市场的交易安全。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信用秩序的作用可以由经济管制来完成，交易的安全性不容质疑，所以信用问题并不突出。但是一旦对市场主体的管制大大减少，丧失信用又能获得额外利益，一些不正当的手段就自然成为交易手段的选择。当相当的市场主体为避免受害而主动放弃信用或者减少交易的时候，我们就面临一个“囚徒困境”。与信用缺失相伴而生的是市场主体的机会主义倾向严重。“机会主义”行为在经济学中被定义为“用虚假的或空洞的，也就是用非真实的行为威胁或承诺来谋取个人利益的行为。”（7）“机会主义”行为不但存在于国有企业当中，而且也存在于所有的市场主体中，只不过相对于其他市场主体而言，国有企业中的机会主义更加明显。国有财产的主要使用者是国有企业或公司，国家和公司作为不同的经济主体，各应有其专属的活动领域，因此二者之间的财产关系的实质就是确定各自所享权利的范围和界限，也就是如何在国家所有权与企业经营权之间找出二者的“黄金分界线”，以便使国家所有权内部达到最优化结合。它又有两个基本的要求：一是公司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地位，二是国家根本利益的实现。一方面，国家作为所有权主体，要想不丧失对国有财产的所有权，除了据此获得一定的经济利益即在利益上实现所有权外，还应当通过某种方式（如制定国有财产的使用规则等）将自己的意志直接达于国有财产，即在意志上实现自己的所有权。另一方面，公司作为社会化大生产的具体经营形式，要求必须享有一定的财产权，公司只有在享有独立财产权的情况下，才能于运动变化之中将生产各要素合理组织起来，达到最佳经济效益的结合。二者博弈的结果导致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当资本的所有权和控制权以及与此相关的经营管理权发生分离以后，可能导致的最大问题就是公司的经营管理人怠于履行义务。由于作为委托人的公司资本所有者和作为人的经营者在行为目标上的不一致性，因此，人（经营者）在公司经营行为中可能会主动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不是去追求委托人（资本所有者）利益的最大化，甚至可能会为追求自身利益而侵害委托人利益。不仅如此，人基于职业的关系，可以拥有大量不为股东（人）所知晓的内部信息，因此在自己利益与股东或公司利益发生冲突而又缺乏必要监督的情况，公司内部人就可以凭借自己所掌握的巨大权力和拥有的大量信息，作出不利于公司的自利、轻率甚至违法的行为，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从而使公司为此不得不付出高昂的“成本”。（8）
虽然防止和堵塞国有资产流失的各种渠道是许多法律的共同任务。但相对于其他法律而言，物权法扮演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其原因在于，物权法不但是一种行为规范体系，而且也同时兼具有裁判规范的性质。其内容除了要对对物权行为的实施提供明确的指导之外，更重要的任务是对物权主体的物权利益提供强制性的法律保护。物权法对国有资产的保护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加以实现：一是通过设立合理的物权体系，特别是通过建立完备的用益物权制度，强化物的合理利用方式，从制度层面使物的效用得到充分发挥，以实现国有财产的保值和增值。另一种方式是通过完善的制度构建，即通过明晰产权和实行完备的法律救济，从制度上堵塞国有资产流失的漏洞。值得说明的是，目前我国所出现的各种类型的国有资产流失，并不是物权法的过错。恰恰相反，国有资产流失的愈演愈烈，正是因为我国长期没有物权法律制度的必然结果。当然国有资产流失问题的彻底解决，仅靠物权法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其他许多法律的共同规范，更需要其他政策和措施的共同作用。
四、如何看待物的所有和物的利用之间的关系
传统的物权制度是建立在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在以风车、水磨、马车为代表的生产工具和简单交易方式条件下，人们对于财产的认识更多地局限于财产的使用价值形态，并且财产的使用也主要局限于财产的所有人，由非所有人使用自己的财产，如地役权、地上权，那仅仅表现为一种例外，而且一般都在所在权人的控制之下进行。因此整个物权制度的设计是围绕所有权而展开的。他物权或称限制物权作为不完整的不充分的物权，是所有权的派生。他物权的存在虽然是对所有权的某种限制，但其本质仍然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所有权。但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财产对于我们个人乃至社会，更多地不在于它的归属状态，而在于它的流转状态，即在流转中发挥其效用、在流转中得到增值。