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时代台湾问题的毛概论文精选4篇

我们大家都知道，台湾自古以来就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的形成是因为中国内战的遗留问题。下面是差异网的小编为您带来的4篇《关于新时代台湾问题的毛概论文》，希望可以启发、帮助到大朋友、小朋友们。

台湾问题的毛概论文：《试论台湾问题中的政策和策略问题》 篇一

一、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

处理两岸关系可以区分为政策和策略两个层面：政策层面是处理两岸关系的原则和总的任务；而策略层面是灵活应对形势变化和引导各方面因素向有利方向发展并实现最终任务的具体手段。

近三十年来尽管国际形势、台湾政局不断变幻，“和平统一、一国两制”这一基本方针始终是我党处理台湾问题的基本原则。以和平方式实现统一是成本最低、能最大限度保护两岸人民利益的统一方式。因而，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表示以最大的努力以和平的方式实现统一。这种考虑，主要是基于照顾台

湾的现状和台湾同胞的实际利益，也是最为现实的两岸谈判的基础。

二、对台策略的发展

(一)1979年，两岸在国际舞台上已经完成了角色转换，大陆相对于台湾拥有绝对的优势，在联合国安理会担当常任理事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合法性得到所有主要国家的承认；在政治制度上，国民党独裁统治遭到岛内外的普遍反对，而大陆在拨乱反正之后，锐意改革，政通人和；在经济方面，台湾人均水平要远高于大陆，但是在经济总量上低于大陆；在文化、社会方面，两岸同胞同宗同文，战争造成的几十年骨肉分离、背井离乡使得人心思归；在军事方面，美国对台湾的支持维持着两岸的对峙。 凝结着邓小平同志杰出政治智慧提出的“一国两制”的和平统一方案既立足于两岸的客观情况又充分考虑到了台湾居民的切身利益，受到了台胞的欢迎，在国际上也得到普遍称赞。

（二)1987年至1995年，两岸关系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有利因素是：一，台湾官方的主流意识是大陆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二，在放弃“三不政策”之后，国民党当局成立“国家统一委员会”，制订《国家统一纲领》，成立官方背景民间组织的“海峡交流基金会”，“积极”推动两岸谈判。三，台湾面临经济转型，面临传统制造业必须向劳动力成本低的地区(大陆）转移从而提高竞争力的压力，大陆经济改革成效显著成为世界经济热点，促使两岸经贸和人员往来迅猛发展，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

（三）从九十年代初开始，李登辉逐步背离一个中国原则，一九九九年以来，李登辉的分裂活动进一步发展。五月，他出版《台湾的主张》一书，鼓吹要把中国分成七块各自享有“充分自主权”的区域。七月九日，他公然将两岸关系歪曲为“国家与国家，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企图从根本上改变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地位，破坏两岸关系、特别是两岸 政治对话与谈判的 基础，破坏两岸和平统一的基础。

（四）自2004年下半年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领导集体展现了对台政策新思维，积极、务实地调整对台政策，有效遏制了“台独”势力，把握了两岸关系的主动权，成为两岸关系 发展史上的转折点，必将对两岸关系的稳定发展与祖国和平统一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三、结语

两岸统一的民族大业是一项艰巨而长期的任务，在两岸关系发展的道路上还会有反复和曲折。一，急进“台独”虽然受到遏制，但是“渐进式台独”和“实质台独”依然嚣张，利用“台湾正名”、“去中国化”、“法理台独”，模糊岛内民众的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制造两岸对抗，恶化两岸关系。二，美国政府对台湾政策的立场是不统不独，在现阶段它反对台湾“急独”避免陷于台海危机，但是支持台湾事实独立，反对两岸统一也是它的基本立场。三，在多年“台独”势力的经营下，台湾岛内的主流民意已由“不统、不独、维持现状”取代了“统一”，增强岛内民众的中国国家认同与中华民族认同仍是一个长期不懈的过程。

