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历史背景及发展概况（最新3篇）

先秦时期的春秋与战国为什么会被称作如此名字呢？一起来了解一下吧！这次差异网为您整理了3篇《春秋战国时期历史背景及发展概况》，如果能帮助到您，差异网将不胜荣幸。

春秋和战国时期发展概况 篇一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系统化、哲理化的时期。春秋初至春秋末，是西周以来敬德保民思想继续发展的时期，仁、礼、法、刑、忠、孝等重要的政治思想范畴，都是这一时期提出的。儒家和道家的出现，使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进入了体系完备和内容丰富、充实的发展阶段。至战国时期，又出现了名家、法家、墨家、农家、杂家、阴阳家、纵横家等思想学术派别，诸子百家各自著书立说，招收学生，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诸子百家中，儒、墨、道、法四家的政治思想内容最为丰富，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发展影响较大。儒家思想以伦理政治为核心，“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重视君臣父子之礼、夫妇长幼之别。在战国时期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孟轲、荀况。以墨翟为创始人的墨家学派，其政治思想的主要特点是重视实用，兼爱是其政治思想的核心。在政治上，墨家主张尚贤、尚同、非攻，在国家的经济政策上则主张强本节用。墨家在战国时期影响很大，与儒家并为显学。

道家源于老子，其政治主张是无为而治。战国时期，主要代表人物是庄周。庄周的政治理想是人与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的“无何有之乡”，比老子的小国寡民的政治主张走得更远。在政治上，他主张“绝圣弃智”,“掊斗折衡”。其他代表人物，如杨朱主张“贵己”、“为我”、“全性葆真”，列御寇主张“贵虚”，都有消极遁世的特点。法家是战国时期起过重要作用的思想流派。在政治上，法家倡导变法，发展耕战事业，以法治国，富国强兵。法家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是历史进化论和人性好利论，法、术、势是法家政治思想的核心概念。法家在战国时期的代表人物有商鞅、李悝、申不害、慎到、韩非，其中商鞅重视法治，申不害偏重于君主对于权术的运用，慎到强调权势对于君主专制政治的决定作用。晚于他们的韩非，吸收、兼容前期法家的思想成分，建立了法术势兼用的极端专制主义政治理论。

春秋战国历史资料 篇二

伴随着私田制和铁器的广泛运用，社会新兴阶层的崛起，战国时期的中国从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上迎来变革的高峰。战国时期，土地国有制彻底瓦解，土地私有制也就是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得到确立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各国的改革或变法运动促进了这一转变。土地自由买卖已经合法化，参与土地买卖的有贫民、官僚和贵族。秦国在商鞅变法后，“除井田，民得卖买”。

由于郡县制度的加强，以获取土地、财富、人口的国家不断开展兼并战争，促使这个从春秋时期开始便战争不断的土地逐渐走向新的时代。战国承春秋乱世，启帝秦发端，中续百家争鸣的文化潮流，这是中国思想、学术发展的黄金时期，史称“百家争鸣”。中原经济技术的新发展与各国相继图强而展开的举国变法，名士的纵横捭阖，宿将的战场争锋，涌现出了大量为后世传诵的典故。塑造了帝制中国的雏形。

秦王扫六合

秦王嬴政于公元前230年只公元前221年，先后灭掉韩，赵，魏，楚，燕，齐

1、挥师灭韩公元前230年，秦始皇派内史腾率军长驱直入，俘虏了韩王安，在韩国故地设置了颖川郡（郡治在今河南禹县），韩国宣告灭亡。韩国的灭亡是秦统一战争全面展开的标志。

2、破赵逼燕。秦灭韩之后，第二个目标就是赵国。公元前229年，赵国接连发生大地震和大饥荒，秦始皇再次命王翦、杨端向赵国发动全面进攻。王翦施行反间之计，用重金收买赵王宠臣郭开，大肆诽谤李牧等人，说他们要谋反，促使赵王将李牧杀害。公元前228年，王翦大破赵军，攻克邯郸，俘获赵王迁，占领赵国本土。接着挥师北上，屯于中山（河北定县），逼近燕国。

3、攻破燕国。秦军逼近燕国，引起燕、代一片恐慌。燕国的太子丹收容秦国叛将樊于期，并通过燕国勇士田光结识了刺客荆轲，企图刺杀秦始皇，但荆轲未能杀掉秦始皇，反而激起了秦始皇对燕国的愤怒。公元前226年，秦军攻占燕都蓟城（今北京市），燕王喜和太子丹逃往辽东。