人们并不单单依靠占有更多的财产来满足自身的需要，而是通过不断地利用财产以实现人类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从而推动社会的发展。（9）因此，在当今世界无论资本主义社会或社会主义社会，都存在物的他主利用的社会必然性和必要性。由于法律作为一种上层建筑，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其作用“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10）因此调整物的利用关系也就成为物权法的另一重要任务。在物权法中，他物权制度是比所有权制度更为复杂的一项法律制度，需要我们更加耐心和理性地加以设计。值得注意的是，他物权制度的设计主要是针对土地、特别是农村土地而展开的。农村土地的权属关系和利用关系在我国更具有现实意义。我国的农村土地其所有关系是集体所有、其使用方式是承包经营。事实上早期的土地承包，只涉及农户的耕作权。其他的相关土地权利，包括农产品的市场交易权，以及承包土地的流转权等等，都是后来“改革深化”的结果。随着各种深化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措施的逐步展开，由于各地的人地关系结构、经济发展水平不一致，各地明显出现异质化倾向。比如，在各地，土地分配的办法及标准是不同的，农村集体对土地所有权行使实际不同，对于经营土地的继承、转让等权利，虽然法律没有规定，而事实上其已经在许多地方存在。因此，在目前这种状况下，制定物权法规则以确立土地上的权利结构，必须考虑农民的真实需要和社区的实际情况，在农村土地使用权内容、所有权主体、社区成员资格权实现方式上，不能够以国家意志来随意剪裁现实，否则法律规则的实际效果将会不尽人意。（11）因此有关物权的立法应当谨慎而理性，在利用公共权力确定土地权利的时候，尽可能的获得各种影响土地利用效率的信息，在农村经济改革已经使市场经济有一定发育的前提下，由政府提供的制度安排，要实现预期净收益最大化，必须付出比需求诱致性更为高昂的成本。（12）
五、如何看待物权法中的借鉴和继承的关系问题
在世界经济日益全球化的今天，社会经济文化的融合趋势越来越明显，因此任何一个国家法律的制定都不可能不受其他国家的影响。不仅如此，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作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是人类共同的社会财富。因此在我国物权法的制定过程中，必须充分借鉴和移植其他国家的先进的法律制度和法律理念。这一观点不但适用于公司法、破产法等直接调整市场经济关系的法律，而且也适用于带有强烈私人色彩的民法制度。“物权”一词是由中世纪注释法学派首先提出来的，是注释法学派在研究罗马法时对罗马法规定的所有权、用益权、居住权、奴畜使用权、地役权等财产权的抽象。在法律上正式使用“物权”概念始于1811年制定的奥地利民法典。1896年制定的德国民法典以“物权”作为其第三编的编名，系统地规定了所有权、地上权、用益权，地役权、抵押权、质权等物权。自此之后，大陆法系各国纷纷仿效德国民法典，在自己的民法典中规定符合本国国情的物权制度。我国物权法的制定同样不能不对外国的成功经验和理性制度进行借鉴。另一方面来说，物权法作为与公民社会生活联系最为密切的法律，除了要注意对先进法律文化和法律制度的移植之外，还要求其规范内容必须与我国的传统伦理观念和道德要求相一致，并最大限度地尊重长期形成的各类民事习惯。其原因在于，任何法律制度和产权规则都必须考虑与以往法律制度和产权规则的衔接。任何社会中文明的进化包括法制文明的进化都不可能没有积累和继承。只有这样，经过长期积累而逐步成型的一些既定的财产权利、法律制度和产权规则才不至于因新订法律的不承认而引起社会关系的动荡。如果根本无视法律产生的社会需求和文化底蕴，而仅仅将所谓的外国的先进法律规定“移植”到异质社会中，法律必将与现实生活脱节，毫无实际效用。因此，正是基于对社会波动的担心和新旧法律制度在衔接上的困难，因此在法律的制定过程中常常采取保守的、渐进的举措。我们在物权立法中所需要做的应当是，在传统文化和传统习惯与现代法制精神之间建立其一个可以沟通的桥梁，在扬弃和继承的基础上构建出一套既适应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又可得到广泛社会接受的社会主义物权法律制度。
六、如何看待国家在物权法中的特殊地位问题
根据马克思主义法学观点，所有权作为一种法律制度，其本质是表现并保护一定社会形态下的所有制关系。而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乃是生产关系总和中的核心关系，或者说是在整个生产过程中产生其他生产关系的基本关系。（13）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了所有权的性质，内容和形式，反过来所有权制度又起到确认、保护和促进所有制的作用。同时，所有权制度作为一种意志关系，具有相对独立性，不仅仅是社会物质关系的简单模拟和直观的反映。“虽然一定所有制关系所特有的法的观念是从这种关系中产生出来的，但另一方面同这种关系又不完全符合，而且也不可能完全符合。”（14）这是因为所有权不仅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表现，而且也是对社会商品经济关系的反映。所有权不仅反映出静态的财产归属关系，也反映出动态的财产流转关系。所有权是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前提，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所有权从前提到结果的运动过程，表现了价值规律的客观作用。（15）在我国的所有权关系中，最为基础和最为复杂的是国家所有权。