虽然两岸和平统一的道路还会有坎坷和曲折，但是我们坚信只要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根本方针，把握总的方向和原则，根据现实条件的变化，提出灵活有效的策略和方法，把握、引导、创造导向事业成功的有利因素，通过完成一个又一个阶段性的目标最终实现两岸统一是完全可能的。

台湾问题的毛概论文：《试析当前解决台湾问题的机遇与挑战》 篇二

由于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国共内战，蒋介石退守台湾及50年代起美国的霸道介入，导致1949年后两岸一直处于分离状态，台湾问题自此产生。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坚定目标，也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进程。当前，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既有难得历史机遇，也不得不面临现实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全面贯彻两岸和平发展重要思想具有深远的意义。

一、机遇

（一）大陆综合实力不断增强

根据矛盾分析法，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大陆综合实力的全面提升当属主要矛盾。试想，大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综合实力若高于或至少不低于台湾的水平，那么台湾问题的解决就不会成为问题。当前，令我们自信和欣慰的是，主要矛盾的最终解决已大步行走在路上。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大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乘风破浪，含硬实力和软实力的综合实力已今非昔比，有目共睹。依法治国、尊重和保障人权、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等入宪，公民的民主权利不断丰富和逐步落实。在不断超越中跻身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超过6 000美元。军事实力不断提升，蛟龙潜水、航母出海、神十问天。外交上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走和平发展道路，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和欢迎。基于这些，大陆在两岸博弈中越来越主动，越来越自信。两岸各方面差距正在日益缩小，大陆对台湾的吸引力不断增强，为祖国的统一大业不断积累着正能量。

（二）国际上，中国大陆影响力日益提升

东欧剧变以来，在西方国家按照“多米诺效应”来幸灾乐祸地围观中国“倒下”时，他们失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他们的怀疑和惊诧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惊人奇迹，“中国道路”令世人强烈地感受到“中国震撼”。

今天的中国已从世界边缘不断走向世界中心。中国作为一个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追求公平正义、打造世界经济新引擎的大国形象越来越赢得支持和尊重。国际上借助于中国大陆的地方也越来越多，中国大陆的话语权不断提升。中国向国际社会明确发声，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核心利益。在中国总体实力与国际影响力快速上升的大背景下，国际社会认同一个中国的格局更加巩固，“台独”的活动空间日趋狭窄，其分裂图谋无法得逞。这些都为最终解决台湾问题增加了筹码。

（三）两岸交流合作持续推进

2005年连战访问大陆以来，“国共平台”建立[1]。2008年3月，国民党在台湾重新执政，两岸关系呈现和平发展的良好局面。

2012年3月国共两党领导人在会谈中首次共同表达“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政治论述。2013年6月会见吴伯雄时强调坚定不移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从2008年6月起到2013年6月，大陆海协会与台湾海基会领导人9次会谈（即八次“陈江会”和首次“陈林会”），签署了包括《海峡两岸投资保护和促进协议》在内的19项协议，不断推动两岸经贸合作取得历史性进展和突破。两岸文化交流领域、内涵也不断扩展。两岸实现了一定范围内的互认高校学历，互招高校学生，《富春山居图》的合璧展出、《两岸常用词典》编纂完成等。“两岸经贸文化论坛”和“海峡论坛”等广泛开展两岸人民交流，不断促进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在近年大陆地震和台湾“莫拉克”台风袭击等大灾难中，两岸同胞相互支持、携手相助，书写了同胞手足血浓于水的感人篇章。来自台湾的“希望之翼”张平宜、执着归乡的台湾老兵高秉涵分别被评为2011、2012感动中国人物，温暖着两岸中国人。