4、占领魏地。秦军攻克燕都蓟城后，把打击的矛头指向了魏国。公元前225年，秦始皇派王翦的儿子王贲率领10万大军去攻打魏国。王贲看到大梁城地势较为低下，又离黄河、鸿沟不远，遂令秦军开渠，将黄河、鸿沟之水引至大梁城下。三个月后，城垣崩塌，秦军攻入大梁。魏王假投降，不久被杀，魏国灭亡。

5、大举伐楚。公元前225年，秦始皇派李信率军攻楚。李信轻敌冒进，先胜后败。公元前224年，秦始皇亲请老将王翦，令率60万大军伐楚。大破楚军于蕲南，杀楚将项燕，占领楚国大片领土。公元前223年，王翦与蒙武合攻楚都寿春，俘获楚王负刍。次年王翦又率军渡过长江，平定了楚国的江南地区，降服百越之君。楚国宣告灭亡。

6、吞灭齐国。楚国灭亡后，秦始皇派王贲率军深入东北，扫除燕、赵残余势力。公元前222年，王贲攻占辽东，俘虏了燕王喜。接着攻下代城，俘虏了代王嘉。燕、赵两国彻底灭亡。至此，东方六国中就只剩下齐国。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命王贲率秦军从燕国边界南下进攻齐国。王贲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没有遇到什么抵抗的情况下，猝然攻入齐都临淄（山东淄博）。齐王建入秦投降，齐国也被纳入秦国的版图。

疆域折叠编辑本段

东南西北上中下；

齐楚秦燕赵魏韩。

秦：约占有今陕西关中、汉中，甘肃东南部，重庆、四川大部。

魏：约占有今山西南部，河南北部、中部和东部。

赵：约占有今山西北部、中部和河北中部、西南部，内蒙古自治区的一部分。

韩：约占有今河南中部、西部和山西东南部。

齐：约占有今山东北部，河北南部、西部和山西东南部。

楚：约占有今湖北全省，河南，安徽，湖南，江苏，浙江的一部分。

燕：约占有今河北北部，辽宁，吉林的一部分。

政治折叠编辑本段

战国时，各诸侯国陆续形成国君之下将相分职、文武分权的中央官僚体制。相，又称相邦、宰相，是百官之长。将，又称，是武官之长。秦国于武王二年（前309）开始设丞相一职，丞相中最尊贵者称相邦，最高武职初为大良造，到秦昭王时才设。楚国一直以令尹为最高官职，柱国或上柱国为地位稍次的最高武官。各国次一级的武官为尉，或称国尉、都尉。国君的秘书称御史，并有监察之任。郡县的设置更为普遍，逐渐形成以郡统县的格局。原来，官吏世袭，各有封地。战国中期开始，国君对各级官吏改为给以一定粮食作为俸禄，或赏给黄金、钱币。同时形成玺符制度，任免官吏以玺为凭，调动军队以兵符为据。从而将一切权力集中于国君之手。县以下，有乡、里、聚的组织。乡有三老、廷掾，里有里正。聚是村落，其下有伍、什的编制，五家为一伍，有伍长，十家为一什，有什长。

官制折叠编辑本段

中央结构

战国各国都吸收春秋时君权下替的历史教训，建立新的官僚体制以纠过去宗法贵族把持国家大权之失。

战国时中央最高的官吏为相邦。相邦是百官之长，治理朝中百事，对大小官吏有赏罚之权。各国都置此官，但名称上略有歧异，有些国家借用太宰、冢宰、令尹之类的旧名。有的国家称为宰相，秦有时不置相邦，而设左、右丞相。

较相邦为低并分掌各种具体职务的官吏，有主管民政、军事和工程事务的司徒、司马和司空（见三有事），有管理刑罚和辞讼的司寇或司理。还有专管农业、手工业、山林资源的司田、工师、虞师等官。

地方机构

地方上一般都分成若干县，以替代过去贵族的封邑，秦商鞅变法后，全国共设四十一县，《战国策》说魏有百县。县也称都，古书中常将县都连称。在县以下有乡、里。有的国家在乡、里之间还有州。里之下又分成若干个什、伍，伍是五家，什是十家。县的主管官吏为令，秦或三晋，也称县令为大啬夫。在令之下有丞、尉、御史以及县司空、县司马等官。乡、里设三老、里典、伍长等。县置于君主统治之下，君主的政令可通过地方小吏一直贯彻到乡、里，中央集权制比过去大为加强。