现阶段的国家作为财产主体可以表现为三种情况：一是对资源型财产的国家所有权；二是对营利型（或称国有企业支配型）财产的国家所有权；三是非营利型（或称行政事业型）财产的国家所有权。其中以第一种种最为典型。自然资源的核心内容是土地。社会主义公有制是改革必须坚持的政治前提，所以土地私有化不可能得到社会的认同。土地作为农业大国的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权利制度的改革也只能在维护原有公有制的前提下，通过创新的土地权利来实现土地利用的高效率。（16）在财产的取得方式上，国家有着其他民事主体所不具备的优势。（1）国家可以采取强制手段取得所有权。国家可凭借其手中的公共权利，不顾原所有人的意志，采用征税、国有化、征收、没收等强制手段将公民个人或集体的财产收归国有。但国家采取强制措施取得所有权，须受到法律的严格限制，只有在因维护社会公益所必要的情况下，方可采取此种手段，而且，对于因此受到损失的公民，还须给予一定的补偿。（2）国家有权取得所有人不明的，埋藏物、隐藏物及无人认领的遗失物。我国《民法通则》第19条第1条规定：“所有人不明白的埋藏物、隐藏物，归国家所有。接收单位应当对上缴的单位或个人，给予表扬或者物质奖励。”（3）国家可以取得无人继承的财产。根据我国《继承法》第32条规定，公民死亡之后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财产，归国家所有，死者生前是集体所有制组织成员的，归所在集体组织所有。由于国家土地所有权在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因此我国《宪法》、《民法通则》、《土地管理法》都非常重视对国家土地所有权的保护。《民法通则》第73条规定：“国家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在未来的物权立法中，我们应当采取更加有效和多样的手段，加强对国家所有权的保护。
七、如何看待物权法对公有财产和私有财产的平等保护问题
物权法论文 篇七
[关键词]所有权保留所有权转移非典型担保
我国对所有权保留制度没有详细的规定，只在1999年《合同法》第134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在买卖合同中约定买受人未履行支付价款或者其他义务的，标的物的所有权属于出卖人。”在2007年《物权法》中既没有将所有权保留作为动产交付转移所有权的例外进行规定，也没有将其作为债权担保规定在担保物权中，由此可见，立法者对所有权保留的认定仍然停留在债权领域，没有将其放在物权领域中思考，有待于未来在物权法的修订中逐步完善。本文拟从物权法的角度解读所有权保留制度，以期对未来物权法的完善产生一定的作用。
一、所有权保留的含义及性质
所有权保留制度是是指在商品交易中，根据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的约定，出卖人移转财产的占有于买受人，而仍保留对该财产的所有权以作担保，待买受人交付价金或完成特定条件时，该财产的所有权始发生移转的一种法律制度。在所有权保留下，标的物的所有与占有相分离，出卖人以保留所有权作为其价金债权的担保方式，通过取回占有及再行出卖和破产取回权等手段来保障价款的清偿；买受人则可于首付一定价款之后便占有利用标的物，尽早地从中获得利润或享受，而无须劳烦他人或另行提供担保物作为偿债担保，同时，还能通过时间差增加偿债能力。所有权保留制度不仅能起到保障债权实现的担保目的，同时能最大限度、最快速度实现物尽其用从而促进社会的经济发展。从其内容来看，所有权保留制度之核心是所有权的附条件转移，并同时以延缓所有权转移这一方式而对债务清偿产生实际的担保效用。故从性质上看，所有权保留实质为一种权利移转型的非典型担保。因此，有学者称之为附条件买卖或者所有权保留担保。在现实生活中主要体现为分期付款买卖、赊销与试用买卖。出卖人可在受让人不依约定偿还价款、不依约定完成特定条件或将标的物出卖、出质或为其他处分时行使取回权以维护自己的担保利益，督促受让人积极履行债务，能够很好的平衡双方当事人的利益。
二、所有权保留的设立与公示
所有权保留是一种特殊的担保物权，与抵押、质押、留置相比较，手续更为简便，效率更高。由于标的物在所有权转移之前，已经由出卖人交付给受让人直接占有，第三人极有可能与受让人进行交易，第三人能否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如何平衡出卖人与善意第三人的利益？这就涉及对所有权保留的设立与公示问题。