两岸多领域的交流合作使两岸同胞联系更紧密、感情更融洽、利益更融合，就会为不可逆转的和平统一创造坚实的条件。

（四）港澳的示范作用

港澳回归以来，中央政府严格履行“一国两制、港（澳)人治港(澳）、高度自治”的庄重承诺，确保《基本法》在港澳得到全面贯彻落实。十余年的实践证明，港澳的经济社会制度与生活方式基本保持不变，港澳的经济发展水平在世界的领先地位保持不变，港澳居民珍视的自由、法治、人权等价值观得到了尊重、维护和巩固。港澳同胞的合法权益得到了有力的保障。不仅如此，回归以来，港澳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切实有效改善民生、循序渐进推进民主、包容共济促进和谐，确保了社会各项事业取得长足进步。港澳居民享有了从未有过的当家做主的民主权利，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共享做中国人的尊严和荣耀。

“一国两制”在港澳实施之总体顺利和成功，超出当初很多人的预料。回归后港澳同胞的权益不是缩减了而是扩大了的事实也打消了当初一些港澳同胞的种种顾虑。这些无疑对解决台湾问题具有正面的示范作用。

二、挑战

（一）大陆和台湾的差距及隔阂短期内难以消除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两岸百年疏离与数十年的政治对立造成了两岸发展道路不同、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歧异。存在发展程度落差、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差异、民众感情淡化等现实问题。这些均非短期之内所能解决。

当前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处于劣势的大背景下，历经百年沧桑磨难的中国大陆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社会仍处于发展当中，快速发展中也积累了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社会整体文明素质还不够高，与台湾相比还有很大差距。这些都直接影响到台湾同胞的统一意愿，也消减了和平统一的说服力。

即便对“一国两制”的理解和运用，两岸目前存在着很大的认知差异。祖国大陆方面一直表示用“一国两制”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主要由于台湾执政当局不愿意和大陆谈判统一和长期以来对“一国两制”的负面和扭曲宣传，加之我们在涉台“一国两制”的宣传和研究中的某些做法也需要检视和反思，迄今多数台湾民众仍不接受“一国两制”[2]。

（二）“台独”干扰仍不可忽视

“台独”作为二战后岛内分离主义势力与美、日等国际势力勾结的产物，天生就具有根深蒂固的分裂性和依附性。长期以来，台湾已经成为西方大国遏制中国的战略筹码，国际势力不会轻易放弃对“台独”这枚棋子的利用。近百年来两岸间曲折的分分合合、历史造成的恩怨与隔阂，使台湾 社会形成某种休戚与共、相互依存的“悲情意识”或特殊的“台湾意识”。这种“台湾意识”很容易被“台独”分子所歪曲利用[3]。

2008年以“台独”为党纲的民进党在台湾下台，在2012年大选中也败选。但45.6%的支持率说明其仍具有相当的社会基础，“台独”势力也绝不会因为一两次挫折就偃旗息鼓。所以，其实力不容小觑，其干扰不可忽视。

在和平、 发展成为岛内主流民意的形势下，“台独”势力为了掩盖分裂本质，从“对抗性台独”、“显性台独”，渐变而为“和平台独”、“法理台独”，进行和平“台独”、稳健“台独”、隐性“台独”等变种，继续蛊惑人心，但其实质仍是继续顽固坚持“台独”立场[3]。展望未来，台独势力对两岸关系发展的掣肘较之马英九上一个任期，只会加强，不会削弱[4]。

（三）美日等因素依然作梗

由于历史的原因和我们的实力和美国的巨大差距，台湾问题这个本属于我国内政的问题长期以来受到美国的制约。

中国的日益发展壮大和完全统一会对美国维持全球霸权构成巨大威胁。美国基于其国家利益的考虑，不会放弃台湾这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作为其分化和遏制中国的最有效工具。尽管中美之间有系列公报和声明，但在美国对台政策中还留了一条尾巴，那就是《与台湾关系法》及美国对台售武，离间两岸关系并获取大量的 经济利益。美国主要依据其 政治、经济战略利益的需要来调节其对海峡两岸的倾斜程度并决定是否运用或怎样运用“台湾牌”以图达到长期控制台湾海峡局势从而牵制中国的目的。