各国在边境地区或新占领的地方，往往设郡以统县。如魏在河西设上郡，秦灭蜀后设蜀郡，赵打败林胡、楼烦后建立云中、雁门等郡。战国时的郡都比较大，韩的上党郡有十七县，赵、燕的代、上谷郡都各有三十六县。郡的主管官吏为守，也有称太守者。设郡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地方的军事防御能力，故郡守除治民外，还掌握兵权，可以率兵自卫或出击敌人。

从相邦到地方的守、令，都由国君来任免。在任命官吏时要授予官玺。官吏有了官玺才能行使其权力。在免官时君主又要将官玺收回，当时称为“收玺”或“夺玺”。君主通过所谓的“上计”，考核官吏治绩。官吏不称职或有过失者，君主可收其玺而免其官。《荀子》说：“相邦岁终奉其成功以效于君，当则可，不当则废。”相邦为百官之长，如君主对其不满，随时可被免职。可见当时对官吏的考核是比较严格的。正因为如此，各国政府大都能保持较高的行政效率。

任人唯亲

春秋时实行任人唯亲，官吏主要由公子、公孙担任。战国时任人唯贤比较流行。虽然象齐、楚等国任用宗族的现象仍未断绝，但多数国家都主要从平民中擢用有用人才，甚至象申不害、范睢等出身于贫贱者也能被破格任用。秦多用外来的客卿，广揽天下的英才。秦能最强于天下，与此不无关系。官吏人才多通过大臣或名流之推荐和保举。如果推举者徇私，则将受到一定的惩罚。如秦国对于“凡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

官吏一般都是领取实物为俸禄。高官可以食禄千钟，甚至到三千钟、万钟。稍低的俸禄为一千石，依次而下为八百石、七百石、六百石、五百石、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一百石、五十石。更低者为斗食。按照秦制，六百石以上者皆属高官级别。官吏有特殊功勋者，国家往往赏赐田地。如《商君书》曾说：“得甲首一，赏爵一级，益田一顷。”

封爵仍有，但和春秋之制有较大区别。如属宗室或有功之大臣，可获得君或侯之称号，有封邑或封地，主要食租税，仅有一定的治民权。这些封君多终身或传数世，很难长期世袭。稍低者为卿或大夫，一般是奖励给功臣或名贤。秦的爵制，级别较多，从侯到大夫、士。其中的低爵，获得者为平民或【WWW.CHAYI5.COM】士兵。

法律折叠编辑本段

战国初，各国变法进一步使法律系统化。魏国李悝所编《法经》，包括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和具法。盗法治偷窃，贼法治杀人。囚法和捕法是对盗贼侦查和逮捕的处理程序。杂法是对盗、贼以外犯罪的惩罚规定。具法是根据情况对犯罪予以减轻或加重处罚的规定。秦国本来就有族诛之刑。商鞅变法，设连坐之法，更制定了严厉的法律，增加肉刑、大辟，有凿顶、抽肋、镬烹之刑。其它各国也竞相制定严刑酷法。如齐有烹、杀、酝、金刀等刑，楚国有戮、肢解、烹、贯耳、鞭，笞、刖、宫、梏、砾、灭家、夷宗、三族等刑，燕有截、刳腹、系狱、劓等刑。

战国时各国都用严刑峻法以治国。为此而制订出一批新的成文法典。魏有李悝的《法经》，最为有名。赵有《国律》，燕有《奉法》。但这些法典都早已亡佚。秦律是在《法经》的基础上编订而成，也已不复存在。但1972年出土的云梦秦律和其他有关材料，其中大部分都应是战国时期秦国的法律条文，是了解秦或其他国家法制状况的宝贵资料。

秦律将保护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性放在首要的地位，如对犯盗窃罪者处罚极为严酷。凡参与分赃或窝赃者，则将和盗窃者受到同样的惩罚。窃贼盗窃所得，其价值超过六百六十钱，就要被处以次于死刑的重刑。如盗窃别人的桑叶，其价值不到一钱，也要服苦役三十天。

其次，法律对官吏的违法行为颇为重视。秦律中有多种的官府法规性质的内容，如有《置吏律》、《效律》、《军爵律》等，还有和生产有关的《田律》、《工律》和《金布律》。官吏在执法时忽于职守者为“不胜任”，对重罪轻判或轻罪重判为“不直”，“不胜任”和“不直”都构成犯罪。“不廉洁”的官吏为“恶吏”，也为法律所不容。