所有权保留的设立原则上没有形式上的要求，各国规定不一，有的较为宽松，双方意思表示一致即可，口头形式也可以，但非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各国一般规定采用书面形式，以方便取证。我国司法实践亦认为采用书面方式更有利于减少纠纷。
一般所有权变动的公示方法，如果是不动产采取登记，动产则采取交付。公示的效力，历来有意思表示主义、公示要件主义、公示对抗主义。意思表示主义是指当事人之间的约定即可产生公示效力；公示要件主义是指当事人仅有约定不能产生公示效力，必须采用法定的公示方法，所有权变动的法律效果才能产生；公示对抗主义是指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即可产生所有权变动的法律效果，但若没有采取法定的公示方法，则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如何取舍，取决于立法者的价值判断以及实践中的可操作性。按照我国《物权法》的相关规定，不动产与一般的动产采取公示要件主义，船舶、航空器、机动车等特殊动产采取公示对抗主义。公示能产生相应的公信力，善意第三人可以基于善意取得制度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或期待权。
不动产和特殊的动产所有权保留采取登记的方式就能产生较好的公示效力，问题是动产所有权保留的情形下，其最大缺陷正是所有权人缺乏占有的公示性，第三人很难知晓所有权的真实情况，如果买受人违反约定与善意第三人进行交易，如何保护出卖人与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因此，对于这种特殊的所有权变动方式，建议采取登记对抗主义，即双方当事人的约定能够产生所有权保留的法律效果，但非经登记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
三、所有权保留中在物权法中的效力
所有权保留是一种通过延缓所有权移转的方式来担保出卖人货款债权获偿的担保方式。
关于所有权转移时间的规定，我们先搜索我国相关立法规定：
1.《民法通则》第72条第2款：按照合同或者其他合法方式取得财产的，财产所有权从财产交付时起转移，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2.《合同法》第133条：标的物的所有权自标的物交付时起转移，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3.《物权法》第23条：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为了很好的分析所有权保留在所有权转移法律适用上的矛盾，下文仅以动产为例来进行剖析。
动产所有权的变动时间，依据《民法通则》和《合同法》规定，以交付为原则，以法律特别规定和当事人约定为例外；而根据《物权法》规定，以交付为原则，以法律特别规定为例外。交付是指受让人直接占有的情形，不包括占有改定、指示交付等间接占有的情形。对于占有改定和指示交付，我国《物权法》第26、27条以例外规定了其所有权转移的时间。但是，对于所有权保留而言，物权法并没有明确规定其所有权转移的时间；只是在合同法第133条、第134条规定可以通过约定来规定所有权转移的时间。可见，此次《物权法》与《合同法》产生了适用上的矛盾。如果按照物权法规定，在法律没有有明确规定的情形下，动产所有权的转移必须以交付（即转移占有）为所有权转移的时间；而在所有权保留情形下，标的物已经转移占有，但所有权却没有转移。这一规定是通过当事人约定产生的，但当事人的约定并不能成为物权法动产所有权转移时间的例外。如果按照合同法规定，则当事人可以通过约定的方式来约定所有权转移的时间，不受法律规定的限制。对此，我们在司法实践中该如何适用法律。我们都知道，合同法遵循合同自由原则，大多数都是任意性规范，允许当事人通过约定排除规范的适用；物权法遵循法定原则，物权的种类、内容、所有权转移的时间都遵循法律的规定。我们来考察一下所有权转移究竟是物权问题还是债权问题，所有权转移从法律效果来看显然是物权行为，合同仅是产生所有权转移的原因行为。既然是物权行为，就应该以《物权法》的规定为准。现行《物权法》规定只能在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情形下才能不以动产交付的时间作为所有权转移的时间，不能以约定来排除物权法的强行性规定。对此问题，我个人认为应当在物权法第第一编第二节“动产交付”中增加所有权保留的规定，以法律的形式作为物权法第23条规定的的例外情形。建议如此规定：“动产所有权转让时，双方约定买受人未履行支付价款或者其他义务的，标的物的所有权属于出卖人时，动产所有权自买受人履行支付价款或其他义务时转移。”
四、总结
通过对所有权保留的含义、性质、公示和效力的分析，并对其所有权变动时间的法律适用问题进行探讨，从而得出所有权保留制度在物权法领域的重要价值：一是其是所有权变动的一种特殊方式；二是其是一种特殊的债权担保方式。