近年来，出于在地缘战略方面的考虑，面对中国的和平发展，仍潜存浓厚“台湾情结”且作为“台独”始作俑者的日本极右势力毫不顾忌“一个中国”原则，大力鼓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不断制造事端，离间两岸，始终把台湾视为制约中国发展壮大的重要筹码。一旦台海局势发生变动，日本作为美国的军事盟国，必将插手台湾问题。事实上，今天的台湾问题无论从产生到发展都摆脱不掉日本的影响。

三、结论

目前，大陆对台方针政策及对台 工作日趋务实、平和和富于耐心。特别是两岸和平发展重要思想的提出及逐步落实，大陆在搞好自身发展、争取台湾民心、赢得国际社会支持等方面已经并将继续取得确保台海局势稳定、拓宽和提升两岸交流和合作的广度和深度的良性发展。我们有理由相信解决台湾问题的机遇大于挑战。

大陆自身的健康平稳发展和综合实力的全面提升是确保两岸和平发展的根本条件，决定了两岸关系的格局和发展方向。只要大陆继续保持经济的平稳增长，巩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物质基础、 文化基础和社会基础，不断增强综合实力，就既能提升自己和平统一的底气，又能增强台湾对大陆的向心力，为台湾的发展提供更多更好的条件，增加吸引台湾民众向往祖国统一的筹码，并切实击退“台独”分裂势力的阴谋，减弱甚至消除美日因素的障碍。

中共愿意与不主张“台独”、认同一个中国的台湾任何政党交往、对话、合作，有利于两岸政党之间的沟通和谅解；民间经济文化的频繁交往和持续交流，增强了两岸同胞的了解和信任。所有这些都有利于使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愿望成为台湾同胞的主流民意。各种有利因素的不断累积和释放，自然就会出现比较好的叠加效应，不断夯实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基础。

台湾问题政治论文 篇三

日本介入台湾问题的动因分析

摘要：

近年来，在台湾问题上，日本的卷入日益加深，台湾问题中的日本因素不断上升。日台关系逐步从台后走向

台前，其官方实质性联系更加露骨，给中国大陆解决台湾问题制造障碍。日本在台湾问题上加强介入，主要是以下几方面因素使然。

一、谋求地缘政治利益

台湾在整个亚太地区的地缘环境中，战略价值非常突出，台湾海峡有“东方的直布罗陀”之称，北有琉球群岛，可通往日本，起着联系日本本土的作用，南有巴士海峡，与菲律宾隔海相望，是极为重要的国际航道。从地缘政治上看，台湾是辐射亚洲特别是东亚地区最为理想的战略支点。1994年，时任美国海军部部长的詹姆斯·福雷斯特尔就曾说过：台湾是未来太平洋最关键之处，谁控制了台湾，谁就控制了亚洲大陆整个海岸。

在日本看来，台湾问题关系到日本根本的地缘安全利益，涉及到了日本的核心国家利益。台湾扼日本生命线之要冲，位于日本的“1000海里海上运输线”范围之内，是其南下东南亚，进入波斯湾，前往欧洲的必经之道，日本每年在这条航线上的运输量达5亿吨，其中包括日本所需石油的90%和核燃料的100%。事实上，从甲午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有的战略部署，日本都是以台湾为战略“跳板”的。