战国时刑罚残酷。刑罚有死刑、肉刑、徒刑等类。肉刑分髡、黥、刖、劓等。徒刑是使罪人长期服苦役，三晋称这类罪犯为胥靡，秦称刑徒城旦或鬼薪、隶臣。秦徒刑中以城旦为最重，犯人髡发穿赭衣，颈中戴铁钳，脚上戴铁釱。同时还要处以黥、劓等肉刑。城旦在严密的监督下服长期的苦役，实际上成为罪犯奴隶。肉刑在战国时已成为前一时代的残余，而徒刑则变为一种重要的惩罚手段。较轻的刑罚有迁刑、笞刑和罚金、罚徭。迁刑是把犯人迁徙到边地去服役或戍守。犯人的家属也要承担法律责任，《法经》中的三族刑，即犯人的父、母、妻的亲属也要受株连。秦律中所谓的“收”，也是指籍没罪人的妻孥。

诸侯国折叠编辑本段

战国时期最有实力的是齐、楚、燕、韩、赵、魏、秦，人称“战国七雄”。

春秋一百多国，经过不断兼并，战国初年，约有十几个国。大国有秦，魏，韩，燕，赵，齐，楚，即“战国七雄”。此外还有越国一个较为强大的国家。小国有宋，卫，中山，鲁，滕，邹等。另外还有不少少数民族分布在四周，北与西北有林胡，楼烦，东胡，仪渠，南有巴国，蜀国，闽越。

战国前期，“七雄”形成，各国将精力用在内部整理上。各国招贤才能，励精图治，像李悝，吴起，商鞅等人的变法维新就发生在这时期。

战国中期，就是大战的时候。真是：“国无宁日，岁无宁日”。“邦无定交，土无定主”的混战局面。各个国家为保持自己的生存和扩大国土的势力，君主们都相继称王，独霸一方。一方面加强中央集权，改革图强，加强军备；另一方面，在外交上频频争取别国的“合纵”、“连横”。

战国后期，秦昭襄王用范雎为相，采用了“远交近攻”之计，破坏了各国的“合纵”，加强了秦国的国力、军事，成了战国时期的第一强国，削弱了各国的力量

春秋和战国时期基本内容 篇三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围绕着君本民本、人治法治、性善性恶、法古师令，以及军事、经济、用人等方面展开激烈的争论。

君本与民本思想的争论 　儒、墨、道、法诸家的政治思想，在本质上都是专制主义理论。但是，它们对于君主、民众、国家之间的关系的认识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儒家对于民众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有较深刻的认识，特别是孟轲继承、发展了春秋以来民本思想的精华，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孟子·尽心下》)。荀况则认为君主是“管分之枢要”，主张尊君爱民。在处理君主与臣民之间的关系上，儒家认为仁和礼是最基本的行为准则，“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与儒家相反，法家则完全站在君主的立场上，认为国家是君主的私有物，“国者君之车也”(《韩非子·外储说右下》)，君主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君主应该用法、术、势统御臣民，使臣民慑服。墨家的政治思想也有明显的君主至上倾向，墨翟认为，君主是善言善行的代表，应该由君主“一同天下之义”(《墨子·尚同》)，使臣民的言行意志都统一于君主。

人治与法治的争论 　儒家提倡人治，认为“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中庸》)。所谓人治，就是依靠君主和各级官吏个人的聪明才智、在群众中的威信、以身作则的影响来治理国家，管理人民，把国家、民族的兴亡寄托在个人或少数人身上。为了实行人治，儒家特别强调君主和官吏们的道德修养和爱人之心。孔丘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又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并强调“为政以德”。孟轲认为“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公孙丑》)。荀况尤其强调礼的作用，认为礼是安定社会秩序、稳定等级结构的根本保证。儒家人治主张的实质是伦理政治。法家主张实行法治。他们认为法是约束民众行为的最有效工具，是国家致治的根本保证。法律分明，即使才能平庸的君主也能治理好国家。他们还强调“刑无等级”、轻罪重罚等原则。法家的所谓法治，强调的是严刑峻罚，靠暴力治国，他们信奉的是“民固骄于爱而听于威”的政治哲学。他们虽然也提出过一些法治原则，但从来没有认真执行过。他们所倡导的法治原则和他们所倡导的君主独裁原则是根本对立、水火不相容的。他们所提倡的法治，实际上是强权政治。道家在这一问题上走上了另一极端，一方面认为圣人治天下就是乱天下，另一方面又主张君主无为而治，通过无为政治，使臣民无知无欲，安于被统治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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