所有权保留已经在赊购、分期买卖、试用买卖等情况下广泛采用，是出卖方最为有效的担保方法，《物权法》应当将其规定在担保物权中规定其设立、公示、对内与对外效力，并明确规定其担保效力，从而超越其停留在债权领域的立法现状。而且，作为一种特殊的所有权变动方式，在所有权变动中，需要对其进行明确的规定，从而保持与现行《物权法》的协调一致。所有权保留制度涉及的许多问题，本文还未详细探讨，留待更多的学者继续思索和研究。
参考文献：
余能斌侯向磊：保留所有权买卖比较研究。法学研究，2000年第5期，第74页)
物权法论文 篇八
2004年8月3日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草案）》（修改稿）。该稿中第一编第二章规定了“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对不动产、动产的转让等物权变动行为及其过程作出了系统的规定。但是，这个草案中通篇没有提到“公证”二字，而仅仅规定了“不动产登记”以及部分动产登记制度。这似乎说明，在物权变动中，登记是惟一的决定性环节，而公证似乎被物权法驱逐出去、完全不具有法律行为生效意义了。这样的一种规定，不仅对公证法制的建设不利，而且也不符合我国国情及现实需要，同时和国际惯例、尤其是大陆法国家的通常做法和最新发展趋向也不相符合。因此，笔者认为，应当在物权法中充分重视公证制度的地位和功能。
一、公证应当成为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必经前置性程序
笔者认为，在我国物权立法中，应当将公证制度引入其中，作为物权变动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对待，其理由主要是摘要：
（一）从物权变动模式看，我国采取的权利登记制和实质审查制为公证制度的引入提供了制度性前提
物权变动模式主要是指不动产物权变动模式，从大陆法国家来看，物权变动模式主要有两种摘要：一是意思主义的立法模式，二是形式主义的立法模式。从我国物权法的草案规定看，我国采用的物权变动立法模式基本上属于形式主义的立法模式。我国物权法对于不动产物权变动模式的选择具有两个显著特征摘要：一是采用登记生效制度，物权变动以登记为准；二是采用实质审查制，在登记时由登记机构首先进行实质审查，只有在实质性审查过关后，登记机构才予以登记。姑且不论由哪个机关进行实质性审查为较佳选择的新问题，单就这两个特征的内容看，应当说，它们为公证机关在物权变动中有所作为提供了可能或空间；假如我国物权法实行相反的原则，即假如实行契约登记制和形式审查制，尤其是只要实行了形式审查制，公证机关在物权变动中予以介入的可能性便不复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物权立法尚没有从根本上或理论体系上否定公证机关介入物权变动过程的可能性，这是我们讨论公证机关在不动产物权变动中发挥功能的前提条件。
（二）较之登记机关而言，由公证机关对物权变动的过程进行实质审查，具有诸多优势和正面效应
既然对物权变动要进行实质审查已经确定，那么，是由登记机关行使其职能抑或由公证机关担负其责任呢？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似乎只能在这两种类型的机构中作出抉择。抉择的过程就是优劣比较的过程，同时也是对将来发展趋向进行猜测和规划的过程。比较的结果，笔者认为，由公证机关行使对物权变动的实质审查权是最为适合的。理由具体是摘要：
其一，从机构改革来看，我国的登记机构都为行政机构，而行政机构的职能正处在改革和转变之中。放弃对物权变动的实质审查权，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强化其宏观调控能力。和这种变化相映成趣的是，公证机关的性质在迅速发生变化。公证法（草案）规定摘要：公证机构是依本法授权履行国家公证职能的公益性、非营利性的事业法人组织；公证机构依法自主开展业务，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目前公证机关经过改制，基本上已经成为事业性机构，其行政色彩逐渐淡化乃至消退，其中立性、独立性、服务性和中介性特征日益明显。由具有这些特征的公证机关、而不是传统的公证机关来行使实质审查权，不会导致政府职能扩张或膨胀的弊端，符合我国行政管理体制变革的方向和规律。另外，由作为行政机关的登记部门行使实质审查权，有可能导致国家公权力对申请人私权利的干预和侵害，而将目前的登记机关从行政机关中剥离出来，几乎不具有现实的可能性。
其二，从能力上说，由公证机关行使对物权变动的实质审查权更加合理和现实。由非专业性的登记机关来确定专业色彩浓厚的物权变动过程的真实性和合法性，难以说服申请人，很难提升其权威性和公信力，因此之故，虽然登记机关通过实质性审查进行了物权变动登记，当事人以及社会上的相关第三人，也不会感到放心。相反，由公证机关担当此任，情形就会大不一样。因为，公证机关属于专业性的以法律服务为己任的社会中介性机构，公证员必须通过司法考试，公证员要经过司法部长任命，他们属于法律职业共同体中的成员，因而具有相同或相似的法律思维能力和判定能力，由他们来从事具有预防纠纷性质的实质审查权，显然比较适合，其结果也较能够获得交易双方的认同和接受。