当前，中日两国在东海大陆架、钓鱼岛、东海油气资源开发等问题上的争端已经严重地影响了两国关系，而这些争端又大部分牵涉到台湾问题。特别是钓鱼岛主权之争，对于日本而言，尤其具有地缘战略意义。因为钓鱼岛涉及中日两国大陆架的划分和东海经济专属区特别是石油开采区的划分等诸多问题。钓鱼岛与台湾岛在地理上具有共生性，一旦台湾回归祖国，中国将在钓鱼岛等问题上对日本将形成绝对优势，这是日本极不愿看到的。日本京都大学教授中西辉政在《台湾是日本的生命线》一文中指出，台湾对日本的安全来说是最后的生命线，如果台湾与中国大陆合为一体，那么尖阁列岛（即钓鱼岛及附属岛屿）周边就将完全成为中国的海域，冲绳海域和东海就将成为中国军舰的演习之域，日本的船舶和飞机将被赶出这一区域。此外，来自中东的石油被视为日本的生命，而这些油轮和运粮船的海上通道几乎都经过台湾周边。如果台湾被中国大陆统一，那就意味着日本的出入口将被中国完全堵死，日本只能对中国惟命是从，日美安保条约也将有名无实。这是一篇带有浓厚右翼色彩的文章，但是由此也可以看出台湾海峡对于日本地缘安全的重要性。

二、浓厚的“台湾情结”

日本对台湾的觊觎可以说由来已久。从19世纪中叶开始，日本就不断染指台湾。甲午战争后，清朝政府被迫把台湾割给日本，日本对台湾50年的殖民统治，培育出日本人斩不断的台湾情结。许多日本人的内心深处，依旧怀念着强占台湾为殖民地的旧时代，对台湾的眷念之情难以释怀，明里暗里与“台独”势力相勾结，妄图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李登辉、陈水扁上台后，其媚日、亲日的言论和活动，以及加强对日“务实外交”等，更加重了日本人的“台湾情结”。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和狭隘民族主义抬头，“皇国史观”在日本颇有市场，为日本过去的侵略历史翻案已渐成气候。日本有一部分人对台湾在二战后回归中国一直耿耿于怀，至今仍未放弃“台湾归属未定论”。他们认为统一的中国将是对日本的威胁，一些右翼势力甚至公开鼓吹肢解、分裂中国。日本右翼作家司马辽太郎写作出版的《台湾纪行》，公开为日本在台的殖民统治唱颂歌，竟成为日本十大畅销书之一，反映了日本人对台湾的眷恋。稍后日本右翼漫画家小林善纪的连环漫画书《台湾论》在台湾出版，此书公然歪曲历史，混淆是非，美化殖民侵略，为日本军国主义招魂，为“台独”势力叫好。

台湾问题的毛概论文：《毛泽东关于和平解放台湾的设想》 篇四

摘要：毛泽东的一生是为中国的独立和统一而奋斗的一生，他提出的关于解放台湾，尤其是和平解放台湾的设想和政策，对"一国两制"构想的产生和形成是做出了重要贡献的，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毛泽东；和平解放台湾；设想；历史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对在人民解放战争中未能解放的台湾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他提出的关于解放台湾，尤其是和平解放台湾的设想和政策，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一、和平解放台湾设想出台的背景

自中国大陆基本解放以后，毛泽东就一直关注台湾的解放。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曾经准备武力解放台湾，并责成粟裕和萧劲光负责领导筹划台湾战役，还将准备用于攻台的部队集中江苏境内进行训练。然而，到了50年代中期，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将“武力解放台湾”的方针转变为“和平解放台湾”的设想。这种转变不是偶然的，是由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所决定的。

1、国际紧张形势趋于缓和

20世纪50年代中期前后，国际形势特别是中国周边的形势，发生了值得注意的新变化:朝鲜半岛和印度支那地区战火的平熄，中印、中缅关系问题的解决，使一度紧张的亚太地区局势趋向缓和，中国周边环境得到改善，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设想提供了可行性，使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看到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希望。

2、台湾海峡局势趋向相对稳定。

3、美、蒋矛盾激化

美国直接占领台湾的阴谋破产之后，只有转过头来支持蒋介石在台湾的统治，但不久美蒋就产生了分歧。蒋介石是把台湾看做一种过渡，最终目的是要“反攻大陆”，再次统治全中国。而美国则认为，如果宣布保护金马，将会被死死拖住，因此主张蒋介石只保台澎，放弃金马，使台湾完全与中国大陆脱离，达到“划峡而治”、制造“两个中国”的目的。所以，蒋介石对此怒不可遏。在1955年2月7日，蒋介石在台北评述国际形势时宣称:“大陆、台湾都是中国的领土，中华民国不容分裂，台湾是中国的领土，曲解台湾的地位是别有用心的，‘两个中国’的主张是荒谬绝伦的”[2]。4月，艾森豪威尔密使前往台湾，当面劝说蒋介石从沿海诸岛撤军。蒋介石勃然大怒，声称“要他放弃这些岛屿，就等于污辱他的祖坟”[3]，并明确表示，“为保卫金马，将战至最后一人”[4]。这种情况表明，虽然国共两党长期处于敌对状态，但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问题上，却有着惊人的一致性。因而采取和平解决台湾的方式，更有利于争取蒋介石国民党，更有效地利用蒋美矛盾，反对美国“划峡而治”的阴谋，使中国领土不被分裂。

4、毛泽东希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20世纪50年代初，毛泽东主张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同时，曾考虑过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这种建议被国民党拒绝。到1960年，毛泽东与美国友人斯诺谈话时又提到“我们要用和平的方法解决台湾问题，我国好多地方就是用和平方法解决的。北京就是用和平方法解决的，还有湖南、云南、新疆”[5]。这是因为，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必定会给台湾人民造成一定的损失，为了避免这种损失，毛泽东提出以第三次国共合作、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设想替代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

二、和平解放台湾设想的提出、发展及其基本要点

毛泽东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设想有一个发展过程的：1954年7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日内瓦会议后的形势。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意见，中共中央决定发动一场和平解放台湾的运动。在毛泽东的运筹下，周恩来于1955年3月在人大会议上，首次提出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采取和平的方式解决祖国统一问题[6]，这一主张的提出标志着中共对台政策的重大调整。1955年4月，周恩来准备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万隆会议。在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说明我国解决台湾问题的立场，开展了多方面的活动。此后，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毛泽东相继提出了一系列具有独创性的观点、想法和政策。

1955年5月26日，毛泽东在同印度尼西亚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谈话时说:“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最后都是用谈判解决的，台湾问题也可以用谈判解决”，“和平为上”[7]。1956年1月25日，毛泽东在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第一次正式提出了“第三次国共合作”的构想。他说:“国共已经合作了两次，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8]。1956年春，毛泽东、周恩来委托章士钊到香港，沟通国共两党关系，并带了一封中共中央专门写给蒋介石的信。信中倡导第三次国共合作，并提出了第三次国共合作，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办法:除了外交统一中央外，其他台湾人事安排，军政大权，由蒋介石管理；如台湾经济建设资金不足，中央政府可以拨款予以补助；台湾社会改革从缓，待条件成熟，亦尊重蒋介石意见和台湾各界人民代表进行协商；国共双方要保证不做破坏对方之事，以利两党重新合作。章士钊遵照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的嘱托，通过台湾派到香港负责国民党文宣工作、主持《香港时报》的许孝炎先生，将中共中央的信直接交到了蒋介石的手中[9]。1956年9月30日，毛泽东在同印尼总统苏加诺会见时说:“我们要同他恢复友好和合作的关系，我们过去合作过两回，为什么不能合作三回呢？”毛泽东很风趣地说:“但是蒋介石反对，他每天反对，我们就每天说要同他合作。”[10]在这里，毛泽东再次提出了第三次国共合作问题。