其三，从制度建设上说，由公证机关行使实质审查权，具有系统的制度保障。我国到目前尚无一个系统的登记制度，更不用说完善的登记法了，要依靠物权法来建构和完善登记制度和程序，也是不现实的。公证制度通过独立的公证法加以确立，具有系统性、强制性、科学合理性以及可操作性等优点。从公证法（草案）看，其条文有近70条，内容涵盖公证性质、公证机构设置、公证业务辖区、公证员、公证业务范围、公证效力、公证救济以及法律责任等方方面面，这些都是确保公证机关对物权变动进行恰当监控的有利条件。比如，公证文书具有非凡的证据效力，在有相反证据推翻公证文书之前，法院必须采纳它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而登记是不具有这样的非凡证据效力的。就这一点而言，物权变动的双方当事人就会更加倾向于选择公证。
其四，从效率上说，由公证机关进行实质审查，有利于提高登记机关的登记效率。
由登记机关进行登记，假如同时要求登记机关负责对登记事项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进行实质审查，势必导致登记效率低下，从而延缓不动产交易的速度和进程，引起交易主体的不满和抱怨。假如由公证机关负责实质审查，公证机关在完成这个过程中所需花费的时间必然相对要短，其有效性或准确性也会增强，登记机关在此基础上进行适当的形式审查就办理登记手续，无疑能够极大地提高登记效率，也有利于改善政府机关的形象。
（三）由公证机关进行实质审查符合国际惯例
公证人对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原因行为进行实质审查，不动产登记官员对不动产登记实行形式审查，是多数大陆法国家的立法原则。在大陆法国家，公证是不动产物权变动之前必须经过的一个前置性程序，公证机关承担不动产登记前对其物权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的行为以及契约进行实质性审查的任务，而国家登记机关只对提交登记的申请及有关材料进行形式审查或称“窗口式审查”。如在法国、意大利等国，经过公证的不动产契约即为相应不动产权利的凭证，登记机构只接受经过公证的契约。
二、物权法（草案）中应当增加规定的“法定公证事项”
基于上述论证，笔者建议在物权法（草案）中作出以下修改摘要：
（1）规定在不动产登记前，由公证机关对登记事项首先进行实质性审查，并将其作为不动产登记的必要前置性程序。具体应将草案第九条改为摘要：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应当登记。不经登记，不发生物权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对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合同，该合同应当经过公证；不经公证，登记机关不予登记。依照法律规定，土地、矿藏等自然资源属于国家所有的，可以不经登记。
以上条文中主要加了登记前的公证程序。这是物权变动中的主要形态，根据前述论证，应当在变动前进行公证。经过公证，登记机关仅需进行形式审查就可以办理登记，这样可以提高登记效率，有效地达到不动产登记的目的。《瑞士民法典》第657条规定摘要：“转移所有权的契约，不经公证，无约束力”；《瑞士债法典》第216条规定摘要：“以不动产为标的物的买卖合同，须经公证始为有效。购买或者买回不动产的预备协议和合同，经公证后始为有效”。法国、德国等国的民法典均有类似的规定。这类规定值得我国物权法借鉴。
（2）规定在不动产抵押登记前，应当首先经过公证。具体应将草案第二百一十四条改为摘要：当事人以不动产抵押的，应当向不动产登记部门办理抵押物登记，抵押权自记载于登记簿之日起生效。当事人以动产抵押的，可以办理抵押物登记，抵押权自抵押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抵押人和抵押权人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抵押合同，该合同应当经过公证；不经公证，登记机关不予登记。
上述修改强调，当事人以动产或不动产设定抵押，应当首先经过公证，在公证后，有关登记部门才能予以登记。这个前置性程序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动产或不动产上设定负担，实际上是对所有权的限制，而这种限制涉及多种法律关系，也关系到交易平安，因此在登记前应当首先由公证机关进行实质性审查，只有在其真实性、合法性得到确认后，登记机关才予以登记。登记机关予以登记，实际上就是办一个手续而已。
除抵押这种担保形式外，其他诸如质押，包括权利质押，都应当照此办理，在登记前先行经过公证。相关的条文都应当予以适当修改和调整，这里不一一赘述了。