1956年10月7日，毛泽东等在会见有关人士时说:如果台湾回归祖国，一切可以照旧[11]。1958年炮击金门开始后，毛泽东和周恩来会见一些朋友时，周恩来就国共和谈问题谈了一些具体设想:蒋经国等安排在人大或政协是理所当然的，蒋介石将来总要在中央安排，台湾还是他们管，如果陈诚愿意做，蒋经国只好让一下做副的。又说，陈诚愿到中央工作，不在傅作义之下，蒋经国也可以到中央工作[12]。1958年，毛泽东在处理台湾海峡危机时指出:“我们无求于你们，只希望你们实行孙中山先生的爱国三民主义，然后逐步进到社会主义，如此而已。”[13]1958年10月6日，毛泽东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告台湾同胞书》说:“你们与我们之间的战争，三十年了，尚未结束，这是不好的，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14]。”1958年10月13日，毛泽东在接见新加坡《南洋商报》的一位撰稿人时表示:台湾如果回归祖国，照他们（指蒋介石等）自己的方式生活。蒋介石不要怕我们同美国人一起整他。又说，蒋同美连理枝解散，同大陆连起来，枝连起来，根还是他们的，可以活下去，可以搞他的一套。关于军队问题，可以保存，我不压迫他裁兵，不要他简政，让他搞三民主义[15]。后来，周恩来将毛泽东的这些原则概括为“一纲四目”。

1959年2月17日，毛泽东会见摩洛哥共产党代表团时说:“现在我们又讲跟蒋介石合作，他说不干，我们说要，合作共同反美，他不干，我们说总有一天美国要整他，总有一天美国要承认我们，丢掉他。蒋介石懂得这一点。我们搞第三次合作，他通过秘密的间接的方法跟我们联系，公开不敢，怕美国，对我们不怕”。[16]1959年10月5日，毛泽东同拉丁美洲17国共产党代表团代表谈话时说：“就蒋介石说，台湾是一个国内问题。是否一定要用武力解决呢？也不是，我们准备同蒋介石谈判，但他不干。我们没有办法，可能有一天会打起来的。”“在台湾问题上，美国企图搞‘两个中国’，一个大中国，一个小中国。”“我们反对‘两个中国’，蒋介石也反对‘两个中国’，我们有一致之处，有共同点[17]。”1960年5月22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研究对台工作问题，“认为台湾宁可放在蒋氏父子手里，不可落到美国人手中；对蒋介石我们可以等待，解放台湾的任务不一定要我们这一代完成，可以留交下一代人去办；现在要蒋过来也有困难，逐步地创造些条件，一旦时机成熟就好办了”[18]。1960年，毛泽东、周恩来共同提出，并通过有关渠道向台湾当局转达更为宽大的和平解决台湾的想法，这些想法主要有:第一，台湾必须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第二，台湾回归祖国后，除了外交统一中央外，其它台湾人事安排、军政大权，由蒋介石管理，对陈诚、蒋经国等人亦按蒋介石之意重用；第三，台湾所有军政及台湾经济建设资金不足，中央政府可以拨款予以补助；第四，台湾社会改革暂缓，等条件成熟，亦尊重蒋介石意见和台湾各界民众代表进行协商；第五，国共双方要保证不做破坏对方之事，以利两党的重新合作。1965年7月2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李宗仁夫妇和程思远先生时说:台湾总有一天会回到祖国来的，这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三、和平解放台湾设想的深刻影响