（3）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之前应当经过公证。具体应将草案第一百二十六条修改为摘要：土地承包经营权，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县级以上地方政府应当向土地承包经营权人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并登记造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当事人要求登记的，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申请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在进行上述登记前，承包土地合同必须经过公证；未经公证的，不予登记。
（4）规定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订立后、登记前，应当经过公证。具体应将草案第一百四十二条改为摘要：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订立后，应当向县级以上登记机构申请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建设用地使用权自记载于登记簿之时起设立。登记机构应当向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发放建设用地使用权证书。在办理上述登记前，双方当事人必须就其所订立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进行公证；未经公证的，登记机关不予登记。这样规定的理由很简单，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转让、互换、入股、赠和或抵押可能导致建设用地使用权人的变更，而建设用地本身涉及社会重大利益，甚至关系到国计民生，其权属发生变化，在登记前首先经过公证有利于确保此类行为的合法性，同时也可以过滤违法因素，防止纠纷的滋生，维护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有鉴于此，这类合同在登记前也应当经过公证。
和此类似，该法草案第一百六十条规定的宅基地使用权登记也应当先行经过公证。此外还有第一百七十条规定的邻地利用权登记、第一百九十条规定的居住权设定登记等等均应确立公证前置程序。
总的有一个原则，凡是在物权变动中需要由登记机关登记的，作为登记的前提条件，原则上均应当予以法定公证。需要登记而不需要公证的，仅能作为例外存在。这就是所谓“公证跟着登记走”原则。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法定公证的情形仅仅限于需要登记的事项，除登记事项需要公证外，物权法还应当规定其他一些事项，虽然无需登记，但仍然需要公证，没有经过公证，其行为是无效的。举例言之，在物权法中可能会涉及相关提存新问题，如在抵押期间，抵押人转让抵押物的，所得价款应当向抵押权人提前清偿所担保的债权或者向抵押权人所在地的公证机构提存。这时抵押人去公证机关办理提存手续，虽然无需登记，但是也要先经过公证。这就是所谓提存公证。其他的还有摘要：假如当事人双方在有关的物权行为中约定，需要公证其行为方产生法律效力的，该公证直接决定相应法律行为是否生效，因而也属于“必证事项”。
三、需要探索的三个新问题
公证在我国虽然目前发展较快，势头看好，但人们对公证制度的功能还普遍缺乏足够的熟悉，在将公证制度引入物权变动过程中，需要在理论上和制度建构上明确和解决以下新问题摘要：
新问题之一摘要：对民事行为强制进行公证，是否属于对契约自由原则的限制或破坏？
应当认为，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契约自由是私权自治原则的首要含义，也是文明国家普遍认同的基本市场准则，这是毋庸置疑的，这个原则应当得到充分尊重。但是，对部分重要的民事法律行为进行强制性公证，并不会导致契约自由的丧失，更不意味着是对公民私权利的干预。因为不动产变动是一个重要社会活动，它会对个人和社会带来重要的影响，而且这个过程涉及的法律关系较为复杂，轻易引发纠纷，发生纠纷后，司法机关解决起来也有较大难度，因此应当对这个过程进行适当的干预和监督，以预防纠纷的发生。从这个意义上说，公民的民事权利也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社会属性，正是这个社会属性，成为公证介入其中的理论根据。尤其是，实施强制性公证并不会限制契约自由，是否签订契约，是否进行不动产流动，完全是当事人自己决定的事项，公证机关不可能进行干预，也没有干预的权限和机会。只有在“契约自由”完成后，公证机关才适当介入，介入的目的仅仅是对“契约自由”进行规范和引导，防止交易主体的“契约自由”引发无谓的纠纷或造成重复性劳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公证不仅没有损害契约自由，反而是确保了契约能够真正自由。事实上，不是因为公证介入其中才出现这个新问题，只要对物权变动实施实质性审查，都会产生这个新问题。由登记机关进行实质性审查，恐怕就有行政权肆意干涉私权的新问题了。对公证机关而言，假如其实质性审查存在错误，将会导致损害赔偿责任的出现。