毛泽东提出的和平解放台湾的设想，虽然由于各种原因直到他1976年去世时都未能实现，但其影响确实是深刻的。

1、为解决台湾问题制订了新的方针，把对台工作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毛泽东审时度势，将“武力解放台湾”转变为“和平解放台湾”，这一设想的提出，既使祖国大陆有一个进行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和有计划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和平环境，又可避免因战争给台湾带来的损失，满足了台湾同胞求和平、求安定、求发展的需要，更避免了中美发生正面军事冲突的可能，也推动了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对台工作的迅速开展。首先，对在台湾的国民党降低了敌意。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提法上降低了敌意。到1955年中期以后，不论是中共中央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还是报刊上的报道和文章，对蒋介石国民党一般不再称“蒋介石卖国集团”，而改为台湾当局；不再讲“消灭蒋介石卖国集团”，而是提出与之“协商”、“谈判”；不再把宽大范围限定在“除蒋介石一人外”，而是宣布“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和为上”；二是在军事上降低了敌意。1955年3月14日，毛泽东指示彭德怀，“马祖及其任何岛屿的敌人撤走时，我仍应让其撤走，不要加以任何攻击或障碍”。自1955年夏，停止对国民党军队的主动炮击；在福建沿海地区已修好的飞机场，空军不再进驻；人民解放军继续实行精简整编，全军总兵力由383万减为240万。此后，台湾海峡保持了相当一段时间的平静。其二，通过秘密渠道，力争沟通大陆与台湾的关系，加强对国民党及台湾人士的工作。委托著名人士章士钊赴香港，拜托在中国过境的日本访问苏联代表团成员穗积七郎及其他有关人士去台湾传递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关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主张和有关政策以及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的信息。其三，分六批特赦国民党战犯，缓和同台湾当局的关系。其四，争取国民党党政军要人（如李宗仁等）从海外归国，发挥他们在和平解放台湾工作中的作用。其五，做出将金门、马祖继续留在国民党手中的决策，扩大蒋美矛盾，实行“联蒋抗美”，挫败美国“划峡而治”的阴谋。其六，转变对美国的政策，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为和平解放台湾创造外部条件。以上举措，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对台工作出现了新的突破，开创了新的局面。

2、为海内外人士指明了解决台湾问题的正确途径，调动了他们参加对台工作的积极性。

和平解放台湾设想的提出，是符合当时历史情况的，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在解决台湾问题上的鲜明立场和积极寻求解决台湾问题的诚挚态度，代表了海峡两岸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期盼祖国统一的愿望。更重要的是，为解决国共两党历史争端，实现台湾与祖国大陆统一指明了正确途径，因而深得海内外人士的赞扬和支持，也调动了他们参加和平解放台湾工作的积极性。曾经得到毛泽东接见的《南洋商报》的记者曹聚仁，在1957年发表的题为《北行小语》的文章中说，在党的仇恨情绪尚未完全消逝的今日，毛氏准备和自己的政敌握手，这是中国历史又一重大转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和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等民主党派也热烈拥护和平解放台湾的设想和政策，积极开展了和平解放台湾的宣传“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在“民革”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出号召，希望在台湾的国民党军政要人“早日站到爱国主义旗帜下来，走和平解放台湾的道路，为实现伟大祖国的完全统一而立功”。“民革”中央为了做好台湾国民党军政要人的工作，专门成立了“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著名人士、“民革”中央邵力子等也以各种方式，积极宣传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和政策。在和平解放台湾政策的感召下，国民党的一些军政要人和爱国人士，也公开与在台湾的蒋介石国民党决裂，重新踏上中国大陆这块热土，回到祖国的怀抱。国民党空军的一些飞行员也驾机回归祖国大陆，受到祖国人民的欢迎。他们回到祖国大陆以后，又为推动台湾的和平解放工作贡献出了一份力量。

3、为邓小平建立完整的科学的“一国两制”的理论体系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自从和平解放台湾设想出台之后，邓小平、江泽民乃至现任的胡锦涛，都是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这一立足点去部署和开展对台工作的。毛泽东提出的和平解放台湾设想的基本要点，对邓小平制定“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大政方针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根据新的形势、新的情况、新的需要以及新的实践经验，提出了新的思想、新的观点、新的政策和“一国两制”这一全新的概念，把毛泽东提出的“一国两制”的最早设想，进一步丰富、发展，形成为系统的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和具体务实的政策等一整套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以及规定了我国特定的地区性的社会制度。实事求是地说，毛泽东对“一国两制”构想的产生和形成是做出了重要贡献的，其功绩将永垂青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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