新问题之二摘要：公证的介入是否增加物权变动的交易成本？
公证机关介入物权变动的过程，必然会引起交易成本机制的转换。一方面，公证机关虽然属于非盈利性机构，但为了生存，也是需要交纳适当的手续费的，这是交易主体需要投入的成本；另一方面，从国家这个角度看，国家设立公证机关，并且要求公证机关对物权变动的过程强行介入，并进行调查审核，确定其真实性和合法性，这也是需要投入成本的。但是，任何一项制度的实施都是需要投入成本的，关键要看这种成本的付出是否值得。通过公证，过滤了物权变动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各种无效甚或非法因素，有效地减少了纠纷的发生，这就节省了解决纠纷的司法资源。在此意义上，在物权变动过程中增加一个法律环节，增加一些交易成本是值得的。而且，对物权变动实施强制性公证，除其所具有的预防纠纷的功能外，还有其他功能，比如提供数据、强化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等等。这些功能的获得，也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公证机关提前介入物权变动过程，也节省了登记机关的成本。对交易主体而言，并不存在因为交纳不起公证费用而无法进行不动产交易的情形。公证法（草案）规定摘要：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公民申请办理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公证的事项，减半缴纳或者免缴公证费。这便保障了有经济困难的当事人能够履行法定公证义务。事实上，和普通法国家相比，在大陆法国家，由于公证人的参和，不动产交易的平安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实际发生的交易成本则低得多。
新问题之三摘要：我国登记职能是由目前的行政机关执行还是改由法院实施？
对此有两种不同的观点摘要：一种观点认为，登记事务仍然应当由行政机关承担，并且建议我国应当在政府机构内部设立专门的登记机构，可以将其称为“不动产登记局”，统管不动产登记的有关事宜；另一种观点认为，登记只能由不动产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法院管辖，废止目前实行的多部门登记，以及在有些地方施行的按照权利人的级别进行分级登记的管辖制度。此制度建立的目的，是为了维护不动产登记地及资料的统一性。这两种观点都不无道理，但笔者更倾向于第二种观点，即将我国不动产登记权交给法院统一行使，这种做法利大于弊。具体理由是摘要：其一，在我国目前，登记机关属于行政机关，行政机关行使登记权，即使采用形式审查原则，也不够超脱。换而言之，由行政机关行使不动产物权的登记权，不利于行政机构的职能转变。而由法院负责登记，不仅其中立性和客观性特征将强化其权威性和公信力，而且还有利于推动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其二，由行政机关作为登记部门，难以消除政出多门、分散林立的弊端，也就是难以确保登记部门的统一性，轻易造成登记效率的低下以及登记出错的弊端。比如一个工厂要整体抵押，就必须分别到房产部门、地产部门、公安部门等多个部门进行登记，这无疑会增加当事人的登记困难。由法院负责登记就可以将这些登记职能统一起来行使。其三，建立统一的不动产登记局，目前看来难度是极大的，因为重新设立一个独立的行政机关，专门负责登记，不仅没有必要，而且也不符合行政机构精简的原则和发展方向，何况其可操作性有几成，还是一个无把握的事情。其四，由法院负责登记，不会增加法院过多负担。原因是我国的登记应当实行形式审查原则，在登记前，应由公证机关负责对不动产的设立及变动状况进行统一的公证，而公证实行的是实质审查原则，这就将登记中的实质性工作和任务分离出去，交给公证机关加以解决了。这一方面有利于法院实行高效率的登记，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公证事业的发展，二者相辅相成，何乐不为呢？其五，国外立法例也表明，不动产登记机关多为法院。例如，德国土地登记法规定，不动产登记统一适用该法，由地方法院的土地管理局作为登记机关。由于法院负责登记只进行形式审查，不动产登记的前提条件是必须经过公证，公证机关实行实质审查，因此假如出现公证错误，由公证机关承担赔偿责任，登记机关无责任可言，因而也不用担心法院承担了登记事务会导致其赔偿责任的负担。登记除所具有的公示功能外，虽然还有行政监督的功能，但这个功能是从属的、外在的，而不是本原的、固有的，行政机关完全可以利用法院登记的信息实施其行政监管的职能。此外，由法院负责不动产登记，还有利于法院把握当事人的财产状况，从而有利于生效法律文书的顺利执行。
以上就是差异网为大家整理的8篇《物权法论文》，希望可以启发您的一些写作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